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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在廣西興安縣華江鄉紅軍長征烈士碑前，參觀者在字裏行間瞭解紅軍長征過湘江時的情況(6月9日攝)。湘江戰役是關係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至今在湘江沿岸仍有許多古蹟今景，向人們默默講述那個生死攸關時刻。1934年11月中旬，蔣介石調動30萬大軍，在湘江兩岸佈下圍堵紅軍的第四道封鎖線。11月25日，中革軍委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經過七晝夜的浴血奮戰，紅軍終於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防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仗，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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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戰略轉移到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在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中遭受嚴重損失，人數從最初出發時的8.6萬人減至3萬餘人。中央紅軍爲何在長征初期會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
“決策猶豫，準備不足，出動倉促，是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嚴重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軍事科學院長征史專家徐佔權認爲，雖然紅軍在長征出發前幾個月進行了一些準備工作，但對撤出中央蘇區這個關係到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卻只限於上層少數人瞭解。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所下達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多以“絕對祕密”爲由，嚴禁向幹部和戰士傳達。
因此，當紅軍離開中央蘇區時，廣大指戰員甚至許多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都沒有思想準備或準備不充分，造成了部隊思想上的混亂。而新建的軍團還沒有進行整訓，許多新兵甚至沒有進行必要的訓練，也影響了紅軍的戰鬥力。
長征開始時，毛澤東、彭德懷都曾建議開展運動戰尋機殲敵，改變被動局面，卻被“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拒絕。徐佔權指出，消極避戰、一味西逃，是導致中央紅軍突破敵人封鎖線時遭受重大損失的另一原因。
在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中央紅軍本有機會乘敵人貌合神離、兵力尚未集結的有利時機，殲敵一部，或迅速乘虛渡過湘江。遺憾的是，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博古、李德仍機械地按原定路線行進，耽誤了一次次有利戰機。
“形象地說，就是朝着敵人布好的口袋裏鑽。”徐佔權說，面對數量爲紅軍的數倍、裝備優良的敵人，這樣笨拙的戰術，必然導致重大損失。
徐佔權說，在長征初期，紅軍採取了主力部隊在左、右和後面護衛，軍委縱隊居中的“甬道”式的部署。由於中共中央機關把大量笨重的營具和工廠機器等“罈罈罐罐”都帶上了，部隊行軍時隊伍前後長達百餘里，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這種“大搬家”式的轉移，使中央紅軍變成了中央機關的掩護隊，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
“慘重的損失喚醒了紅軍，喚醒了黨。”徐佔權說，湘江之戰後，許多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開始反思“左”傾冒險主義造成的嚴重危害。經過一系列的爭論，最終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終止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隨着毛澤東重新掌握紅軍的指揮權，長征的新局面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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