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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必須堅強』
『人生不是要堅強，而是必須堅強』，說這話，劉忠德有感而發。在他所堅持的文化導向中，有兩個關鍵詞：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
劉忠德幾次提到自己在解放前的經歷。很動情。
《悲愴的黎明》是劉忠德的作品，講述了一群東北解放區的青年學生奔赴戰場，最終只有一人幸存。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劉忠德。
劉忠德：我們都是從革命年代過來的，都是革命後代，我出生在東北，父輩1945年參加革命。我受父輩的影響很大，1948年參軍，當時，我們幾個小伙子穿上軍裝奔赴戰場，可最後就剩我一人回來了，你想想，當時有多痛苦！
劉忠德經常說，自己這代人對黨、對國家的感情極為深厚。
記者：你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嗎？
劉忠德：我就是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纔入的黨，共產黨是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但要讀懂馬克思主義，並不容易，有的人連馬克思主義的ABC都沒有讀懂，還大談馬克思主義，是很可笑的。馬克思主義偉大到什麼地方？資本論，剩餘價值那是科學。不久前，英國有個媒體搞了個民意測驗，世界第一偉人是誰，很多人投票贊成馬克思。他是第一偉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他說的共產主義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記者：你如何讓孩子們也信仰共產主義？
劉忠德：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惟一的領導力量，只有她纔能擔負起民族復興的大任，要讓廣大青少年認識到這一點。現在我們打算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其中，要讓年輕人清楚，黨是什麼樣的組織，還要讓他們了解國旗、國徽、國歌的誕生等等。我們現在做了幾件事，我們向北京市幼兒園捐贈《黨的知識(幼兒版)》，這個書挺有意思，目的是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黨是怎麼回事，黨旗象征什麼，黨是哪年誕生的等等。
『最討厭附庸風雅、不懂裝懂』
在任內，劉忠德是個強硬派，港臺歌星佔領熒屏的趨勢被止住了，他手握行政令箭，開始文化體制改革。
劉忠德：1992年上任時，國內歌劇演藝市場處於難以想象的低潮。有一次我去某個城市考察工作，得知『一場歌劇，臺上一百多人，臺下只有七個人』。
使他下決心『抓』歌劇的是另外一件事。國內一位著名演員哭著說：『劉部長，我已經有八年沒有演過歌劇了，您要抓一抓歌劇啊！』
劉忠德：我一聽，八年啊，八年可以造就一個很好的歌劇演員，也可以毀掉一個很好的歌劇演員。我就找本子，但看了20多個本子，沒有一個我喜歡的，於是我就自己寫，可寫歌劇是藝術，不是誰都能做的，但我的脾氣是話說了就要做，我就下決心去學習。為了寫我第一部歌劇《悲愴的黎明》，我把藝術學院的歌劇教材通讀一遍，學完了之後，又有生活體驗，這纔寫出來。
在夫人的協助下，劉忠德用了四個月的時間收集資料，一個月寫就《悲愴的黎明》，之後，劇本被搬上舞臺，在北京和他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上演了30多場，『場場爆滿』。
但是，讓這個老文化部長感到無奈的是，他自己很受感動並自認藝術價值很高的一些民族歌劇依然是舉步維艱，票都賣不出去。
劉忠德：我們國家的這些大劇院，很少演中國的節目，場租十幾萬，中國演員能進得去嗎？我最討厭附庸風雅，不懂裝懂，而很多人就這樣，只要一聽是外國演出，不好也好。比如『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只有中國人這麼稱呼，帕瓦羅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們到北京前在首爾演，票價不到北京的1／10。現在外國人喜歡到中國發財，有錢的老板們不懂。有些人就搞些通俗歌曲，可看的人還以為是高雅藝術。
任期內，『歌劇等高雅藝術抓得不夠』也是他的遺憾。現在，劉忠德在創作和排演歌劇方面下了很大力氣。8月，他創作的中國劇《天鵝湖》就將在北京公演。
劉忠德：就當彌補任內的一個遺憾吧。
思想文化管理官員難當
中國的思想文化管理官員，總會陷入矛盾的社會評論，劉忠德也不例外。
記者：您如何評價自己？
劉忠德：我這個人，不『左』也不『右』，我就按事物的規律辦事。
記者：你如何看待別人罵你？
劉忠德：第一不怕，第二還是不怕。前陣去澳門，還有一份右派雜志登了我的照片，有人開玩笑說，人家罵你『左』呢，我一看，發現裡面什麼內容都沒有，瞎說一通。
另一方面，他坦承，在中國，宣傳部長、文化部長是所有部委官員中最難當的。
記者：您當了6年的文化部長，還擔任過中宣部副部長，曾經管理過意識形態工作，對這個工作怎麼評價？
劉忠德：中國的中宣部部長、文化部部長，像人們說的，和美國的國防部部長，原蘇聯的農業部長一樣，是各部門中最難當的官員。因為他涉及到要用什麼樣的精神引導工作，國家能不能保持穩定，意識形態工作做得怎麼樣非常重要。意識形態工作還涉及到國家的性質，國家要是變顏色，肯定是這個領域出問題，不是經濟出問題。
記者：您當文化部部長時有些什麼原則？
劉忠德：你必須帶著問題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原著。當文化部部長，必須理論聯系實際，通過學習，來回答現實的問題，我剛上任時一般一個藝術門類要用一個星期去研究。文化圈很難對付，有人說寧帶千軍萬馬，不帶八百雜耍。別說搞文化的倚老賣老，以專家自居，就是司局長們，你要讓人家服氣，只有學習。
剛上任時，劉忠德對每個藝術門類都花上七天時間，把自己關在屋子裡，聽看各種資料，並進行思考。
這些系列的思考學習決定了他任文化部長6年間的相關文化政策取向。比如，對音樂，提倡民族的和高雅的，不反對通俗的，通俗的要加以正確引導，有限度地發展輕金屬、輕搖滾音樂，反對重金屬，反對無調性音樂。
記者：怎麼理解主旋律？
劉忠德：主旋律是包羅萬象的，可以用各式各樣的形式，只要是對社會有益的都是主旋律。
記者：你的前任中很多是作家，如賀敬之、王蒙，而你不是，你怎麼看？
劉忠德：我們要寬容對待別人，像我的前任後任，不能說後任罵前任，或者前任要求後任一定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做，我只是文化部領導接力賽中的一棒，只要自己盡心就行，別人怎麼跑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去乾預。另外，在管理工作上，很難說，誰就是內行，誰就是外行。
『國家大劇院這事，我提過四點意見』
從個人經歷到國家文化大事，劉忠德幾乎沒有保留地悉數道來。在他任內，國家大劇院的上馬是一件大事。
記者：您本人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工業建築和民用建築專業畢業的，對國家大劇院的總體設計有何看法？
劉忠德：我現在還是國家大劇院領導小組的成員，但從開始到現在，我一次會議都沒參加。我想，領導小組裡就我學過點建築，參與設計討論的建築專家不是我的老師就是同學，我去了不好。後來老是有人問我，你自己是學建築的，怎麼把大劇院搞成那樣，這個黑鍋我一直背著。
記者：國家大劇院上馬經歷了怎樣的決策過程？
劉忠德：大劇院開工建設之前，周總理爭取了38年。我剛到文化部時，就開始弄這事。當時全國人大想在這塊地上建人大常委會，後來沒成。到了1997年底，國家大劇院立了項。我去歐洲考察，回來之後我看到四條意見：第一，由北京市設計單位設計；第二，由北京市的施工單位施工；第三，作為國慶50周年的獻禮；第四，建成後歸北京市管。
這四條，我一條都不同意。第一，像這種國家大項目，要采用國際招標，國際招標倒不一定由外國人來做，而是便於掌握行情；第二，國家大劇院是國家級的，它的施工必須向全國招標；第三，像這樣一個工程，建成起碼要花5到7年，沒法趕在國慶50周年之前建成；第四，我建議建成後由文化部管。
後來的事，劉忠德說，自己就不管了。
出任國際儒學院院長是歸宿？
可以說，劉忠德的大半生在和文化打交道，他還是許多民間組織的負責人，在這些頭銜中，國際儒學聯合會常務副主席的稱呼，引人注目。
因為儒聯的關系，他又多了一個頭銜，受聘出任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院長。
記者：您又要和孔夫子『打交道了』，而以前孔夫子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樣高。
劉忠德：現在咱們國家和民族能正確對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遺產是不容易的。
記者：有人提出，儒家學說的地位要得到提昇，應該作為指導思想，您怎麼看？
劉忠德：儒學界裡，確實有人這麼說過，但這是不行的。我們當今的社會雖然文化內容是多元的，但文化指導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做這個工作政治性很強，要把握住正確的方向。我們過去可能認為一些傳統文化是糟粕，今天可能恰恰是精華，儒學中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是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
至於出任儒學院院長是否是歸宿，劉認為不是。
劉忠德：只要我還能工作，就要做我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朝自己所認為的正確文化方向上努力。
這段時間，他和夫人牛靜共同創作的中國劇《天鵝湖》正在緊張的排練，『8月23日公演，以後還要到日本去演』 。
劉忠德：有的人說，年輕人是垮掉的一代，我說中國年輕一代是充滿希望的。他們思維敏捷，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強。當然也有問題，但是我覺得，最可怕的問題是年輕人在靈魂深處對傳統文化的疏遠，當然問題不在年輕人自己身上。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成立了一個華夏文化振興基金，讓民族藝術向青少年開放。今年暑假在北京的中山音樂堂將有100場音樂會和京劇演出。
2006年，華夏文化振興基金向北京市所有幼兒園捐贈了《黨的知識(幼兒版)》萬餘冊。
他說，他喜歡年輕人，他們是國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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