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造就了美國

　　●軍事是美國文明的基因和擴張之劍，是美國國際地位、世界影響和對外戰略的核心支柱

　　●美國的軍事轉型不僅僅是作戰能力升級換代的軍事戰略問題，而是國家大戰略的選擇

　　●經濟、軍事與擴張的循環，就是美國大戰略的內在動力和運轉機制

　　“戰爭在美國曆史上是始終存在的。”美國戰爭史專家米利特和馬斯洛斯金的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軍事因素充分參與了美國興起、擴張和成爲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歷程。軍事是美國文明的基因和擴張之劍，是美國國際地位、世界影響和對外戰略的核心支柱。

　　戰爭讓美國強大

　　對近代以來大國興衰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要取得長久的成功，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具有強大的國家總體行動能力，這指的是在必要時戰勝競爭對手的能力。一國的富裕不等於該國的強大，一國所具備的潛力也不意味着該國一定能走向強大。第二，在內政與外交之間形成互補的良性循環：搞好內政是外交成功的基礎，成功的外交又幫助政府提高處理內政的能力。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是確保形成這種良性循環的前提條件。

　　200年來，美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也最爲典型地體現了這兩項基本條件。美國學者扎卡利亞對1890年前後的美國進行了對比，認爲聯邦政府的權力和使用社會資源能力的強弱，決定了美國對外擴張的成敗。從1865至1889年間，美國共有22次擴張的機會，只成功6次。從1890至1908年間，美國共有32次擴張的機會，成功了25次。這是因爲1890年前，美國聯邦政府尚未強大到足以支撐擴張的程度；而1890年後，美國各州的權力向華盛頓集中，華盛頓的權力則向白宮集中，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開始形成。

　　因此，完全可以說，美國發動的戰爭造就了強大的聯邦政府，強大的聯邦政府帶來強大的國家總體行動能力，並運用這個能力發動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造就了美國。

　　美國形成了經濟、軍事與擴張的環形機制

　　從1775年大陸會議發表《獨立宣言》到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前，美國領土從75萬平方公里擴大到777萬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擴張82588平方公里，每天擴張226平方公里。這種擴張速度類似於食肉動物中的獵豹。

　　經過國內、北美大陸和海外擴張，美國形成了擴張慾望、商業利益與使用武力的互動機制。商業利益和擴張慾望需要武力開路，藉助武力實現；商業利益的擴大爲武力的增強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也進一步增強了擴張的慾望。經濟、軍事與擴張就這樣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使美國不斷擴大勢力範圍。

　　一戰和二戰擴展、強化了美國商業與軍事的互動機制，並賦予其現代技術的內涵。這一時期不斷變化的作戰需求刺激了技術、管理和經濟規模的發展，造成國家對經濟事務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大型軍工企業的出現。冷戰更是長時期地把“商業、擴張和武力的互動機制”引入到相對和平時期，軍工複合體的出現就是這一機制的顯著特徵。美國學者庫恩茲指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歷表明，軍事因素與經濟因素不是相互排斥的。國防開支促進了國內經濟增長，同時數十萬駐紮在海外的美軍部隊又奠定了美國經濟外交的基礎。

　　總之，經過歷史的積澱，美國形成了經濟、軍事與擴張之間的環形機制。戰爭對於美國曆史具有中心性。它不僅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目的。這是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根本區別，也是美國對外戰略行爲的根源。

　　現在，這一環形機制正在進行歷史性的膨脹。2002年，美國蘭德公司在《國家實力評估：資源、績效、軍事能力》的報告中再次確認了經濟與軍事互動的重要性，提出國家實力最終是兩個因素互動的產物：一是一個國家主導經濟增長的能力；二是利用經濟實力提升軍事能力，並反過來加強現有的經濟優勢，維持穩定的政治秩序，最終既確保自身的戰略優勢，同時也有利於總體的國際體系。美國也是通過這樣的視角來評估未來新興大國的戰略能力的——這些國家是否在努力掌握經濟主導部門、是否擁有強有力的政府、是否將資源轉化爲有效的軍事能力。

　　美國把經濟、政府能力與軍事的互動關係作爲觀察新興大國的框架，根本原因在於這是美國戰略機制和戰略行爲的自我投影。“控制空間就控制了世界海洋，控制世界海洋就控制了全球商業，控制全球商業就會成爲最富裕的國家，最富裕的國家就有能力控制空間。”美國學者弗裏德曼的這一論述，典型地說明了美國的經濟、武力與擴張這個互動機制的當代形態。

　　軍事轉型是美國大戰略選擇

　　要使經濟、軍事與擴張之間的環形機制膨脹起來，實施軍事轉型和發動對外戰爭必不可少。爲了適應技術和社會的革命性變化，美國必須進行軍事轉型，以使經濟、軍事與擴張之間的環形機制能在新時期成功運轉。所以，美國的軍事轉型不僅是作戰能力升級換代的軍事戰略問題，而是國家大戰略的選擇。這項大戰略選擇醞釀於里根總統離任時期，成形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新世紀美國工程》報告，其系統的啓動則始於布什任內。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軍事轉型不是“軍事革命”，新保守主義者推崇的“新帝國主義”也並非那麼新，它們只不過是經濟、軍事與擴張的環形機制合乎邏輯的習慣性延伸。

　　與軍事轉型類似，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高達150餘次)，特別是四場較大規模的戰爭，表面上是“對危機事件和威脅的反應”，實則皆有深遠的地緣戰略和以武力改變國際經濟競爭態勢的考慮。每一場戰爭，在開戰的地域上，都由點到面地增大了美國在世界主要能源產地的軍事存在及戰略影響；在開戰的時機上，都在美國生產率沒有實質性提高的情況下增強了美元的強勢地位，支撐美國在赤字下的經濟繁榮。美國軍事轉型的根本目的，是進一步增強軍事力量的可使用性和戰爭的可控制性，從而提高塑造世界戰略地貌和全球經濟體系的能力。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經濟、軍事與擴張的環形機制在新世紀得以延伸的最好體現，只不過它又被賦予了美國擴張的新的內涵。一方面，它延續了美國曆史上用武力實現擴張並攫取經濟利益的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公然聲稱要通過推翻薩達姆政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在價值觀與制度上實現徹底的變革，並希望把這種變革擴展到整個中東地區。這是軍事打擊與內部變革雙管齊下的新擴張模式。

　　經濟、軍事與擴張的循環，就是美國大戰略的內在動力和運轉機制。對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來說，軍事與自衛同義，軍備是國民經濟的負擔，軍事是對外政策的工具。但對於美國來說，軍事意味着“擴張和繁榮”，對外政策反而會成爲軍事的工具。當代美國的軍事轉型，發展新一代武器，以及作戰思想和部隊編組的相應調整，與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關聯，只是用新方式再現“冷戰時期大發軍備財的好時光”，進一步地使軍備和暴力本身成爲“生意”。美國的經濟、軍事與擴張的環形機制由此成爲威脅世界和平的致命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