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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人的“賣兒廣告”貼於廣州市番禺區市橋鎮大北路,紅紙黑字,十分醒目。
昨日中午，記者打通該廣告所留的電話,對方是一中年女子。
記者問:“男孩,女孩?多大?是你親生的?”對方答:“男孩。一歲零兩個月。是我親生。”“爲什麼要給人抱養?”“我老公得了腦瘤，急需錢治病。”
是真是假?記者假扮抱養者，來到市廣路邊的一家中西門診部,與聲稱賣兒者見了面。
“賣兒治病,至少都有活路”
賣兒者自稱爲兩夫婦,男的躺在病牀輸液。他們衣着寒酸，均穿着塑料涼鞋和皺巴巴的褲子。
據兩人提供的身份證、結婚證顯示,他們來自四川渠縣清溪場鎮淥沼村。男的叫董興春，1969年生;女的叫楊芳,1975年生。
兩人一直在外打工,2000年5月,經老鄉介紹結婚。當年,生下一女。去年5月,又生下一兒。
今年7月初,在番禺打工的董興春突感頭部不適，頭暈、頭疼,聽力、視力下降,手腳發麻。董以前也偶有頭疼,但每次吃點止痛藥就對付過去了。這次明顯不一樣,董感覺自己生了大病。但外地醫藥費太貴,他就回老家醫院做了檢查。7月10日,經四川達縣人民醫院檢查,他得了腦瘤,有三粒蠶豆大小。醫生告知,要動手術,越快越好。
四處籌錢,可親戚朋友都是農民,也窮,怎麼籌也只能籌到萬把塊錢。7月28日,二人黯然回到番禺。
爲確診,他們拿着檢驗單去了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醫生再次確診,是腦瘤,一定要手術治療,花費預計近10萬元。但他們沒錢。借是借不到了,找過一些政府部門,都說這種事沒法管,“沒有這種救助站”。
於是,醫生在診斷書上寫下:“病人經濟困難,暫不能入院,有腦病突發死亡可能。”“今天來打點滴是爲消炎,緩解一下病情”,楊芳向記者解釋。這幾天,董的病情加重,視力下降,要摸索着上廁所;聽力大減,要靠近耳朵說話才聽得清。
如果再沒錢開刀,就等於等死。
萬般無奈之下,他們想到了賣兒。“我們也知道賣小孩違法。但我們實際上只是想治病救命。用小孩來保我老公的命,至少大家都有個活路。”楊芳一邊說,一邊抹眼淚。
“誰捨得賣自己的小孩啊?”
在老鄉的幫助下,董、楊夫婦於大前天晚上,在市橋匆匆貼了二十來張“賣兒廣告”。
有幾個人來了電話,但至今沒人上門。每來一次電話,楊芳都要大哭一場。
兒子取名董志天,去年端午節辰時出生,還沒上戶口。“唉,也許是八字不好,名字不好。名字可能取得太大了。”夫妻倆怨命。
在沒見到小孩之前,記者仍然保持着抱養者身份,沒作太多表示。
“這真是我們的親骨肉啊,一歲多了,能到處跑。我們可以做檢驗出證明的。”二人神色悲慼地捂住眼睛。楊芳則打聽了一下收養者的家庭條件。
記者提出看看小孩。董興春也剛好打完點滴。於是,夫妻二人一高一矮地互相攙扶,帶着記者走向幾裏外的左邊村住所。
村口小巷裏,小董志天正被老鄉帶着。看見爸爸媽媽,蹣跚着跑了過來,很可愛的樣子。楊芳一把抱住他,眼淚又出來了。
至此,記者方纔相信董、楊二人所言不假,於是表明了身份。
沒想到,夫妻倆一聽說,頓時激動得嚎啕大哭起來:“誰捨得賣自己的小孩啊?媒體也在關注我們,太謝謝了,太謝謝了。”
連他們的老鄉也在一旁陪着掉眼淚。
“得了大病就沒了出路”
現在主要是錢的問題。“我們農民工,得了大病就沒了出路”,董興春認爲。
夫妻倆的上代也都是農民。只能供他們讀完小學。但現在,老人們歲數大了,要靠年青人。
14年前,董興春走上了社會,託老鄉在福州一家造紙廠賣苦力,“沒技術,沒特長,一個月才五、六十塊錢。”後來,他工作稍許穩定些,當建築模板工。也是重體力活。“累倒沒什麼,問題是難掙錢,幹了10多年,現在一個月仍然只有幾百塊錢,只夠餬口”。楊芳則在老家一家絲綢廠工作,後來又去了一家工藝廠,做竹編,”每個月同樣只有幾百塊。”
收入很低,他們還不得不在外流浪,楊芳就是在福州市新店附近生下董志天的。“那邊不行,纔來到番禺”,“不得不出來,家裏沒地,房子也倒了,只是退耕還林時有一點補助”。
積蓄少得可憐,一生病,錢就像水一樣流光了,“怎麼治?一項核磁共振的檢驗費都要一千多塊”。並且,董、楊夫婦目前最基本的生存都漸成難題。他們寄住在老鄉董淇升家,左邊村(很擁擠的城中村,手機信號時有時無)義門16號,一間包括衛生間也只有7平米的出租屋。還好有個閣樓,董淇升夫婦住在上面,董興春夫婦則鋪了個席子在地下。這裏只能放下那張席子,記者根本無法進門,只能站在門外的巷子邊,採訪記錄。
“我們沒法幫他,只能幫他貼貼抱養廣告。”董淇升擺地攤,收入也僅能餬口。
“志天放在老家讓外婆帶了6個月,半年前纔出來。外婆和他的感情很好。出門前,他外婆還交待我們,一定要好好帶志天,千萬不能有意外!可是,可是……如果這樣,我們怎麼回去見他外婆呀?”
說到這裏,夫婦倆又是一陣抱頭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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