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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省青島市，市政府新進的大學生，實習期月收入達到3000多元，而市農業科學院工作了12年的科技人員月收入卻只有1200元。在該市某科學院，更是出現了“一個單位兩種制度”的怪事——行政人員實行公務員工資，科研人員實行事業單位工資。
這個例子出自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進行的“科技工作者權益保障狀況調查”。
2005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託人事部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開展了“科技工作者權益保障狀況調查”，面向全國在專門科研機構從事科學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研管理的科技工作者發出了調查問卷，並進行了座談式訪談。
權益保障僅好於個體戶、工人、農民
調查顯示，52.9%的受訪者認爲，在選題申報的公正性上，“有時”會受到不公正待遇，還有9.4%的人表示“經常”如此，僅有29.7%的人認爲，有關方面對科研成果的評價“非常公正”或“比較公正”。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上，接近三成(29.7%)的人“偶爾”會遭到侵害，5.4%的人“經常”被侵害。還有13.7%的受訪者覺得，與傳統觀點不同的觀點“完全不能發表”。
從這些方面綜合來看，調查發現，50%的科技工作者覺得自身的權益保障“一般”，還有16.7%的人認爲“不滿意”。
如果把社會分成10個羣體，受訪的科技工作者認爲，自身的權益保障狀況(33.5%)只能排在第七位，低於黨政幹部(91.9%)、軍人(76.1%)、企業領導(74%)、記者律師等專業人員(69.7%)、醫生(65.5%)、教師(58.6%)，僅僅比個體戶、工人、農民這三個羣體的狀況好一些。
低滿意度同樣表現在收入水平上。“儘管科技工作者收入總體上有較大改善，但與相關社會羣體的差距還在擴大。”課題組研究人員這樣說。問卷分析表明，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科技工作者佔9.6%，月收入在1000~1500元的佔到27.4%，合計達到37%，約佔被調查的科技工作者的2／5，平均稅前月收入超過4000元的科技工作者僅佔10.5%。其中，41.1%的人“不滿意”自己的收入水平，遠遠高於感到“滿意”的人。
調查同時發現，當前科技工作者的收入來源呈現多樣性特徵。不同單位、人員之間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國家科研機構與地方科研機構、經費保障較好的科研機構與經費緊張的科研機構之間收入幾乎不具有可比性。
“我國科技工作者的收入狀況很難統計，很多‘灰色收入’無法計算。”針對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記者又採訪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華傑。他認爲，相對於工人、農民等弱勢羣體來說，科技工作者的權益保障還算不錯，社會聲望高、國家重視，各種法律法規的保護也比較到位。但同公務員相比，科技工作者與之的收入差距很有可能逐漸拉大。
有關統計資料證實了這種判斷。有數字表明，1996~2003年，包括科研機構在內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年平均工資與公務員相比，絕對差距由1996年的238元擴大爲2003年的2354元，增加了近9倍；事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速度始終低於公務員。“這意味着作爲我國人才聚集地的事業單位，其積累的人才資本的價值沒有得到公平實現。”調查課題組這樣寫道。
“科技工作者對頻繁量化考覈不滿意”
“現在都改成了聘用制，每兩三年一聘，簡直就是在折騰我們的知識分子。”山東省的一位人事廳領導這樣評價當下科技領域的人事制度。
1999年，我國開始實行科技體制改革，科研機構也普遍開始實行院(所)長負責制、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等內部管理制度。聘用制和合同制開始成爲科研機構的基本用人模式。這也就意味着，過去一直靠國家“養”着的科技工作者，一下子“沒人管了”，他們甚至也開始像企業職員一樣，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
據瞭解，我國包括科研機構在內的事業單位職工達到3000多萬人，佔全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的45%，居國有單位職工總數的第一位。其中多數事業單位需要財政支持才能提高職工收入，成爲各級財政的極大負擔，也使事業單位職工成爲提高其他公職人員工資收入的“大拖斗”。
事業單位聘用制的推行與人員分流、減輕財政負擔的目標相聯繫，造成科技工作者職業風險增加。對於分流人員安置，目前國家採取的基本原則是“誰的孩子誰抱，誰的老人誰扶”。“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科技工作者與單位之間事實上存在極強的依賴關係，平等的人事關係難以真正建立，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權和其他勞動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面臨較大的職業風險。”調查課題組這樣說。
在調研中，一些科技工作者總結說，科研單位的改革是“減量改革”，越改革風險越大，實惠越少；公務員改革是“增量改革”，越改革保障越好，待遇越高。
這樣的評價不是沒有道理。1998年，中央國家機關改革，實行“帶職分流，定向培訓，加強企業，優化結構”的人員分流安排原則，除直接將分流人員安置在企業、事業單位外，教育部在京提供了8000個名額，滿足分流人員的學習培訓需要，培訓經費由財政統一安排。
對此，很多地方政府也出臺了類似措施，如武漢市委市政府2004年11月18日發佈的《關於建立健全公務員退出機制的意見》提出，對達到一定工作年限和年齡較大的公務員，符合退休條件並願意提前退出者，將根據提前退休時間增加1檔至3檔的工資；對已滿5年最低服務年限，自願辭職領辦、創辦企業，從事個體經營，到非公企業、非財政撥款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將一次性給予5年至8年基本工資的辭職補償金。
在事業單位從事科技工作的人員卻沒有這樣好的選擇，他們面臨的是2~3年一次的業務考覈——通過了纔有可能繼續得到聘用，如果沒有拿出什麼科研成果，很有可能就失去了工作機會。
“問題是，研究成果不可能像自來水一樣均勻流出，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不可預知的，很多基礎研究無法做出預期的成果。現行的考覈聘用制，逼着科技工作者不得不降低標準，發表低水平的文章。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我們的論文數量上去了，質量卻沒有提高。”劉華傑說，“要是陳景潤生活在如今，一輩子研究一個‘哥德巴赫猜想’，肯定年年考覈不通過，早就該下崗了。”
“對科學家要監督，但更要信任，要允許他們失敗。拿了基金，最終做不出來或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按理說很正常。如果一定要逼着他們交出成果，科學家們就會用摻水的文章應付交差。”劉華傑說，“現在投入與產出直接掛鉤，頻繁檢查驗收，如果驗收不合格，那接下來的經費就可能有問題。這樣一來，每個科技工作者都對這樣的頻繁量化考覈不滿意。”
申請不到項目，生存都是問題
跟以往科學研究的單純不同，現在的科學研究慢慢有了“創收壓力”和“商業色彩”。“現在沒有國家撥款了，但科研人員必須有經費進賬，否則沒辦法從事研究。”劉華傑說，如果申請到項目，能招到好學生，就能生存下去，很快進入良性循環。如果申請不到項目，生存都是問題。而且，現在很多科研單位對科技工作者下達了籌集經費的指標，各個項目組或課題組需要定期向單位繳納房租、水電、設備費、管理費、人員費等等開支，這些都給科技工作者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調查發現，很多科研單位都將經費指標作爲人員晉升、崗位安排的重要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一些基層農業科研機構，科技工作者只有依靠賣種子、蔬菜解決生計問題。”該調查課題組介紹說，這樣耗費了科技工作者大量的精力，科研工作反倒得不到保障。
“科研單位變成了爲科研工作提供場地、工具的‘集貿市場’。”課題組研究人員這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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