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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超女”緊鑼密鼓地進行着的同時，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劉忠德對“超女”活動以庸俗化誤導青少年的傾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一石激起千層浪，新聞媒體報道後引起了社會方方面面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網上的激烈爭論。面對爭論和主辦方的迴應，劉忠德4月28日就其批評“超女”一事召開說明會，並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再次指出低俗的娛樂文化給青少年所帶來的巨大危害性。劉忠德說，“超女”在整個大的環境中造成了一個極壞的影響，它使青少年放棄了對學習的關注，希望能夠一夜成名，一日暴富，從而使許多年輕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着變化，認爲不需要經過多少努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成功和輝煌。他認爲當前娛樂文化的惡俗化傾向對青少年的毒害是深遠的，對教育是極大的破壞，並建議有關管理部門加強監督管理。
討論應該是平等的
劉忠德在說明會上首先強調說，在這個領域的討論應該是平等的，不要動不動就來個政治帽子，說批評“超女”是“專制時代的遺風”，“違反憲法”。就拿違反憲法來說，任何人和娛樂公司都有權利製作任何節目，這是受到憲法保護的；但是一旦在社會播出，用大衆媒體把它送到社會上去，那麼就不是他自己的權利的問題，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其他人的自由。例如，它影響到父母保護子女、教師保護學生自由的權利，所以公衆就有權批評你，有權提出不同的意見，有權建議有關部門取締不良的節目，也有權對管理部門提出建議。
看到“超女”主辦方某位年輕負責人在媒體上發表的“不屑一顧”表態，這位73歲的前任文化部長風度儒雅而嚴謹地說，“你不屑劉忠德可以，但不顧社會輿論是不行的。”
面對有人說“這是孩子的事，大家別去管，也別指責孩子”，劉忠德說，孩子是無可指責的，他們是祖國的希望，他們思想敏捷、富於創造力，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社會在進步，也看到了中華民族永不停息的腳步聲。我不是在指責孩子，是在呼籲政府的有關部門加強對青少年的正確引導，通俗藝術、娛樂文化更存在正確引導的問題。孩子辨別是非能力弱，價值觀還不成熟，容易受影響，包括錯誤東西的影響。而“超女”現象對教育有極大的破壞。年輕人應該分秒必爭地學習，而“超女”卻在宣揚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很多人給我打電話說孩子看“超女”、參加“超女”比賽讓很多孩子癡迷，學習成績下降。有一個北大的教師，一直想提出反對“超女”，但又怕跟“超女”的支持者產生矛盾。有的父母哭着跟我講，看到孩子們看“超女”節目急得要哭，但沒有辦法。媒體對孩子們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好像不瞭解“超女”就很落伍。有些教師對於他們的學生不上課去參加“超女”，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他們也非常懇切地呼喚社會給學生一個健康的心理和成長環境。
劉忠德說，我作爲一個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作爲一名社會成員，我看到這種社會現象心裏非常焦急。從人才培養的角度講，一個年輕人要腳踏實地地走自己的成才之路，好好學習，“超女”宣傳了一夜暴富、一夜成名。實際上，我很贊成有的學者講的，就是有一夜暴富、一夜成名，其機率是很少的，大多數青年還是通過艱苦的奮鬥創造出自己的事業的。
低俗文藝的衝擊不可低估
劉忠德說，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發表這個看法，不是從4月20日纔有的，已經是由來已久了。我是有理論根據和理論基礎的。我們黨和國家強調要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藝術是青少年最容易接受的、最感興趣的、最具影響的一種形式。一部文藝作品，可以影響一代甚至幾代人。然而，近些年來，我們的文藝節目和作品中，那些低俗的、不健康的思想和拜金主義的浪潮，強烈地衝擊着我們的社會，包括我們的青少年。
有人說“超女”去年爲國家創造了幾十個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以整個社會的墮落去換取經濟的發展。文化產品不論它們是否以物質形態表現出來，都和物質產品一樣，是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統一，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而且它的使用價值，是在流通過程中，按商品交流的形式在滿足他人的社會需要以後實現的，所以它具有商品屬性。但是，文化產品又有與物質商品不同的特殊性，它不能像物質產品那樣完全由市場來選擇和決定它的興衰存亡。
“超女”是市場選擇了它，但是政府部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辨別清楚它的好與壞，以一些出醜的表演爲樂事就是對社會、對兒童、對青少年和觀衆的毒害。色情和毒品也同樣可以創造高利潤，但這是國家不允許的。不一定收視率高就是好作品，在一定條件下收視率不高也不能說就不是好作品，我也不主張高雅藝術就沒有收視率，應該是大家喜聞樂見的纔是好作品。
劉忠德說，我把文化產品的特殊性歸納成四點：一是文化產品生產目的與物質產品不同。物質產品的生產目的就是爲了交換，爲了供應市場的需求。而一切真正的藝術生產，雖然在客觀上也存在着爲交換而生產的一面，但從根本上說，是創作者充滿激情的個人創造和人格力量的體現。所以馬克思講：“如果詩人把詩當作手段的話就不會再是詩人了。”二是一個人的勞動是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物質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可以計算的，一個文化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很難計算的。第三，在商品經濟最發達的社會，像美國這些發達國家也很難實行文化產品的等價交換，在我們的當今社會也是很明確的，一本言情小說就可以賣高價而學術著作卻無人問津，所以貝多芬說他在晚年的時候幾乎到了行乞的地步，當時的曲子只能賣40杜拉，現在是無價之寶了。第四，文化產品的使用價值不像物質產品那麼固定，比如，一個杯子它的使用價值都是作爲飲具，而一本《紅樓夢》，有的人拿它研究社會研究文學，而有的人就把它當成言情小說看等等，這與讀者的觀念、感情、情緒、修養都有聯繫的，所以我說絕大多數文化產品具有商品的屬性，它應該進入市場，受市場法則的影響去運行，調劑藝術生產，但是文化產品不能像物質產品那樣完全由市場來選擇和決定它的興衰存亡。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應該給我們的青少年多一點崇高和忘我的精神，要引導他們健康成長，而不是相反。
劉忠德說，我並不反對通俗藝術，任何一個藝術門類都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通俗藝術也是其產物。經濟發展了，大家必然要有文化需求，通俗藝術最能快捷地滿足這種需求，大家喜歡通俗藝術這是可以理解的。通俗藝術也對社會穩定、文化娛樂生活領域的滿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主張藝術要雅俗共賞，這纔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建議有關部門加強監管
劉忠德說，面對我們國家目前文藝發展的這種狀況，有些人敢怒不敢言，我很理解大家，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像我這樣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處境。我也多次講過，我們國家的政協、人大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和議會，他們可以和政府部門，和執政黨是對立的；我們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職能，爲了共同的目標來工作的。我對政府部門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是希望政府部門要加強管理，並不是指責他們。
他說，關於類似“超女”的活動，能在廣電總局網站上查到相關文件。文件相關規定一共有10條。批文中規定，“超女”這類節目“必須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三貼近’原則，各類賽事活動要積極向上、健康高雅、愉悅身心、陶冶情操，體現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但在電視上還是看到這些孩子在出醜，有的着裝暴露，在滿足一些人的獵奇心理。
文件中第四條指出：“全國性或跨省(區、市)賽事活動參與性強，影響面廣，各級廣播電視播出機構要對賽事活動的播出加強把關，不得隨意炒作，避免炒星、追星等負面效應。分賽區活動不得在當地省級衛視播出。播出的節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的現象，不能迎合少數觀衆的獵奇心理、審醜心態。”而4月22日中午12點45分播出的海選節目，前後共3個小時，內容跟去年類似，唱歌不好聽，還穿着奇裝異服，多以選手出醜搞笑爲主。“超女”的分賽區活動已經上了電視，本身就是違規的。劉忠德表示，網民和“超女”本身無可非議，而管理部門和主辦機構要有責任感。劉忠德提醒有關部門要注意已經頒發的文件的執行力，更應該支持正確的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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