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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個難題始終困擾着中國：我國科研院所的名教授、名專家數量越來越多，卻缺乏能引領當代科學潮流的一流科學家，本土科學家獲國際性權威科學獎的人數更是寥若晨星……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了幾位在各自研究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學家就此問題發表見解，他們的諍言或許能爲難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啓示。
科學探索需要寬鬆寬容
張繼平北京大學數學學院院長、教授
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像一把軟刀子，使科學研究者時時處於緊張和焦慮之中，這對科研有百害而無一利。
我國爲何產生不了具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大師，問題看似簡單，卻極爲複雜。這裏不僅有科學家的個人天賦和學術素養問題，也有尊重創新精神、培養創新能力以及容忍失敗的社會輿論氛圍原因，還有良好的國家科研體制機制的支撐等等，這些，無一例外都會對中青年學者的科學登頂產生重大影響。
科學研究需要創新，甚至“異想天開”，需要自由探索的無限空間。昂貴的實驗設備、強大的經費資助並不能保證原始性的重大發現。國家要鼓勵和培養創新精神，少而精地培養遴選一批願意爲科學獻身的中青年科學家。
除此之外，還要爲中青年科學家營造一個寬鬆、自由、和諧的科研環境和氛圍。要尊重科學規律，尊重科學家創造性勞動。只有尊重他們的勞動，尊重他們的個性，才談得上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科學最重要的特徵是創造性，如果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創造性，更談不上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當然，寬鬆的環境並不等於沒有壓力。對於優秀的科學家來說，學術是他們的最好生存方式。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很強，比如在北大這一競爭的環境中，大家都在緊張工作，如果做不出成果來，他自己比任何人都着急。因此，面對高級知識分子這一特殊腦力勞動羣體，要充分尊重他們，全面信任他們。
中青年科學家除了自身具備獻身科學的精神和從事科學研究的樂趣之外，外部環境對他們的成長至關重要。今天的大學早已不是象牙之塔，各種誘惑和名利無孔不入。現在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害處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它會影響甚至嚴重干擾一個人的科學研究，就像一把軟刀子，無形之中給科學家產生巨大壓力，使他們時時處於緊張和焦慮之中，這對科研有百害而無一利。
完成了對費馬大定理證明的數學大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安德魯·懷爾斯，由於解決了困擾人類300多年的難題，他在1998年獲得菲爾茲獎歷史上惟一的一個特別獎。
去年8月，安德魯·懷爾斯到北京大學講演。他介紹了自己刻苦攻關的艱難過程及由此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1986年，他決定開始問鼎費馬大定理時，就已定下潛心研究10年的計劃，他的前期準備工作整整花了18個月！
現在，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懷爾斯在完全保密的狀態下潛心研究。長達7年時間裏，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麼。其實，一開始的時候，他告訴了一些同事。事後，這些人不斷問他進展情況，使他感受到很大壓力和干擾。他意識到，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他不願被人不斷問及，承受巨大的壓力。就這樣，他逐漸轉入一種祕密的狀態下繼續戰鬥，直至最終解決費馬大定理。
由此看來，重大科研突破往往有其獨特的規律。搞科研、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科學家一定要去除浮躁，要提倡“板凳須坐十年冷”的精神，同時，還要有允許失敗的寬容輿論氛圍，否則，很難在科學上有重大突破，也難以在國際科技領域產生重大影響。
加大實驗科學扶持力度
柳衛平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相關學科高級實驗和理論人才之比，大約爲一比一，遠低於美國七比一的水平，致使我國原始科技創新重大成果稀缺。
目前，黨中央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宏偉目標，這對我們廣大科技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有必要消除自主創新發展中存在的制約因素，並明確今後努力的方向。我結合自己的認識和工作經歷，談以下幾點體會。
一是自主創新的基礎資源不足。對於學科專業非常寬廣的大型科研平臺設施建設所需的經費，需要國家給予足額的經費支持，目前國家財政撥款遠未達到國際上的年運行經費達固定資產投資10%的水平。另一方面，國家給予科技人員事業費標準偏低，導致研究人才的待遇與社會主流倒掛，致使人才流失，相當一部分核心學科領域萎縮，嚴重影響了自主創新工作的開展。
建議在國家層面，明確一批國家級的大型科研基地，對其給予足額運行經費和人員事業費支持，使科研人員能夠全神貫注地完成國家重大科研課題。
二是自主創新文化建設任重道遠。目前創新型人才面臨國外和國內兩個競爭，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科研文化有待加強。例如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和谷歌中國公司，由於其優秀的創新文化，每年網羅了我國高校計算機專業最優秀的畢業生，通過集約和發散相結合的彈性研究模式，產生的自主研究成果大大高於我們國家級的專業院所。
三是自主創新的利益分配機制有待完善。對於先導性、基礎性和前瞻性的綜合研究基地，大部分科研工作是基礎性工作，這些研究成果的覆蓋面和引導面很大，但其知識產權被最終的產品型號所掩蓋，導致利益與貢獻不平衡，即創新科研的一個前端與後端的利益不協調，會成爲制約自主創新成果大量產生的重要因素。
四是對實驗科學的重視有待加強。目前由於實驗工作成果(包括髮表高水平文章)的艱苦性、長期性，在傑出人才基金支持和高級人才配置方面，不利於引導優秀的人才從事實驗研究。其結果是，我國的大型科學裝置相關學科高級實驗和理論人才之比，大約爲一比一，遠低於美國七比一的水平，致使我國原始科技創新重大成果稀缺，高新技術推動乏力。國家應制定有效政策扭轉這一局面。
我國需要更多的優秀實驗物理學家，要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對驗證基本理論和推動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充分重視基礎研究中專用設備的研製對取得創新成果的重要支撐作用，以及對提高我國的高技術製造業獨有的帶動作用。爲達到以上目的，加強高級實驗技術人才隊伍的培養，引導優秀的青年人才從事實驗工作是關鍵。
總之，自主創新任重道遠，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要靜下心來，從微觀出發，一步步地向自主創新的理想王國邁進。
科學家應遠離名利場
周忠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多一些真正的“與國際接軌”，少一些所謂“本國特色”，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一定會出現更多中國科學家的身影！
現在，大家都關注的一個話題是“中國爲何難出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可是，很少有人真正關心和了解科學家的工作環境與精神狀況。回國後不斷有人問我，你們的古生物學研究有何意義？我有時候會很納悶，基礎研究怎麼可能完全套上實用和功利性的框框？可在美國，從來沒人問我類似問題，因爲大家比較理解。科學就是探求未知的事物，因此有不少富人捐錢設立各種基金，資助古生物等基礎性的研究，並樂此不疲。
其實，古生物研究涉及世界觀大問題，對於人類正確認識自然，對於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關係，都有相當大的影響。人是怎麼來的？人類是如何演變的？在美國學術界和宗教界的爭論歷來很激烈。確鑿的科學證據表明：人類是地球生命經過了幾十億年的演變，一步步進化而來的。在地球歷史上，生物經歷了多次大的滅絕，包括6千5百萬年前的恐龍滅絕，這些都與地球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所有這些認識，古生物和相關學科的持續研究都能夠不斷提供令人信服的實證。
有些科學研究不會直接創造效益，或近期內看不到效益，可是，我們不能因爲這些而放棄研究和追求。在美國，搞古脊椎動物研究的有上千人，搞進化論、古生物研究的人則更多。相形之下，我國在這些研究領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也對科學界形成強烈衝擊。現在，人們關心的不是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真正含金量，而是你有多少量化了的成果，是否得獎，獲得哪些獎項；發表了多少論文，發在哪一級刊物上，是否第一作者，等等。近年來，還有不少單位熱衷於SCI文章的攀比和獎勵，甚至演變爲單位之間的獎勵競賽。今天你發一篇獎勵一萬元，明天我發一篇則重獎10萬元！如此慷國家和納稅人之慨，說給外國同行看，都視爲笑談。
所有這些，似乎都和科學探索求真漸行漸遠。人們逐漸忽略了“梅花香自苦寒來”的深刻道理，也無暇顧及學術研究是需要長期積累的。科研管理上，採用工程項目的簡單管理辦法；科學評價上，存在“重物輕人”、急功近利思想。特別是把科研人員相對短時間的學術成果與其物質待遇、社會地位掛鉤，甚至把科研人員的成果、論文和收入獎金福利等個人切身利益緊密捆綁在一起。缺乏鼓勵研究人員長期積累、潛心研究的長效機制。
於是，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下，科技人員不得不四處奔波找課題、找項目、找錢，一個人的主要精力都花在這上面了。有關部門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科技工作者每年用於科研的時間，平均低於4個月！
這種急於求成和急功近利的做法，甚至影響到重大的科研突破。有時研究人員選擇的是一個大方向，很可能會帶來突破性的成果，可爲了立竿見影，應付每年的考覈和測評，只好把課題分解、拆開，本來一篇很有分量甚至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好論文，最後變成了好幾篇低質量的文章。其最終結果不僅導致我國學術研究陷入低水平重複，也在根本上動搖了我國誕生學術大師的基石。
這很可惜！作爲一個真正的學者，其研究成就最終需要國內外同行來評價和認可。我們應該相信科學家，特別是那些已經證明自己能夠獨立進行高水平科學研究的學者。讓他們心無旁騖潛心學問。事實上，發達國家實行了多年的教授“終身制”體系就很值得借鑑。我們應該倡導同行學會內部的獎勵和榮譽，減少形形色色的全國性或部門性的獎勵。只要堅持不懈，多一些真正的“與國際接軌”，少一些所謂“本國特色”，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一定會出現更多中國科學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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