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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希望書庫基金會名譽會長,華夏文化振興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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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為對超女比賽發表異常嚴厲的批評,很多人不知道劉忠德是誰,而他過去的工作和億萬中國人緊密相聯,那些耳熟能詳的電影、音樂、流行歌曲,甚至春晚上趙本山的小品,都和劉忠德有關。
從履歷上看,他是國務院前副秘書長、中宣部前副部長(1990—1998)、前文化部部長(1992—1998),現在是全國政協常委,轉任政協後,劉很少公開談及任期內的所思所想。
劉忠德是誰?劉忠德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價值觀是什麼?在20世紀90年代,他如何參與管理中國的思想文化工作?
可以肯定的一個事實是,他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管理工作的一個親歷者、推動者,其中辛酸、榮辱,只有他個人最清楚。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問心無愧,任人笑罵評說。
2006年7月9目、16日、23目、30日、31日,本報記者五次采訪劉忠德,前後進行了將近15個小時的對話,希望能還原一個更真實的劉忠德。
一版的引言,即為本次采訪中的幾個片段。
再談超女
劉忠德的辦公室在北京東城文化部的一個院子裡。推開辦公室的房門,右側牆上貼著歌劇《八女投江》的海報,海報上有八女投江的雕塑,還有劉題寫的劇名。
《八女投江》講述了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冷雲、胡秀蘭等八個抗聯女戰士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英勇戰斗,最後寧死不屈、投江就義的故事。
『就是在隔壁的房間,我說,「超女絕不是藝術,是對藝術的玷污。」第二天全中國都地震了。』劉忠德笑言。
2006年4月20日,劉說這句話的時候,正值2006年超女比賽進入到海選階段,當時的報道引述劉忠德的話說,『當時我在寫中國劇《天鵝湖》,我說中國劇《天鵝湖》是高雅藝術,是民族文化,現在搞什麼超女超男,這是對藝術的玷污,結果第二天,大報小報都用大大的標題,我主要是希望有關方面和主辦單位要有社會責任感。』
記者:不是針對孩子?
劉忠德:孩子還小,能有什麼錯呢?畢竟什麼也不懂。後來,超女主辦方和主管部門專程來到北京,他們說一定要認真對待我的意見,要有社會責任感。
而孩子們卻並不理解這位『劉爺爺』的良苦用心。但劉忠德一直強調,自己就是喜歡高雅藝術,但並不反對通俗藝術,只反對低俗。
而也有對超女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公共電視臺和商業電視臺是不同的,商業電視臺播超女這樣的節目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公共電視臺不能在未征得觀眾同意情況下,播這種節目。
劉忠德:把國家辦的和私人辦的混在一起,把通俗的和低俗的混在一起,把國家導向和娛樂混在一起,總要有客觀標准,比如什麼『夢想中國』,也不是好節目,娛樂性不是不需要管理。
記者:可是電視臺也要考慮收視率呀?當然也有人說『收視率是萬惡之源』。
劉忠德:說『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也沒有這麼嚴重和絕對,收視率高的也有不好的,低的也有好的,也就是說,收視率不能成為惟一的判斷標准。
經過3個多月,劉忠德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反復強調,有很多人支持自己。另一方面,這也和他的履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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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低俗』
1990年,劉忠德卸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任中宣部副部長,1992年,又調任文化部部長,在文化部長任上工作6年之久。
從1990年到1998年,劉在思想文化管理崗位上一共工作8年,這8年是中國變化最為迅速的8年,也是思想文化管理工作極為復雜的8年。
劉忠德:我1992年當文化部部長,那時候港臺影星充斥舞臺、熒屏,還有低俗的選美活動,我記得在首都體育館的一個演出,成方圓唱通俗歌曲,但因為不是來自港臺,觀眾就起哄,這太不正常了。很多人說文化部、宣傳部應該發文制止,但這兩個部門本身纔幾百人,24小時不睡覺看著960萬平方公裡也看不住啊。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為什麼給港臺歌星高出場費呢?因為有老板給錢,老板為什麼給錢呢?因為有廣告效應,媒體效應。
劉忠德決定來個釜底抽薪。
1992年,南京某報記者采訪他,劉忠德針對當時情況說,凡中央媒體、省市媒體都不應該登港臺歌星的演唱會和低俗的選美活動廣告。記者在當地媒體上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消息。結果,江蘇的兩場港臺演唱會夭折,老板撤資。
劉忠德不久去日本訪問,《朝日新聞》轉載了這個報道,還加上一句話:在中國的大地上,港臺歌星和低俗的選美充斥熒幕和舞臺的情景從此結束了。
劉忠德:其實,我並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覺得,一方面不能讓港臺歌星全部佔領我們的舞臺,但也要保持和港臺的正常文化交流。我的體會是,行政手段不是萬能的,必須用經濟手段,按事物的自身規律去辦。『五個一工程』是我參與搞的,在當時,這是政治上的好節目,又是藝術上的好節目,大家又喜聞樂見。我要求文藝,既不『左』,也不『右』。
在六年文化部長期間,劉認為自己首先抓了文化體制改革,他說,文化體制改革要符合市場規律,也要符合藝術規律。港臺歌星不『泛濫』了,但是舞臺不能空。
記者:那您當時的做法有沒有影響大陸和港臺的文化交流?
劉忠德:港臺方面有些人就說我特『左』,說我反對港臺同內地和大陸的文化交流。實際上,我在任期間,港臺和內地、大陸的文化交流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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