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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
尼克松訪華的前幾天，美國的一架運輸機提前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機場。這架運輸機剛一停穩，一個祕密的集裝箱便從機上卸了下來。這個集裝箱被迅速打開後，露出的是一箇中國人從未見過的活動型的衛星地面站。在中方有關人員的協助下，美國的這個衛星地面站便安放在了首都機場，其天線直徑僅有10米。
於是，當尼克松總統訪華的專機一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尼克松剛剛走下飛機的舷梯，美國國防部安全軍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緊緊地跟在了尼克松的身後,手上只拎了一隻小巧精緻的黑皮箱。這個後來被稱之爲“黑匣子”的黑皮箱，即微型活動衛星地面站的終端。
最先注意到這個“黑匣子”的，是周恩來。
當晚，周恩來陪同尼克松一起看當天中美活動的錄像。剛看了幾個鏡頭，尼克松便指着錄像對周恩來說，現在美國人民也坐在電視機旁看我們今天的活動情況。周恩來略爲一驚：是嗎？尼克松笑了，指着身邊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說，從我踏上中國領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國每時每刻的活動情況，便全都由它記錄在案,然後再通過我們天上的通信衛星，將這兒的每一個活動細節隨時傳回美國。
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周恩來聽後十分震驚，但表面上依然顯得漫不經心。事後卻急忙找來有關人員，對“黑匣子”之事進行了認真的詢問。有關人員把“黑匣子”和衛星地面站的有關祕密詳細地向周恩來作了介紹，最後不無遺憾地說了一句：“可惜的是，天上現在還沒有我們中國的通信衛星！”
周恩來一下沉默了。
從第二天起，周恩來與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裏，眼睛總是有意或無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邊的那個“黑匣子”。一次晚宴中，周恩來又一次談到了那個神祕的“黑匣子”,尼克松脫口說道：“我們這次帶來的衛星地面站，到時就留給你們吧！”周恩來端起酒杯，笑了笑，說：“總統先生，我看還是賣給我們吧！”就這樣，尼克松訪華結束後，他帶來的那個衛星地面站，便被中國買了下來，留在了北京電信管理局。
本來，當年爲了限制中國和蘇聯在某些領域的發展，按照國際巴黎統籌委員會的規定，像衛星地面站這樣的設備，是絕對不能賣給中國的；但奇怪的是，美方這次竟然同意了。對此，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爲是尼克松爲了緩解中美兩國關係而表示的一點誠意呢？
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訪華。和尼克松總統訪華一樣，田中首相也隨身帶來了“黑匣子”和衛星通信地面站。等田中首相訪華結束後，中國把日本帶來的衛星地面站也設法買了下來，留在了郵電部上海郵電科學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兩個衛星地面站的購買，爲中國日後衛星地面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鑑——至少，它爲中國的領導人和專家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方向，縮短了中國衛星地面站研製的時間。
郵電學院“三劍客”
尼克松總統訪華時隨身帶來的“黑匣子”和衛星地面站，雖影響了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可中國的科技專家自“文革”開始八年來，大都蹲在牛棚裏寫檢查，卻根本沒有機會見到如此先進發達的衛星通信設備,不過,此事卻極大地震撼了都先後畢業於北京郵電學院的三個年輕人的心靈！這三個年輕人，一個叫黃仲玉，一個叫林克平，一個叫鍾義信。有人後來將他們稱之爲“郵電學院三劍客”。
1965年，黃仲玉大學畢業後有幸跨進了北京郵電部的大門。尼克松訪華時，美國的衛星地面站剛落腳到中國，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去首都機場看了。在觀看的整個過程中，他心裏始終有一種壓抑感，他總是在心裏反覆責問自己：美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爲什麼做不到呢？林克平畢業後分在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辦公室當祕書,當他得知尼克松總統隨身攜帶了一個“黑匣子”的消息後，禁不住好一陣激動。他利用工作之便專程跑到首都機場，親眼看到了天線直徑只有10米長的美國衛星通信地面站。他感到既新鮮又刺激，一瞬間便改變了腦子裏多年形成的傳統的通信概念。他當時就想：中國什麼時候有這玩意兒就好了。鍾義信是北京郵電學院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雖沒有機會去機場,但此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心裏也大受震撼和刺激,因爲美國的衛星地面站從大洋彼岸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國的北京，對文明古國的中國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絕妙的挑戰。
“三劍客”在1972年不過是三個普普通通而又默默無聞的年輕人，三個人的名字最終驚動中南海，是兩年後的事情。
1970年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後，黃仲玉就激動過，對中國發射通信衛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現在，一晃快4年過去了，通信衛星的事情非但沒有得到解決，批林批孔運動反倒搞起來了。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猴年馬月了。黃仲玉找到郵電部部長鍾夫翔，向他彙報了搞通信衛星的一些想法，並主張通信衛星不從國外買，由中國自己來搞。鍾夫翔部長對此表示贊同和支持，並要他組織一個關於通信衛星的聯合調查組。
黃仲玉就找鍾義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三人經過商討，一致認爲，現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個信息的時代發展，中國如果再不把通信衛星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那太空中本應屬於中國的位置，不久就會被人搶佔。
但三個人商量來商量去，感到最難辦的，是通信衛星的問題如何才能引起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怎樣才能納入國家的重點計劃？最後，他們想到了周恩來。他們決定給周恩來寫一封信，向周恩來總理反映真實的情況和意見，建議中國儘快搞通信衛星。但這封信通過什麼方式送到周恩來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鍾夫翔部長的祕書，處理這類問題很有經驗。他說，唯一的辦法，就是隨同機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掛號。
這樣，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輕人簽名的羣衆來信，順着一條機要的祕密渠道，進了中南海的大門。
周恩來最後一個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周恩來看到了這封來信摘要。他很驚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來祕書，讓馬上把來信的原件找來,細看了這篇《關於建設我國衛星通信的建議》的來信。
作者先闡述了我國發展通信衛星的重要意義，又對我國發展通信衛星的現實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論證，最後，信這樣寫道：
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其最大的優越性就是能夠做到大力協同。只要國家出面，把全國各部門的優勢集中起來，我國的通信衛星就有條件、有基礎、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們建議：由國家出面，統一組織安排我國的通信衛星研製問題。
據工作人員後來回憶說，看完信之後的周恩來很激動，當時就向祕書問留在中國的那個活動衛星地面站的情況。祕書告訴周恩來說，這個衛星地面站現在仍在北京，後來新買的也在。只是，有人對購買美國衛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對意見。尤其是前一段時間，有人還寫了告狀信到“中央文革”小組，鬧騰得比較厲害。
周恩來聽後，似乎一下被觸動了什麼，臉上閃過一絲憂慮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他看完信後，心情一直很沉重，拿起一支紅藍鉛筆，在信的天頭這樣寫道：
即送春橋、劍英、洪文、先念同志。閱後批交計委、國防科委聯合召開一個有關部門會議，先將衛星通信的製造、協作和使用方針定下，然後再按計劃分工做出規劃，督促進行。妥否請酌。
周恩來
1974.5.19
這就是周恩來著名的“5·19”批示。周恩來寫完這個批示之後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進了305醫院。此後，周恩來再也沒有回到他那張寬大的辦公桌前。
中國通信衛星工程上馬
周恩來的“5·19”批示，成爲中國衛星通信工程一個良好的轉機。李先念看了周恩來的這個批示後，當即作了批示：秋裏閱辦。餘秋裏接到批示後，當即召開了國家計委、國防科委、郵電部、國防部五院、廣播電視局有關領導的會議，對通信衛星有關問題進行了會商。併成立了相應的幾個小組，由四機部部長王諍擔任通信小組的組長，還對通信衛星工程的經費也作了預算。
1974年9月30日，國家計委、國防科委聯合起草了《關於發展我國通信衛星問題的報告》的討論稿。國務院有關部、委和軍隊有關部門又對此報告作了三次討論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軍委召開第八次常委會。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鄧小平出席了會議。會上，委員們對國家計委和國防科委上報的《關於發展我國通信衛星問題的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表示贊同，並決定馬上請示中央。請示報告全文如下：
國家計委和國防科委《關於發展我國通信衛星的報告》，經軍委常委第八次會議討論同意。現呈上，請批示。
中央軍委
1975.3.31
第二天，報告經葉劍英副主席簽署後，呈送毛澤東和黨中央。這時的毛澤東眼睛正患白內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澤東事實上已經停止了對一般文件的閱示。但祕書徵詢他的意見時，他表示要親自看。那天，祕書將報告送到他的牀前，他硬是堅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報告，然後，沉思片刻，從祕書手上要過筆，重重地畫了一個圈。
由於中央軍委批准這個報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將中國發射通信衛星這一工程，稱爲“331工程”。
經過9年會戰,中國的通信衛星終於橫空出世。1984年4月16日18時27分57秒，當“東方紅2號”到了最佳定點區域時，西安渭南測控中心一聲令下，一瞬間，便將衛星定點在東經125度的赤道上空。第二天下午6點，衛星通信的試驗正式開始，電視傳輸發送的中央電視臺當天的電視節目，畫面穩定，圖像清晰，色彩鮮豔，伴音純正，傳播效果比預想的還好。當地處偏遠地區的烏魯木齊和昆明等山區的各族人民看到由中國自己的通信衛星第一次從北京直接轉播過去的電視節目時，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1984年5月14日，通信衛星正式交付使用。
從此，中國開始了用自己的衛星通信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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