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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變遷如此之大，簡直令人眼花繚亂，可是定睛一看，在某些方面與半個世紀以前相比，竟有驚人相似之處。讓我從頭說起吧！
記得1948年冬，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學習進城的方針政策時，印象最深的就是這16字的方針：“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1949年4月的一天，我當時正在東亞公司駐廠工作組工作時，劉少奇來這裏視察了。他在總經理宋棐卿陪同下，視察了廠房後與工會代表座談時，我也參加了。劉少奇對工人們說，你們有什麼問題，你們出題目，我作文章。有個工人代表提出，現在有些工人還失業。這時劉少奇從我們的國情講起，講到了爲什麼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並指出今天的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
劉少奇離開天津後，很快收到宋棐卿的信，表示要增設新廠，恢復老廠，擴大生產計劃。劉少奇立即覆信予以鼓勵：“得悉貴公司職工團結，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擴大生產，增設新廠之計劃，甚爲欣慰。望本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復興，指日可待也。”
“勞資兩利”這一方針，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曾響亮地提出，並寫進全國政協的《共同綱領》中，成爲指導財經工作和處理勞資關係的一條基本方針。後來隨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完善，這個口號不再提及，甚至被人淡忘了。
歷史竟如此詭譎莫測，被丟棄了半個世紀的“勞資兩利”方針又在筆者的腦海中凸現出來。這不是筆者胡思亂想，是私有經濟在我國已經佔據半壁江山的現實的反映。據媒體報道，在40個工業行業中，非公有制經濟在27個行業中的比重已超過50%，在部分行業中的比重已佔70%以上；在商貿飲食等傳統服務行業，非公有經濟已佔主體地位。
面對如此龐大的私有資本，如此龐大的僱傭勞動，勞資雙方應該是兩利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借鑑國際經驗，市場經濟越發展，勞動者收入佔GDP的比重越高。可是從統計數字看，我國的GDP近些年一直以9%的速度奇蹟般增長，但工人工資所佔GDP的比例，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呈下降的趨勢：1989年是16%，2003年則降爲12%。且不說講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分配關係，就是同勞動收入不斷提高、勞資關係逐步改善的現代市場經濟相比，也是背道而馳的。這種分配具有19世紀“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色彩。
勞資兩利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用現在流行的語言是勞資雙方博弈的結果。從資方看，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儘可能多地獲得剩餘勞動，儘可能少地支付成本。這並非老闆的過錯，而是資本運動的規律。從勞方看，主要是農民工，今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農民工已成爲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面對着隨時可能被“炒魷魚”的威脅，特別是在勞動力過剩的背景下，備受歧視，承受着工資偏低、工作環境惡劣、工時超長、福利與保險匱缺和工傷推卸責任等。農民工作爲勞資關係中的弱勢方，他們少有話語權。從輿論媒體來看，充斥着資本論壇，強勢羣體的聲音震耳欲聾，弱勢羣體卻鴉雀無聲。
如何改變“資盛勞衰”的形勢呢？首先，執政者要正確處理勞資關係，既要維護資本合理盈利，又要保障勞動者生存和勞動力再生產。其次是通過法律、法規、政策規範資方對勞動者的行爲，即合理限制資本本能。三是勞動者組織起來，通過合力與資本博弈，通過集體談判方式爭取合理工資和其他權益。人類有幾百年發展市場經濟和處理勞資關係的經驗教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不正視這些經驗教訓。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以前，中央政治局就推進分配製度改革，緩解地區和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進行了專題研究，提示給人們一個鮮明的政治信號：改革開放的今天收入分配由“兼顧公平”轉向“注重公平”。筆者這裏忍不住也要跟着說一聲：歸去來兮，勞資兩利！(文/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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