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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黨85週年前夕，濟南市召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全市羣衆工作大會，主題是研究新形勢下如何加強和改進羣衆工作。
面對“發展黃金期”和“矛盾凸顯期”，一些不斷出現的階段性矛盾影響着黨羣幹羣關係，能否及時化解矛盾考驗黨的執政能力。
從“與民爭利”到“爲民謀利”
［矛盾現象］山東農民張軍是有名的“上訪戶”。8年前，他爲當地政府搞的村村通自來水、通柏油路等“四通”工程中強行集資攤派(人均負擔400元)問題，上訪了整整兩年。4年後，他又因村民徵地補償款被鎮村幹部截留，再次踏上信訪路。如今，他家的沿街房被強行拆遷，在記者的幫助下才拿到70%的補償款。張軍說，“我是高中畢業生，知道中央一直在強調利爲民所謀，可爲什麼一些黨員領導幹部非要干與民爭利的事呢？”
農民負擔、徵地糾紛、拆遷補償、農民工討薪、下崗職工，這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有其客觀性，但背後卻可以折射出一些黨員領導幹部扭曲的政績觀和發展觀。
［權威解讀］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堅持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羣衆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做出的政治承諾。回顧過去，我們在一些政策和做法上出現了“與民爭利”問題，引起一些羣衆不滿，教訓深刻。近幾年來，中央提出以城帶鄉、以工補農、以人爲本、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和舉措，並要求地方努力建設服務型、法制型政府，切實把工作重點從直接抓招商引資、生產經營等轉到示範引導、提供政策服務上來。今後應把握一個原則：搞改革必須以不損害羣衆利益爲“底線”，改革成本代價應由全社會共同承擔。
［改革探索］隨着國務院宣佈農業稅的取消，億萬農民告別了“皇糧國稅”。這個“歷史性決定”極大改善了農村的黨羣幹羣關係。
一段時間裏，江蘇省羣衆信訪量中60%以上是拆遷、徵地引發的矛盾。近年來江蘇提出城市拆遷和徵地要走行政推動與市場補償雙軌制，提高了補償標準，南京等城市還實行困難拆遷戶政府兜底住房的措施，結果拆遷和徵地信訪量分別下降40%和70%。
與一些地方熱衷於搞馬路邊的“形象工程”不同，濟南市近兩年將市區1476條“背街小巷”的治理納入議事日程，投入3億多元財政資金，在羣衆家門口的小巷中免費鋪花磚、設花壇、安裝健身器材。家住官中街43號的馬桂芝老人因巷道路況差，過去出門得扶牆挪着走。看着被治理一新的巷道，老人說：“小街小巷是不如大馬路工程顯眼，但卻把共產黨的形象樹在了家門口，咱老百姓心裏舒坦呀！”
從“替民做主”到“讓民作主”
［矛盾現象］“誰能告訴我，究竟種什麼”，這句在農村流傳很廣的話，形象地反映了違背農民意願、強行調整農業結構的現象。這種“替民做主”式的決策在其他生產生活領域也較普遍，如“沿街統一商鋪”“農民統一上樓”“出租車統一車型”等，既違背羣衆意願，又違背市場規律，使羣衆對一些基層黨委政府產生信任危機。
近年來，有關羣衆缺少知情權、話語權和參與權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一些羣衆信訪難、維權難，反映了羣衆利益訴求渠道的缺失，其根源是一些地方和部門不願放棄“替民做主”的既得利益。
［權威解讀］南京大學風險與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當前，黨委政府決策方式的自覺轉型滯後於社會的自然轉型。在計劃經濟時代，羣衆生產活動比較單一，習慣於黨委政府“替民做主”，但隨着社會轉型，各羣體的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僅靠各級黨委政府“替民做主”難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切身利益。
山東省委副書記、濟南市委書記姜大明：“替民做主”仍帶有官老爺色彩，往往並非羣衆想要的，“讓民作主”才能真正體現羣衆的主人翁地位。羣衆在我們心裏有多重，我們在羣衆的心裏纔有多重，因此必須通過體制創新，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辦事制度，暢通民意管道，保障羣衆話有處說、難有處解、事有處辦。
［改革探索］在農村，自1982年憲法規定農村建設自治性組織後，村民自治得到廣泛推行。民政部統計顯示，2005年全國18個省區市的30萬個村委會進行了換屆選舉，佔全國村委會的一半，近4億農民通過選舉實現“當家作主”。另外，全國農村涌現出的各種經濟合作組織，成爲農民闖市場的“主心骨”。
在城市，社區居民議事會、懇談會等民主參與形式紛紛出現。南京搞了個“市民論壇”，市領導和市民面對面交流，已成爲市委市政府問計於民、科學決策、融洽黨羣幹羣關係的重要載體。廣州市搞了個社情民意調查中心，使黨委政府決策更加符合實際。
2005年，全國人大首次舉行個人所得稅立法聽證會，顯示在重大決策上，傾聽民聲、體察民意的聽證制度正成爲必經環節。在一些地方，解決羣衆信訪難題等也引入聽證制度，彰顯一個多元化的民意訴求渠道正在建構中。
改革越走向“深水區”，越要維護羣衆利益
［矛盾現象］南京市民朱浩夫婦倆在企業工作，每月2000多元收入，孩子讀初中，家中還有位60多歲的老人。朱浩說，生活過得去，但心裏不踏實，存在三怕：怕買不起房、怕看不起病、怕孩子上不起學。朱浩的心態很有代表性。
當前，羣衆反映強烈的“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問題，多涉及深層體制改革問題，如社會公平等，這些問題是改革伴生的階段性矛盾，解決得好有利於黨羣關係和諧，否則就會損害黨在羣衆中的威信。
［權威解讀］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一個黨過去先進，不代表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代表永遠先進。前蘇聯共產黨的興衰史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典型。前蘇聯共產黨是一個老黨、大黨，在93年的歷史中，執政74年，當它擁有20萬名黨員時，帶領人民奪取了政權；當它擁有200萬名黨員時，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當它擁有2000萬名黨員時，卻因爲不能保持先進性，最終喪失了政權。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自覺接受羣衆監督，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從而構建起新型黨羣幹羣關係。
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中國有句古訓：“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中央的好政策需要各地認真落實。地方黨委政府必須多用羣衆的幸福感檢討工作得失。GDP上去了，但如果生態破壞了，羣衆不會滿意；城市建設上去了，但如果住房太貴，羣衆不會幸福；經濟指標上去了，但如果社會管理上不去，羣衆沒有安全感；政府財稅增加了，但如果富民落後了，羣衆不會認同。
［改革探索］最近幾年，中央政策直指與羣衆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等深層問題，在農村合作醫療、減免義務教育收費、解決中低收入戶住房問題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和行動。
針對羣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國務院明確提出2010年普及社區衛生服務，做到小病不出社區。2006年國家承諾提高對參加合作醫療農民的財政補助標準，擴大試點縣範圍，到2008年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
針對羣衆反映強烈的教育問題，中央提出從2006年起兩年內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並繼續對貧困學生免費提供課本和寄宿補助費，同時推行“一費制”，遏止教育亂收費。
針對羣衆意見較多的住房問題，從去年始，國務院先後兩次出臺城市房地產的新政策，堅決遏止房價上漲過快的勢頭，着力解決中低收入羣體的住房難問題。
最近，中央又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分配製度改革問題。在此之前，國務院出臺《關於解決農民工若干問題的意見》，從維護合法權益等7個方面爲農民工提供“政策保護傘”。
“羣衆滿意不滿意、幸福不幸福，是反映黨羣之間和諧度的最重要尺子。”姜大明說，縱觀黨的發展史，黨的最大優勢是密切聯繫羣衆，最大危險是脫離人民羣衆。因此，越是改革攻堅，黨越要體察民情，正如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調的，“發展越是處於關鍵時期，黨的羣衆工作就越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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