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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昌一直關心孩子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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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印象：
知道王克昌是從天津高校設立了一個“王克昌獎學金”開始的。
那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天津市高等學校出現了一個被冠以“王克昌”名的獎學金。聽到這個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王克昌是誰？他怎麼能拿出這麼多的錢去資助那些與他素不相識的學生？因爲我知道在當時大學裏，哪怕每月只有十幾塊、幾十塊的助學金，都能讓一個貧困學生擺脫生活的困擾，更加倍地努力學習。
我的好奇很快便有了答案。
有報章介紹，日籍華人王克昌先生原是天津市東麗區人，他早年東渡扶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創業，終有成就。儘管功成名就，王克昌先生依然生活儉樸，身在異國，一直牽掛着家鄉的興學育才大業。1989年，王克昌先生回國後向市有關教育部門提出捐資一億日元，在天津設立獎學金。於是，根據王克昌先生的意願，爲了鼓勵天津市高等院校學生刻苦學習，奮發向上，在德、智、體、美諸方面得到發展，成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人才，特設立王克昌獎學金，其中“王克昌特等獎學金”2000元，“王克昌獎學金”1000元，凡是天津市高等院校計劃內的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專科生(不含成人教育)，具備一定條件的，均有享受王克昌獎學金的資格。
如今17年過去了，我沒有統計過有多少學子受益於王克昌獎學金，也沒有調查過這筆獎學金在這些學生心裏保存過怎樣的記憶，但我卻看到了時間在王克昌先生———這位已年過九旬的老人身上留下的烙印。
前不久，我在對海外天津人的採訪中，聽說王克昌先生從日本回到天津，就請天津海外聯誼會的同志幫我聯繫採訪，還特意把我一直以來對王先生的種種好奇和要提出的問題，整理了一個採訪提綱，事先轉交給王克昌先生。其中我所關心的有這樣幾個問題：
一、他老人家小時候生活很艱苦，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成長，讓他學到了什麼？
二、在他的記憶中，哪些事對他的影響最大？
三、他幾十年前遠離祖國到日本創業，人們都知道在國外生存很難，取得成功就更不容易，是什麼樣的精神和信念支撐着他走過困境，有了今天的成功？
四、事業成功後他想到了回報祖國、回報家鄉，是什麼原因讓他首先拿出那麼多的資金支持教育，設立獎學金？
五、在日本他曾團結了很多的旅日天津人，成立了天津同鄉會，爲中日友好、爲天津建設出力，他們在一起都經歷了哪些有意義的事？
六、現在他老人家年過九十，回憶過去有沒有讓他遺憾的事？他還有什麼特別想做的事嗎？
不久，王克昌先生和我們約定了見面的時間，但他的家人說，因爲身體的原因，他可能沒有辦法回答我這麼多的問題，只簡單聊聊吧。
那天，我與攝影記者走進了王先生家的小院。這個小院不大，陽光灑滿了它的每個角落，在陽光下，金屬板鋪就的坡道顯得格外刺眼。家裏人說：坡道是新鋪的，老人現在腿腳不好，出來曬太陽要坐輪椅，有了這坡道能方便些。我們進到屋裏，屋中的陳設普通得讓我只能用樸素和簡潔來形容了，而王先生就躺在屋角的一張單人牀上休息。見我們來了，他吃力地坐起來，鞠着躬、和藹又客氣地說：請坐吧、請坐吧。接着他又是一鞠躬：對不起，我身體不好，我們只聊10分鐘好吧。這別有特色的鞠躬很容易讓我聯想起他在日本半個世紀的創業經歷，以及那些道不盡的生活艱辛，雖然他那有些僵直的頸椎讓他擡起頭時已不那麼自如了，但他依舊耳不聾、眼不花，花白的頭髮、紅潤的臉色看上去很有精神。我問他：您身體還好吧？他拍拍自己的腿說：人老了，腿腳不聽使喚了，得靠這步行車在屋裏活動。聽，都92歲的人了，還是一副不服輸的勁頭，真是讓人佩服。
雖然我們這次見面交談的不多，但王克昌先生的真實與質樸、憨厚與坦誠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我不能讓老人耗費太多的精力去追述他的過去，好在我得到了作家航鷹幾年前爲王先生寫的傳記《商旅》，還有一些與王先生交往、共事的人對王先生的認識與描述，我想，我只能在他們那裏去尋找我採訪的答案了。不過我記下了王克昌先生在《商旅》後記中寫下的這樣幾句話：
我一向不善於講述自己，如果讓我講自己的經歷，幾十年裏所做的事，我恐怕10分鐘就能講完，儘管我這一生像永不歇息的大海一樣動盪着，深藏了許多或者悲傷、或者欣喜、或者驚險、或者平淡的故事。
每天我只是儘可能多、儘可能好地做我該做的事情。從青年做到中年，又從中年做到老年。現在，我已是年過八旬的高齡者，可對於我的故國、我的同胞、我的朋友們來說，仍舊有許多該幹好的事情在等待着我。
我還年輕的時候，我的人生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挫折，我當時所處的環境與現在年輕人所面臨的問題、所置身的世界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但我認爲有一條還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成功就得克服困難，戰勝挫折，得有百折不撓的氣概和勇氣。
我不敢說自己已經成功了。這些年我爲我的故國、我的家鄉修建了學校，出資設立了獎學金，我所希望的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才成功。
我想，看過去爲的是更好地看未來，大家的未來。如果我的過去，我的人生道路上的種種經歷能給年輕的朋友一點啓示、一點借鑑、一點幫助，那便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小氣”與大方集於一身
航鷹是王克昌先生的傳記《商旅》一書的作者，經過多次與王先生的採訪與接觸讓她感受很多，在書出版後，她又在《鶴髮赤子》一文中寫道：
我採訪王先生時，他75歲，鶴髮童顏，慈眉善目，溫雅的舉止，樸素的衣裝。在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樸實誠懇發自心底的笑容與餐館老闆迎送顧客的職業笑容和諧地渾然一體。忠厚謙和的長者風範顯示出他的中華血統，頻頻鞠躬又滲透了日本禮節的影響。在他身上體現的兩種文化天衣無縫的合而爲一，給人留下獨特而奇妙的印象。
王先生祖籍東麗區大鄭莊，少年時在天津學徒，上世紀40年代東渡日本，白手起家創業。他的日本夫人是個戰爭孤兒，爲了生計，夫妻開了一間食品外賣店，後來開辦的“天津飯店”也是由製作包子、餃子、燒麥慢慢擴大經營，至今其屬下的天津飯店有三十多處，年利潤達幾億日元，是日本餐飲業第二大戶。一個饅頭、一個包子辛苦積累起來的家業來之不易，他卻在晚年從養老金中抽出鉅款資助家鄉教育，實乃可欽可佩。知道了這一背景，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您拿這麼多錢來，家屬子女同意嗎？”他欣慰地笑道：“住在天津的老母親說我這是給他老人家增光，長子長女也很理解和尊重我。在日本的太太和在海外的四個兒女都很支持。我不想多給子女錢，錢多了不一定幸福，反而會害了他們。在日本，不少父一輩的經營老闆兢兢業業積累了家業，第二代卻一塌糊塗了，花天酒地，造成破產。日本的父母不希望給兒女留下遺產，而是熱心供子女上大學、讀博士，教孩子立下自立的志願。要知道，靠繼承的時代過去了。”
採訪期間，王先生請我吃午餐，吃完後他叫過服務員說：“請拿幾個食品袋來把剩菜裝好。”可能他看到我面露驚異，說：“在日本，服務小姐會主動準備好飯盒，爲客人把剩菜裝好帶走。如果你不嫌棄，帶回去熱熱吃吧，扔掉多可惜呀！”後來我把這件事講給別人聽，人家告訴我，曾聽一位南開大學的教授講過，王先生在東京請天津留學生吃飯，有個青年只吃了半碗麪條，剩下的想扔掉，王先生端過碗來，把他剩下的麪條吃了，以此教訓了青年人要懂得節儉。
王先生的長子告訴我，他父親一日三餐很清淡，穿着有縫補針腳的衣服，用在個人身上幾乎沒什麼花銷，寧以高齡之軀乘地鐵、坐公共汽車奔波於上下班途中，也捨不得買一輛小汽車。但他卻又拿出上百萬美元熱心家鄉公益，“小氣”得夠可以，大方得又不尋常。
獎學金頒發的初期，有一次因爲外幣兌換中的某些技術性問題沒能及時把獎金髮到學生手裏，王先生回國知道了這件事，非常重視，他親自去了學校，在大會上向同學們道歉，痛心地檢討：“……我在走進校門時猶豫了，我對不起各位同學。”他回日本後，三天內竟給長子打來六個電話詢問此事，直到知道學生們領到了獎學金才放心。事後，我很替他爲自己做了好事卻又公開道歉鳴不平，他卻鄭重地說：“人要講信用，成年人要是欺騙孩子，他們長大了就會欺騙社會。”
思學與助學同時進行
曾任天津市東麗區區長的王學思先生，在他任職期間正是王克昌先生決定捐資助學的時候，因此他與王克昌先生交往甚密，在他的“與王克昌先生交往札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先生重視教育，興辦學校的願望由來已久。先生親自感受少年失學之苦，自述幼時求知慾強烈，在艱難條件下一面挑水一面到村裏古廟中私塾上學，爲多學一點知識，搬住在塾師隔壁，這樣便於侍奉教師，隨時求教。在這樣四五年中，爲謀生計，勞動佔去大量學習時間，內心痛苦不堪，有時跑到無人之處大哭一場，暗中發誓：將來我要出去經商，賺很多很多的錢，讓村裏的孩子都能讀上書!當先生28歲，事業稍有成就，就邀天津成興茶莊經理劉少波、義源永木板廠經理陳錫華各出資三分之一，在家鄉大鄭莊籌建“正心小學”，一年後，於1944年開學併購百畝土地作爲學校基金。先生每月兩次由市裏騎車回村看望師生，訪問學生家長，徵求意見。
以後先生經營每遭受一次挫折，即深思教訓：是由於自己判斷決策上的錯誤，而造成這種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自己素質不高，根本所在是本人受的教育少，文化知識水平太低，未具備足夠的學識，掌握不住商途上各種複雜局面。從而更激起興辦教育，造福桑梓之願，不使後人再受無文化之苦。讓後人知道，只有具備文化知識，纔不致吃虧上當。
他在1986年2月13日給我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今年滿70歲了，退休在目前，人生在世，年輕時代不能不往前追，不追就是退。尤其爲了生存，不幹不行。中國古語，幹活兒二字意義不淺，幹才能活。我15歲在天津學生意，現在算起來，在社會上掙扎了55年，剩下來餘年不多了，再生存10年，已經是80歲了……因此我預定明年退到第二線，在後面多少協助協助。日本商法規定，創業者可以拿一筆退休金，我早存一個志願，以一半金額，定在天津南開大學成立一個永久性王克昌獎學金會；一半留下來爲自己養老之用途。獎學金的金額在人民幣一百萬元以上，每年利息可收入6至7萬元。因爲是永久性存在銀行，利息應該多一點，每年可供養苦學生10至20名。以上是我現在心情，今年是準備期間，1987年預定實行，決定時要立獎學金會，我想必要時，請您出來參加委員之一，東郊區應該有人出來，不知區長認爲如何?”(我隨即回函表示讚許。)先生坦誠地說：“我是不圖虛榮的，只想着讓這筆錢有助於多出點人才。”“談不上義舉，只是對國家、對家鄉的一點小小貢獻。”
他在1989年11月10日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是失學之人，但不希望下代人再走我同樣的路，國強民富，必須由教育方面入手，日本國有今天經濟基礎，是受教育徹底，人人皆受教育，日本國沒有資源，但是他們的頭腦資源不可小看。”他還說：“作家長的怎麼能耽誤孩子唸書上學呢?孩子長大成人後會罵你的!我直到現在還埋怨我的父親，當初爲嘛不讓我多念幾天書?光盯着多掙錢?現在我倒是掙了不少錢，可是再也念不成書了，這是終生的遺憾啊!我今年74歲了，在外邊奔波這麼多年，經了許多，看了許多，也想了許多，琢磨來琢磨去，總算悟到了這麼個道理：不光國家發達要靠教育，一個人要想發達，最終也得靠教育，現在日本已經進入競爭社會了，沒學問就甭想掙大錢，我想，未來的中國肯定也會這樣。”先生對教育與興國的關係，中國與日本等國教育的對比，對科技興國的展望都有自己的見解。或從親身經歷，或從國外現狀談出獨到的看法。
聚力與出力同爲家鄉
2006年2月11日，在日本東京都新宿的天津飯店九河樓宴會廳，聚集了老老少少六十多位客人，歡聲笑語不絕於耳。這是在日天津同鄉會10週年的新年聯歡會。前來參加新年會的有早年曾在南開大學任教的日本專家；有在天津深造過的日本留學生；有來日20年以上的教授學者；有在日開創自己事業的社長；有來日不久的年輕學子；當然還少不了一羣在日本生長的第二代孩童……是純樸濃厚的天津鄉音把這些新朋老友連接在了一起。大家暢所欲言，交流在日本生活學習的經驗和苦惱，聊聊母校及家鄉的變遷，雖然在元宵佳節不能回國與親人團聚，但在這裏大家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一樣，品味着香甜的湯圓，感受着團圓的氣氛。
記得那是在1996年的一個冬日，在株式會社天津飯店社長、天津市榮譽市民王克昌先生的感召下，也是在這同一地點，聚來了50位天津人的代表，舉行了在日天津同鄉會成立大會。光陰倏忽，十年如夢，每年必不可少的新年會早已成爲在日天津同鄉會雷打不動的保留節目，而在當初成立大會時風華正茂的代表們，如今鬢髮都似乎透出了些許的斑白，但令人們欣慰的是，又一批風華正茂的年輕老鄉正在爲同鄉會不斷補充着新鮮的能量。他們表示要努力奮鬥趕超前輩老鄉們開創的業績。
天津同鄉會之所以能如此受同鄉愛戴，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裏有一位非常令人敬仰的老天津人，也是在日本頗負盛名的華人企業家王克昌老先生。王老不僅是天津同鄉會的經濟後盾，也是天津同鄉會的靈魂人物。在今年的天津同鄉會上，王克昌老先生因年事已高，身體不便沒有到場，但仍請人轉達了對同鄉後輩的關愛，並表示會一如既往，做同鄉會的經濟後盾。
今年的聯歡會上，所有到會的年輕人都得到了老會長王克昌的自傳體小說《商旅》，相信他們會在老一輩天津人艱苦創業的精神鼓舞之下，開創更加輝煌的業績。正如10年前在日天津同鄉會成立之際的發刊詞中寫道：“東瀛遊子意，津門故里情，何當勤共勉，開創錦繡程。”
海外天津人系列之———
王克昌簡介：
王克昌先生1915年出生於天津市東麗區，15歲時到天津恩永商行當學徒，於1939年開辦東亞貿易公司，與友人合資在家鄉建立正心小學。1941年創立義昌行，活躍於天津、香港等地。
1946年赴日，白手起家，1954年開辦“天津飯店”，至今在日本各地已有近二十處分店。
1989年他以一億日元率先在南開大學設立王克昌獎學金，後獎學金擴大到天津市各高校，至今獲王克昌獎學金的優秀學子數以萬計。
早在1990年10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便授予王克昌先生“天津市榮譽市民”稱號，1991年被授予永久居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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