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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畢業於內蒙古農大的於曉麗，在一家廣告公司已經“實習”近一年了，但卻從沒有領過工資，“還要靠父母定期寄生活費”。
據媒體報道，在2005年內蒙古自治區的4.1萬名高校畢業生中，找到工作的不到一半，有很多人不得不採取“零工資就業”的方式，放棄應有的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權益。
應該說，大學生“零工資”就業，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也不是個別現象了。也許正因爲如此，輿論對此似乎有點見怪不怪，覺得這不過是大學生供大於求之後的“正常現象”，最大的憂慮也僅僅覺得這可能會誘發新的讀書無用論。而在我看來，事情的真正本質，要比這些嚴重得多———“零工資”就業，就意味着人的被工具化。
大學畢業生的被工具化，第一個要負責的，就是有關的職能部門。因爲從制度演進的角度來看，自然的個人組成政府，在人類社會的最初年代，就是出於互濟功能。而進入了文明社會以後，雖然政府的職能變得很複雜，但提供有效的保障，使人們能夠享有免於匱乏以及被奴役的自由，仍然是政府最基本的功能之一。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總結了政府的三條作用：“提供一套使各種經濟力量競爭公平的法律和法規體系”，“處理不能由私人協商有效解決的外部性”，“在社會範圍內進行收入再分配”等，都可以歸結爲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責任。因此只要有人被奴役，就是有關職能部門的失職。
在這個問題上，第二個要負責的，當然就是那些開出“零工資”的企業。不錯，企業的天性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不要忘了，企業對利潤的追求是應該在遵守國家的法律以及社會道德的前提下進行的。利用大學生在求職時的弱勢地位，強迫他們接受“零工資”這樣苛刻的條件，其性質與流氓惡棍的敲詐勒索行爲並無兩樣。這樣毫無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和如此目光短淺的“企業家”，究竟能不能有未來，我是很懷疑的。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零工資”問題上第三個要負責的，就是大學生自己。在經歷了多年“尋找奶酪”的教育和暗示之後，大學生在求職時，變得只知道不停地降低自己的要求，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只知道靠整容、拍寫真集、接受“零工資”等自輕自賤的方式來贏得僱主的垂青，而根本就忘記了獲得工作是自己的權利，獲得報酬也是自己的權利！大學生們沒有意識到，僱主的地位越強，自己的境遇就越可憐，只有勇敢地說“不”，才能最終找回自己的尊嚴，也纔能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大學生“零工資”就業，已經突破了“底線”，這是不能被容忍的。在我看來，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做到這樣兩點，即失業者享有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就業者享有獲得報酬的權利，那它是不能稱成爲文明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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