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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從紅軍告別養育過他們的紅色根據地開始的。
從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中央紅軍，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六軍團，先後從贛南閩西、從川北嘉陵江、從豫東南、從湘西踏上了漫漫的遠征之路。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他們的雙腳將踩出一段舉世無雙的壯舉——1936年10月，當四支紅色大軍在黃土高原上緊緊相擁時，他們的遠征從此有了一個輝煌的名字：長征。
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之際，新華社四支小分隊分赴四支紅色大軍長征出發地，與當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一起，再現那場偉大遠征的第一幕。
1934年10月16日，江西於都——中央紅軍出發
10月10日起從瑞金、興國等地出發的中央紅軍，在10月16日晚匯聚到了於都河畔東門渡口。
當年只有7歲的丁張發緊依在爺爺身邊，盯着眼前快步走過浮橋的隊伍，希望能從中找到父親的身影——他聽說，父親前些日子在反“圍剿”中負傷了。
“全城的人都來了。”丁張發回憶說。
很多人都與丁張發一樣，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親人——在丁張發的家鄉於都，先後有6.8萬人參加紅軍，幾乎每個家庭都與紅軍有着直接的關係。
“問一聲親人紅軍啊／幾時(裏格)人馬(介支個)再回山……”
就像這首聞名遐邇的歌曲所唱的，這個雁陣驚寒時節的血色黃昏，從此成了多少人一生難以忘懷的記憶。
“再次回到家鄉都是15年後的事了。”老紅軍鍾明到現在還後悔當初沒有回到離渡口不遠的家中看看。
他回憶，雖然沒有人告訴他這一次要走到哪裏去，但自己卻敏感地意識到，這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軍——空了許久的子彈袋都裝滿了，每人都背了大量糧食，身上掛着好幾雙當地羣衆送的新草鞋。
其實，撤離蘇區的跡象早已露出。這年5月，紅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擴紅”運動。7月7日，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進發。8月7日，紅六軍團突圍西征……
隨着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中央紅軍在贛南這塊曾經養育過他們的紅土地上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就像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要搬走了。”在紅軍醫院工作的鐘明發現，連體型巨大的X光機都帶上了。在長長的隊伍中，還有工廠設備、印鈔機、發動機……
從10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率8.6萬人的紅色大軍踏上了遠征之路。一年之後，當鍾明跟隨毛澤東到達陝北時，他們的隊伍僅剩7000人。
和鍾明一起長征的於都籍戰友中，有16336人犧牲在了長征途中或後來爲民族獨立和祖國解放的征戰中。而與鍾明家鄉相鄰的興國縣，僅是犧牲在長征路上的紅軍就有12038名……
如今，隨着長征大橋、紅軍大橋的建成，於都東門渡口已經廢棄。但多少年來，鍾明老人還時常在傍晚漫步在渡口舊址，看着夕陽下平靜的河水緩緩流動。
83歲的丁張發老人一次次拒絕了隨子女到城裏居住的建議，執意住在渡口邊的老屋裏，守望着“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紀念碑”。
雖然，丁張發後來得知父親在長征前就已經犧牲，但老人確信，聳立在渡口邊的這座紀念碑，就是人們爲他的紅軍父親和衆多與父親一樣爲紅色理想而付出生命的人建立的。
1934年11月16日河南羅山縣何家衝，紅25軍出發
濃濃夜色的掩護下，一支2900人的隊伍衝出遮天蔽日的密林，悄悄向西進發。
羅山縣鐵鋪鄉何家衝88歲的何國忠老人，坐在有着800多年樹齡的巨大銀杏下，用手向周圍劃了一個大圈：“原來這裏白天也見不到太陽，都是密密的老林子，國民黨部隊根本不敢進來。”
老人回憶，11月17日清晨，當他像往常一樣給紅軍送豆漿時，卻發現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紅軍一個也不見了……
三面環山的何家衝位於大別山北麓，何國忠記事起，紅軍就在這裏幫着窮人鬧革命。對於這個喜歡紅軍的娃娃，這一天有點突然。而對紅25軍來說，這一天卻是經過周密計劃的。
1932年組建的紅25軍在大別山越打越強，引起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重兵“圍剿”，生存出現了危機。
中央的指示隨着程子華的到來傳到了紅25軍：戰略轉移，去建立新的根據地。至於去哪，則由紅25軍自己決定。
92歲的李天忠，曾是紅25軍軍部衛生員：“部隊迅速向何家衝集結，每個人一個碗口粗半米長的糧袋子，傷員全送到了百姓家裏。老人全都要留下，軍部只帶走了一個會理髮的老頭……”
就在那棵歷經滄桑的古銀杏樹下，紅25軍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孤軍開始長征，軍長程子華，政委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
四支長征隊伍中，紅25軍人數最少，但彈藥充足。在遠離黨中央的情況下，孤軍遠征10個月的他們反而越打越強。
李天忠回憶，在路上，他們時刻關注中央紅軍的消息。軍領導多次說：“消滅敵人一個團，不如繳獲一部電臺，這樣才能得到中央的指示。”
當得知中央已轉戰到四川，有可能北上時，1935年9月，艱苦轉戰近萬里的紅25軍先期到達陝北，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因此，毛澤東後來稱讚徐海東“對中國革命有大功”。
今天，距京珠高速公路僅幾公里的何家衝已不見當年的密林，只有何國忠老人家門口這株歷經滄桑的古銀杏樹，作爲紅25軍長征出發的見證，依然高高挺立。
1935年3月28日，四川嘉陵江畔，紅四方面軍出發
嘉陵江在蒼溪縣城外3公里的地方拐了一個大彎，這就是著名的紅軍渡。
與中央紅軍的起點相似，紅四方面軍的長征也是從越過一條河流開始的。
1935年3月28日起，近10萬頭戴斗笠的大軍跨過嘉陵江，開始了長達18個月、漫漫萬里的征程。
5個月前，當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路時，遠在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剛剛取得了粉碎四川軍閥六路圍攻的勝利。
“中央指示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今年91歲的杜萬榮老人記得，爲了渡江，紅軍專門成立了直屬水兵連。
20歲的船工之子杜萬榮被任命爲連長。
“船早被敵人破壞了，我們只能用竹筏子架浮橋。河水那個冷啊，我們喝了燒酒都凍得站不住。”杜萬榮說。
晚9時許，擔任渡江主攻部隊的第30軍在塔山灣主渡口，祕密將紅軍造船廠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輕輕推入江中，強渡搶灘，撕開了四川軍閥的西岸防守。當天深夜，杜萬榮奉命過江潛伏。他和兩位戰友一直摸到敵人的工事裏，端掉了敵哨兵。
與此同時，右翼第31軍，左翼第9軍，也在鴛溪口和閬中以北渡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槍是嘎嘣嘎嘣地響，一羣羣紅軍從江裏衝上來，人喊馬叫。”居住在劍門關鎮志公村的86歲老人蒲仕凡，是當年目睹紅軍奪取劍門關的放牛娃。
4月2日拂曉，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率部僅用半天時間，就擊潰了守在劍門關的3000敵人……
歷時24天的渡江作戰，紅四方面軍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迄川北，南起梓潼，北抵川甘邊界縱橫各二三百里的廣大地區。爲支援紅軍，19歲的敬文青和幾個女伴各自背上70多斤的蕎麥、玉米，從家門五龍寨走到100裏外的壩底堡。
“我走前，她們在後，來來回回背了七轉。”今年90歲的羌族老媽媽敬文青說，她兩個兄弟就是背糧背進紅軍隊伍裏的。
在川北，像敬文青這樣爲長征大軍背糧修路的各族羣衆多達5萬，他們中不少因此獻出了生命。
1935年11月19日，湖南桑植劉家坪——紅二、六軍團出發
軍號聲劃破了湘西劉家坪傍晚的寧靜，紅軍集結出發了。
91歲的老紅軍肖瑞林還記得鄉親們送行的情景：有的手中提着葫蘆裝的苞谷酒，有的挎着滿籃子橘葉包的糯米粑，有的拿着精心編制的布草鞋。
房東大嫂趕過來，把一雙草鞋塞進肖瑞林的懷裏。肖瑞林逗了逗大嫂懷裏那個不滿兩歲的孩子，跑向自己的隊伍——20歲的肖瑞林此時是紅二軍團政治部的宣傳幹事。
自從1934年10月，任弼時、肖克、王震帶領的六軍團從江西轉戰而來，與賀龍、關嚮應領導的二軍團會合後，蔣介石一刻也沒有停止對這支紅色隊伍的圍剿。此刻，30餘萬敵人正從四面八方壓來，把他們擠壓在了龍山、桑植、永順間一片狹小地區。
11月4日，賀龍、任弼時、關嚮應、肖克、王震等決定進行戰略轉移。這時，與黨中央失去聯繫的二、六軍團領導人還不知道，中央紅軍已到達陝北，紅四方面軍已退到川康邊界。
距劉家坪15公里的洪家關就是二軍團軍團長賀龍的故鄉。
“出發前頭一天，他騎着馬來找我的父親：‘幺叔，明天就要走了，你準備好了沒有？’”83歲的賀文首回憶。
賀文首的父親賀勳臣，是賀龍的叔叔，也是最早跟着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村民之一。南昌起義失敗後，又隨賀龍回到家鄉。
“母親、二哥和我送父親走到村口。賀龍對母親說：‘幺嬸，不送了。我們還會打回來的。’”
父親跟着賀龍縱馬揚鞭離去的形象，從此深印在了賀文首的腦海中。
“隨着賀龍率部長征，整個賀氏一族，留下了80多位寡婦。”賀文首說，紅軍長征後，洪家關三度被燒，自己也度過了6年東躲西藏的日子。
紅六軍團的出發地，在距劉家坪幾裏遠的瑞塔鋪。
遠征，對六軍團軍團長肖克來說，已不是頭一次了。1934年8月7日，六軍團率先離開中央蘇區，開始西征。南昌起義時，賀龍任總指揮，21歲的肖克擔任連指導員。今天，他們又攜手並肩，踏上了遠征之路。紅二、六軍團於1936年7月5日，在長征路上與紅32軍合編爲紅二方面軍。
3個月後，他們在今天的寧夏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出發時1.7萬人的部隊仍有1.3萬，是三大主力紅軍中損失最少的部隊。毛澤東說：“你們1萬人，走過來還是1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蹟。”
此刻，出發時20.6萬的四支長征大軍，還剩5.7萬人，總行程6.5萬里，途中進行的師以上規模的戰役戰鬥就有12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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