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都市國際化 “三非”現象需“漏洞補丁”

　　如果借用IT術語來描繪中國都市國際化的變遷，可以說已經從最初的1.0版升級到了2.0版，當然，也出現了一些“三非”現象需要“漏洞補丁”

　　中國都市的國際化正日益走向深入，如果借用IT術語來描繪中國都市國際化的變遷，可以說已經從最初的1.0版升級到了2.0版。在中國改革開放將近“而立”之年，“國際化”的大潮正沖刷着中國的每一塊土地。30年來，我們看到中國都市的“國際化”從點到面的擴展，看到從精英到草根的演進，看到從流出到流入的變化，也看到“國際化”給我們帶來的隱隱陣痛。

　　家住北京通州區的張先生，早上出門十有八九會碰見來自中東同樣要搭乘地鐵趕去上班的鄰居賽義德；有時還會在地鐵車廂裏看見挎着大書包的黑人朋友，他們的衣着、神態與中國大學生無異，只是皮膚黝黑；而下班回家時，又會經常碰到一對“跨國組合”推着他們的捲髮混血雙胞胎在小區裏遛彎兒。而張先生的愛人經常光顧的一家理髮店的老闆來自新加坡；如果晚餐要換換口味，她還要去一家專門經營韓國進口食品的超市蒐羅一番。對於張先生來說，這些是他每天都會碰到的。在被問到“國際化是什麼”時，他沒有思索太久便脫口而出，“國際化就是每天的生活”。

　　“想想30年前可不是這樣。那時候我叔叔到北京來，在天安門看見一個金髮碧眼的老外，他和他的同伴在後面跟着人家走了好久，上上下下看了個夠。現在說起來都覺得是笑話，但是想想當時，見一個外國人多難啊！”張先生說。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正式打開國門，將改革開放定爲基本國策。從此之後，各級各地政府都提出要吸引國外的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經驗。隨之而來，“國際化”成了衡量開放政策的新標杆，“國際化”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新口號。然而，在改革開放接近“而立”之年的時候，中國都市的國際化卻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經歷了一番變遷，需要我們來重新審視。

　　這種變遷，我們可以從生活當中接觸到的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看出來，也可以從我們使用的越來越多的國際名牌產品感受到，還可以從越來越多拔地而起的西式建築看出來，更可以從我們可以越來越多地同步獲得的國際信息中體會到。中國都市的國際化在廣度和深度上有了由量到質的變化。如果我們借用IT術語來描繪這種變遷，可以說中國都市的國際化已經從最初的1.0版升級到了2.0版。

　　“逆移民”方興未艾

　　韓國來的姜教授在韓國一所大學講授名爲“中國商業”的課程，他一年當中總要有幾個月跑到北京來進行交流學習。儘管漢語說得有些磕磕絆絆，但他有北京的手機號碼，有機會總要招呼幾個中國朋友到五道口的韓國料理店小聚一番。

　　過去，在中國工作生活的外國人，要麼是駐華使領館的官員，要麼是跨國大公司的高管人員。他們工作當中接觸的都是政要高官，而工作之外也只能在京城頂級的俱樂部打發時間。現在，更多的在華外國人像姜教授一樣，來自“草根階層”，在中國他們也過着“草根生活”。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將從15世紀末開始全球化的進程分爲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分別是由國家和大企業來推動，是全球化發展的“精英時代”；而第三個階段則是個人成爲全球化的主角，由個人的流動推動全球化的發展。

　　中國都市的國際化日益走向深入也正是受着這股全球化潮流的影響。無數個人，或者是看重中國欣欣向榮的發展進程，或者是嚮往與西方文化特性完全不同的中華文化，從全球各個角落彙集到中國。

　　我們記得，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爭先恐後走出國門，有的依靠海外親屬，有的靠自身苦讀，甚至爲了一個出國機會的分配，把一個單位上上下下鬧得雞犬不寧。這時人們心目中的國際化，意味着只有到國外去才能得到它的真諦。然而現在的中國，則出現了逆向的國際化，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和海外華人以及港澳臺同胞到中國大陸來，當年奮力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也順着這股大潮返回中國。

　　以留學爲例，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外國留學生數量每年以兩成以上的速度遞增，2005年留學生數量更是突破14萬人。來華留學生的人數已大幅超過出國留學人員的人數，出現了留學“逆差”的現象。

　　這種“倒流”的現象還出現在港澳臺地區。香港特區政府規劃署近日發表了“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的情況及意向”調查結果，結果顯示了兩地人口出現與20年前不同的倒流情況。很多退休的香港人喜歡回內地生活，不少年輕人不斷尋找到內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行性。

　　國際化深入內陸

　　實行改革開放國策近30年，目前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實現了對外開放，國際化的觸角也伸向中國內陸。張家界市地處湖南西北部，這裏羣山環抱，過去由於交通不便很少有外國人到這裏來。現在由於旅遊業發展的需要，這裏修建了國際機場，去年還開通了從韓國首爾直飛這裏的國際航班。記者看到，這裏的飯店賓館都有韓文招牌，連街邊小販都能說上幾句韓語。在風景如畫的寶峯湖上，乘船遊覽的韓國阿媽妮興奮之餘載歌載舞，彷彿不知魏晉，更不辨中韓了。

　　而隨着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推進，更多的外企正在爲西部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等條件所吸引，正在越來越多地涌向中國的內陸。

　　國際化的悖論

　　有學者認爲，“國際化”的概念涵蓋的是穿越國界的經濟和政治活動的擴展，而國家間的世界聯繫和活動範圍的程度是國際化進程的主要標誌。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國際化的大潮正在沖刷着中國廣袤的土地，中國都市國際化的水平無疑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理解國際化，他認爲國際化是全球化的同義語，它要表達的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全球經濟、文化和政治一體化的趨勢。“中國都市的國際化，旨在順應這個潮流，這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快捷通道。”

　　在談到國際化的核心要素時，朱大可認爲，目前世界各國已經共同釐定了一些國際標準，聯合國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它頒佈了大量的“標準”。而這些“標準”的價值基礎，就是超越了種族邊界的“共同人性”，所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標準，都是此爲邏輯前提。也就是說，在國際多元主義日益成爲人們共識的今天國際化也暗含着同一性的悖論。

　　對此，朱大可也表示了隱隱的擔憂。“中國都市的國際化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也就是成爲全球最大的‘加工廠’。但這只是一種初級加工形態，而且，這是被一種‘被動的同化’而非‘主動的同化’。一種健康合理的同化，應當是雙向的。造成這樣格局的原因有根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現代經濟和現代文化，都嚴重缺乏原創性，這使它失去了征服和擴張的力量。”朱大可說。

　　把握國際化的節奏

　　不可否認，國際化爲中國的經濟大潮推波助瀾。但與此同時，中國都市國際化的潮流之下也是暗流涌動。隨着中國都市國際化的不斷深入，它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漸漸顯露。這不光是體現在國際投機資本興風作浪對中國經濟機體健康的破壞上，還體現在對中國大陸社會道德體系的蠶食。

　　人們對於臺港澳商人的“二奶村”的報道恐怕還記憶猶新。臺灣媒體近日報道說，在大陸凡自恃爲一等一美人，莫不以嫁個金髮碧眼的外國郎爲人生目標，甚至出現了“一等美女嫁美軍(歐美人士)，二等美女嫁皇軍(日本人)，三等美女嫁僞軍(海外華人)，四等美女嫁國軍(臺港人士)，五等美女嫁共軍(大陸本地人)”的順口溜。

　　中國都市新一階段的國際化體現的是個人流動推動的全球化進程，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國際化進程的無序局面。目前，外國人到中國非法入境、非法滯留、非法就業的“三非”現象日益突出，有些地方外國人犯罪也成了令社會治安頭疼的問題，全國公安部門近日對此都展開了專項治理。

　　然而，中國都市國際化的進程一旦開始，它就不會停歇，上述種種負面現象，也是國際化不可避免的陣痛。但這也提醒政府相關部門以及社會有識之士，應該認識到國際化並非百利而無一害，在利用國際化發展中國現代化的同時，更要注意把握好國際化的節奏和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