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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到2004年十年間，全國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中小企業發育不良，將嚴重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
即使就業形勢嚴峻，勞動力價格低廉，現有的創業環境仍然使個人創富之路充滿坎坷。
“很多重要的資源被國企壟斷了，不但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經營成本，還降低了服務水平。我們利潤流失得非常厲害。”喬凱(化名)一臉無奈。他經營着一家由60名員工組成的電子商務公司。
一個800元每月的工作引來兩三百人競爭，每次招聘會都是人頭涌動——兩年前，勞動力市場的狀況讓當時還博士在讀的喬凱“另闢蹊徑”，走上了創業之路。
他告訴記者：“那個時候想當然地認爲，既然人力那麼廉價，那我不當工人，我僱用別人，開公司，做老闆，這麼便宜的勞動力，不是賺翻了嗎？”
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即使就業形勢嚴峻，勞動力價格低廉，現有的創業環境仍然使個人創富之路充滿坎坷。
在近來因中央調整收入分配製度而引發的討論中，壟斷部門成爲衆矢之的；但有學者認爲，壟斷的惡果更在於對公平的創富途徑的擠佔。
“如果沒有中小企業的發展，沒有中等收入人羣的擴大，再怎麼分配都沒有用，關鍵是要鼓勵創業。”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告訴記者。
-中小企業發展缺少有力支撐
喬凱的抱怨並不罕見：在繳納了稅費之後，中小企業不但難以得到相應的服務，往往還會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礙。
“這就是找工作難、當老闆也難的困境形成的原因。”喬凱感嘆。
“美國硅谷幾乎都是中小企業，在國外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但中國還是大型企業空間多一些。”一家專爲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商業機構合夥人趙華說。
周天勇說，去年全國倒閉了30萬家企業，1994到2004年十年間，770萬家個體戶消失。
“中國的創業環境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比較差的。”他說。他認爲，雖然中央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很多，但由於過去體制沒有轉過來，具體落實效果不好。首先，中小企業創業准入門檻高。擦皮鞋這樣的勞動型創業在國外不需要登記註冊，而在國內必須註冊，否則就是非法經營。北京市出臺住房不許用作商業公司辦公場所的規定更是雪上加霜。
提到政府各部門的收費罰款，周天勇一連強調了好幾個“特別多”，他說：“什麼工商管理費、市場管理費、年檢費和質量檢驗費，很多個體戶和企業不堪重負。”
有經濟學家把行政部門的存在比作高速公路上的收費站，每次車輛來往都要收費。正如現實生活中，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許一兩個收費站足夠了，但實際上公路經過的每個村、每個鎮可能都要設自己的收費站，都要“伸手抓一把”。
此外，收費罰款環節各部門重複交叉執法，審判難、貸款融資困難、到政府部門辦事難等因素也使得中國的中小企業生存艱難。
去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四位教授對85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環境作了系統調查，結果表明，從註冊一家公司到開業平均所必經的審批步驟數，加拿大最少，只需要兩步，意大利最多，多達11步，中國內地則需要走過七道關。
從申請註冊公司到開業平均需經歷的工作日天數，加拿大隻需兩天，意大利需要121天，中國內地需111天。按每年250個工作日計算，在中國內地和意大利創業者平均要等半年左右才能註冊好一個公司並開業。
判斷創業難易的第三個指標是得到各種審批、執照所需支付的費用。因爲執照審批正是“尋租”活躍、隱性創業成本增加的主因。由於這些隱性成本無法精確估算，教授們只好根據官方公佈的各種註冊、執照申請與審批費用等作粗略判斷。這些顯性註冊審批費用在美國、英國、加拿大都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國內地，這些顯性費用佔據了人均年薪的11%。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陳志武新聞,陳志武說吧)分析指出，在那些行政審批時間越長、行政掌握的“質量關”越多的國家裏，產品和服務質量越差，假冒僞劣產品越多，市場上的誠信越缺乏，銀行呆賬越多。
一位知情者告訴記者，政府爲中小企業提供的有效信息和溝通渠道非常欠缺。據他了解，每年北京有大量與中小企業相關的創業基金和項目基金，但由於基層執行力度不夠，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創業者手中。更讓人吃驚的是，就在中小企業因資金緊缺“卡脖子”的同時，國家提供的創業無抵押小額貸款，在北京市一個區5年以來只放了不到10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賈康新聞,賈康說吧)稱，中小企業融資就得靠政府扶持，如果單靠市場，商業性貸款考慮到風險不會輕易放貸。
他說：“國家扶持中小企業在金融方面是有要求的，但是大型商業銀行不願意放貸，目前只能動態地磨合。現在能做的是市場和政府雙方都向前發展，進一步完善信用擔保體系，規避地下金融風險。”
當問到創業中最大的期待是什麼時，喬凱毫不猶豫地說：“首先是行政壟斷行業取消審批制度。企業只要合法，直接進入。”
-壟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
與中小企業舉步維艱相應的，是電信、電力、民航、鐵路等壟斷行業的財大氣粗。壟斷行業佔有了全民資源，卻只向國家交納所得稅，剩下的利潤全都留給企業，高工資高福利成爲這類企業的典型特徵。
不久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吳敬璉新聞)在一個以“收入分配”爲主題的論壇上指出，機會不平等導致中國當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而造成機會不平等的因素，一個是腐敗，另一個就是壟斷。
壟斷對於收入分配的影響不僅僅是這些行業員工過高的工資和福利，更嚴重的是強加給中小企業的高昂成本和低劣服務質量，壓縮了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造成中等收入人羣較少。不久前北京市一位官員就公開指出，電信服務價格過高，嚴重製約了文化產業的發展。
喬凱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作爲一個低資本投入的電子商務公司，除去採購，他們每月開支21萬元左右，其中7萬元是郵寄費用，其餘開支是工資、水電、電話、雜費等。
提到支付在壟斷行業服務上的費用，喬凱的回答就兩個字——昂貴。電力壟斷造成電費昂貴；公司客服呼叫中心需要設置中繼線，電信壟斷使得中繼線價格昂貴；石油壟斷帶來物流費用昂貴；土地壟斷擡高了寫字樓的租金。
電子商務公司很大一部分業務要通過郵寄完成，但郵政壟斷下的郵費價格和服務質量都難以令人滿意。喬凱說，印刷品掛號本來是郵寄的最基本要求，但郵局要收三元的附加費用。“經過用戶調查，發現我們有大約5%的郵件是超期半個月以上到達的，而正常到達時間應該是七天左右。”
喬凱告訴記者，有一段時間他發現公司寄出去的光盤經常被投訴破損，但一直找不到原因。後來發現郵局工作人員收到郵包以後，是用腳從二樓把郵包順着樓梯蹬下去的，所以光盤無論包裝多嚴實，多半都會碎。
周天勇認爲，除了壟斷行業的高昂價格和低質服務，行政部門運用禁令、法規、文件，並在審批、收費等各個環節上設置關卡，阻止中小企業進入壟斷行業。這些政府公權力干預所形成的行政性壟斷也對中小企業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
-大部分創業者屬於生存型
上海市開業指導中心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創業羣體中，“4050”(40歲到50歲)人員僅佔兩成，更多的是20-35歲的中青年創業者。在創業培訓班裏，大專以上學歷的年輕人佔學員總數的兩到三成。
趙華說，中國目前生存型的創業者大大多於機會型，造成創業羣體整體水平低下，對社會貢獻少，聲譽差，反過來形成惡性循環，又損害了真正的機會型創業者。“機會型創業的蓬勃發展纔是增加市場價值和就業機會的希望所在。”
他舉出“2005年全球創業觀察中國報告”中的數據——在中國，生存型創業活動佔到整個創業活動的53%，機會型創業佔47%；而參與全球觀察的37個國家和地區，機會型創業佔到全部創業的70%以上。
生存型創業和機會型創業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不同。機會型創業比生存型創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出口和市場。在金融、保險、房地產等商業服務業，創業的主導形式是機會型創業，而零售、租賃、個人服務、保健、教育服務、社會服務和娛樂業，生存型創業則相對較多。
趙華認爲，中國中小企業自身缺乏基本的企業運營常識和必備的基礎知識，內部建設管理不完善，沒有明確的經營思路，抗風險能力弱。在外部環境上，國家政策在財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沒能給創業者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時也缺乏中間機構和組織，爲創業者提供切實有用的輔導。
“創業少，中小企業少帶來的問題很多。”周天勇強調，中小企業的發育不良除了在經濟上造成投資過大消費過小，工廠生產過剩的嚴重後果外，還將嚴重影響社會分配。中小企業在數量上的縮水會帶來高失業率，不利於中等收入人羣的增長。在整個國家分配中形成勞動力分配少，資本分配多，居民分配得少，國家分配得多的狀況，最終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基尼係數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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