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新著:美國是『無賴國家中的無賴國家』

　　新著《失敗的國家：國力的濫用和對民主的侵害》，是美國著名政治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最新推出的一部力作，旨在揭示美國的腐朽和衰敗。該書認為，美國在推廣民主時言行不一，它支持海外的民主國家是基於這些行動符合美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的前提。而這些利益並非美國人民的利益，而是企業精英集團的利益。美國無法『保障國民安全、維護國內外權益、維持民主制度運轉』，因而美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喬姆斯基認為，如果『無賴國家』的定義是指某國藐視國際法，那麼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無賴國家中的無賴國家』。

　　喬姆斯基不僅是美國一位聲望極高的語言學家，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左翼社會評論家和政治活動家。近三十餘年來，喬姆斯基以其超人的識見和勇氣不遺餘力地揭露和撻伐著美國國家權力的『粗暴、殘忍和虛偽』，被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異議分子』和『美國人的良心』。《紐約時報》6月25日發表了英國《衛報》評論版專欄作家喬納森·弗裡德蘭為喬姆斯基的新書所撰寫的一篇書評，題為《國土安全不再》，要點如下：

　　諾姆·喬姆斯基的新著-《失敗的國家：國力的濫用和對民主的侵害》這部撻伐之作試圖推翻美國人的一切信念。他認為，美國以照亮世界其它國家的自由和民主的燈塔自居的形象從來就是一個謊言。該書旨在揭示『山巔上的光輝之城』徹頭徹尾的腐朽和衰敗。

　　本書討論的中心問題是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民主的公開使命。喬姆斯基承認，自伍德羅·威爾遜執政以來，這一直是美國的目標，至少在口頭上是如此。但是，喬姆斯基認為，美國的言行卻完全不一致。在許多對外乾預行動中，華盛頓往往支持最殘酷實施暴力的一方，它的這種行為違背了人民的意願。美國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馬拉和『一長串其它國家』的民主政府。在其它地方，美國一面大肆稱頌民主程序，一面又竭盡所能地操縱民主結果。喬姆斯基認為，美國言行不一的背後卻有著『合理的一致性』。歷史表明，美國確實支持海外的民主國家——『假如或者只有在其符合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的情況下』。

　　喬姆斯基認為，這些利益並不是美國人民的利益，而是主導著美國及其政策制定的企業精英集團的利益。喬姆斯基說，這是因為，如果民主國家這個字眼是指人民的意願得以實現的社會，那麼美國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以醫療保健體系為例。喬姆斯基用數據表明，美國的醫保體系經濟效率低下，比國外更加社會化的醫保體系浪費得多，而且大多數美國人對此深感不滿。而正是他們在為日益增多的政府乾預行為買單，即使這意味著支付更多的稅款。然而，民主多數的意見一直未被接受，因為『制藥業、金融業和其它私有大公司的強烈反對』。這就是為什麼主流新聞媒體——喬姆斯基永久的抨擊對象——稱依靠公共資金建立起來的醫保體系缺乏政治支持的原因：多數人可能會支持，但那些有分量的人卻不會。

　　喬姆斯基運用相同的語言學解構手段對媒體關於繁榮的定義進行了解讀。專家們也許會稱經濟發展健康，因為對於最富裕的1%的人而言，他們的財富在1983至1998年間增長了42%。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經濟的發展是不健康的，他們的實際工資收入停滯不前，甚至還有所下降；對那些買不起食物而餓肚子的美國人而言尤為如此。

　　喬姆斯基的老讀者對上述大部分觀點都比較熟悉，但在這本書裡他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國家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一個無法『保障國民安全、維護國內外權益、維持民主制度運轉(不止是在形式上)』的國家就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喬姆斯基認為，根據上述定義，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失敗國家。這聽起來像是一種過於誇張的指控，荒謬而不合實際——但喬姆斯基卻力圖證明它。他特別強調華盛頓在保護美國人免受恐怖襲擊方面令人遺憾的表現，如它將更多的人力物力浪費在應對來自古巴的假想的威脅上，而不是去應對『基地』組織實實在在的威脅。

　　喬姆斯基還認為，如果無賴國家的定義是指該國家藐視國際法，那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無賴國家中的無賴國家。它在關塔那摩對待囚犯和在費盧傑對待伊拉克平民的行為早已置《日內瓦公約》於不顧；研制新型核武器而不是真誠地削減核武器數量的行為違反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2003年攻打伊拉克完全不符合聯合國憲章關於只有當『自衛的必要性』是『緊迫』和『不可抗拒』時纔可動用武力的標准，公然踐踏聯合國憲章；20世紀80年代，國際法庭裁決美國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美國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這一判決，公然違抗國際法庭。學者們喜歡用『例外』來形容美國的所作所為，但這個字眼對喬姆斯基而言卻有新的含義：美國免除了自己遵守它要求別國所遵守的規則的義務。這並不是雙重標准，而是源於喬姆斯基援引亞當·斯密的話所稱的唯一標准，即『人類統治者的邪惡准則：……只顧自己，不顧他人。』

　　喬姆斯基激烈的批判貫穿著《失敗的國家》全書。他說，沒有人可以例外。整個體系已經腐朽，包括傳統的自由主義英雄。富蘭克林·羅斯福、哈裡·杜魯門和約翰·肯尼迪因為追求世界主導地位而全都受到他的詬病，包括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一年多前對日本城市的轟炸計劃，以及肯尼迪發動的越南戰爭。甚至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也遭到譴責。喬姆斯基對詹姆斯·麥迪遜關於新共和國應『保護富裕的少數對抗多數』的主張不以為然。

　　如果有什麼能給他的讀者帶來些許慰藉的話，就要算下述這段話了，即美國人並不是唯一可惡的民族。正相反，歷史上的帝國主義者也有同樣的行為，從希臘人到英國人，他們總是告訴自己他們是為了實現高尚的目標——甚至當他們的精英階層使他們自己的物質利益遭受巨大損失的時候也是如此。

　　喬姆斯基認為，有理由證明，美國攻打伊拉克引發了該國恐怖主義的狂潮——但他卻無意了解炸彈襲擊者和斬首者自身的原因。他們的行為只是華盛頓做出的決策的必然結果。他也過於輕率地對自由乾預主義者不屑一顧，而自由乾預主義者則希望通過運用美國的實力阻止屠殺的發生；而在喬姆斯基看來，他們只是帝國主義的幫凶而已。

　　同樣，喬姆斯基的政治觀點可能過於機械教條；有時在他筆下，全民辯論似乎是在上演所謂的權勢人物安排的娛樂活動而已。而當他用260多頁的篇幅表達自己的批評時，他只用了兩段文字來提出解決辦法(應該說，他一定也意識到了這是一種失衡的表現)。

　　然而，對於一個先知人物來說，也許他只用指出人們的困惑處境就足夠了；人們不必期望他提出確切的解決辦法。畢竟喬姆斯基的抱負已經足夠遠大了。很難想象任何一個讀過這本書的美國人不會以一種全新的深感苦惱的眼光看待他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