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初，‘左’傾錯誤領導人是不打算讓毛澤東參加長征的，在周恩來的極力爭取下，才允許毛澤東參加長征。”記者日前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採訪時，聽黨史專家介紹了史學界已經確認並向社會公開的這一歷史認定。
江西贛州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凌步機說，在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993年出版的伍修權著《我的歷程》和《康克清回憶錄》中，已經公開了這段鮮爲人知的歷史。伍修權當時擔任李德的俄文翻譯，他在《我的歷程》中寫道：“當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準備出擊”的命令後，康克清與朱德總司令談到了毛澤東、陳毅是否參加長征的問題。《康克清回憶錄》裏有這樣一段敘述和對話：他在屋子裏踱步，走到我身邊低聲說：“這一次，他們總算讓毛澤東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澤東，我們總會有希望的。”我問起陳毅的事，他搖搖頭：“已經決定他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無法改變了。”
據黨史專家介紹，1934年9月是決定幹部長征去留的關鍵時候，項英、陳毅等人確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負傷的原因，被決定留在蘇區。但是，博古等人帶有強烈的宗派傾向，他們利用確定中央高級幹部走留名單的機會，儘量將他們認爲有“右傾”錯誤、不執行中央路線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澤覃等都留在了蘇區打游擊。
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紅軍的主要創建者，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毛澤東，博古、李德最初也不打算讓他和中央機關、紅軍主力一起轉移，並在9月中旬把毛澤東派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
時任毛澤東警衛員的吳吉清，在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裏》一書中，回憶了長征出發時因爲中央縱隊編隊名單上沒有毛澤東的名字而領不到物品的具體經過。
在1986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跟隨毛主席長征》中，時任毛澤東警衛員的陳昌奉寫道：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儘管他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着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爲“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他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
凌步機說，長征前夕毛澤東是走是留的決定，不僅事關個人的安危，也關係到黨和紅軍、中國革命的命運。周恩來與博古、李德據理力爭，並說服了博古。毛澤東最終踏上了長征路，使黨和紅軍有了興旺的機遇和支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