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和諧社會的5只“攔路虎”

　　身爲中國著名的人權專家和法理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一直爲價值重構和制度完善鼓與呼；作爲全國人大法律委委員，他對中國的民主法治事業有着獨特的思考。

　　和諧社會一定是全面小康社會，和諧社會也一定是法治社會。

　　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的時期，社會問題最多也最複雜。社會可能要發生較大變化，社會學家稱之爲“社會整體轉型”；政治學家判斷，社會對“良治”要求更高；經濟學家感覺，“社會的以產業結構爲首的整個經濟結構都要有所調整”；法學家認爲，治國方式將從權力之治轉向規則之治。中國在持續2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之後，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這一時期。

　　在邁向和諧社會的大道上，五隻“攔路虎”困擾着我們的進步：

　　第一，由經濟的二元性所產生的城鄉二元性和社會結構二元性，正被制度性地安排爲人的社會主體身份的二元性；而主體身份的二元性又被區別爲權利享有的二元性。其結果是，人們獲得權利和利益的根據不是能力的貢獻，而是身份。“三農”問題，說到底是制度設計的二元性問題，主體的二元性與權利的二元性，是中國目前和諧社會構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消解和改善這種結構，就無和諧社會。

　　第二，由社會不公引發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分配不公是中國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不勞而獲及少勞多獲，是社會痛恨的分配不公；多勞少獲，甚至勞而不獲，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同勞不同獲，是使人感到無奈的社會不公。其他的社會不公，如起點不公、機會不公、對待不公、規則不公、結果不公等，影響了社會不同羣體對制度正義的信心。

　　第三，人與環境之間的緊張，已成爲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的重要根源。以高投放、高耗費、高污染爲支撐的經濟快速發展，已使我國的環境、生態、資源和能源四大要素出現空前危機。

　　對待環境與生態，法學家的思維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不是從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而是從子孫那裏借來的。”如果我們擁有的是繼承權，是資源、環境等的所有者，就會覺得有權使用它、破壞它；如果認爲是從子孫那裏借來的，我們就是債務人，無權毀壞生態、資源和環境。借物要還，我們應將現有的一切完好無損地交給子孫。

　　第四，在所有交換領域中發生的腐敗，正侵蝕着國家制度的有效性。吏治腐敗，使有德行且有才能的年輕人喪失發展的空間；司法腐敗，使社會喪失公正存在的空間；學術和教育腐敗，使真理喪失存在的空間。如何用民主的制度、法治的方式及實行自下而上的預防和遏制腐敗的體制，將腐敗降至最低限度，防止局部腐敗演化爲社會腐敗，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亟須解決的問題。腐敗問題如果不解決，將會犧牲掉甚至是吃掉改革的成果。

　　第五，社會規範的失效，使人無法預測行爲後果，正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個規範體系，處在基礎地位的是道德規範，而道德規範的基礎是誠信。制度的誠信是最重要的誠信。如果全社會都在造假，則說明制度誠信有問題。另一方面，我國的法律規範目前還未完全建立起應有的至上權威，有法不依、違法不糾現象，使法律規範處於無效狀態。這會加劇社會的不可測和不穩定。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消滅“攔路虎”，法治大有可爲、大有作爲。最重要的，是法的觀念要轉變，整個法律觀要轉換。

　　首先要構建人本法律觀，即以人爲本的法律觀。法律要以每個個體、每個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發展作爲目的。法治的全部環節，都是爲了人民的權利，以實現人民的權利作爲我們全部法律工作的基礎。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至關重要的還有一點：法律，不僅僅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更是全社會離不開的價值取向。

　　工具是爲目標服務的。工具能夠達到目標，人們會使用它；如果這個工具不能達到目標時，也許就可以換工具。所以，如果僅僅把法律當作工具，法律就處在很危險的狀態，很可能被隨時捨棄。只有把對法律的“工具觀”改爲“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護。法律的“價值觀”，意味着所有人都離不開它，成爲一個社會的利益形態。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需要我們思維上的創新，要儘快把過去革命的思維、運動的思維，轉變爲建設的思維和制度的思維，以形成社會穩定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