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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新區金融街
本文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最近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的文章(節選)。作爲改革開放政策制訂的親歷者和參與者，作者對中國改革有着自己的獨特認識和思考。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回顧和總結了中國改革的歷史經驗，用充分的證據說明“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的正確選擇，是富民強國的正確道路”，並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徵。
胡錦濤總書記於今年3月6日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強調，“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溫家寶總理也在今年“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儘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當前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加快推進各項改革。”
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鏗鏘有力，充分表達了中央的改革意志和改革決心，是在關鍵時刻採取的明智選擇。不僅是對當前改革爭論的迴應，同時進一步爲深化改革指明瞭方向。
最近，《人民日報》發表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爲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和《求是》雜誌刊登“推進改革開放努力實現新突破”的評論文章。我認爲《人民日報》和《求是》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反映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意願。 一、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
從歷史經驗看，對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爭論，有反覆，並不奇怪。不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恐怕也會有。衆所周知，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有爭論。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剛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受到“左”的干擾，主管理論工作的一位領導同志甚至批發了五位同志給他的信。這封信批評一些經濟學家關於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把企業辦成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主要由市場調節的觀點，認爲這些主張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勢必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1982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批評主張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觀點是否定計劃經濟。《紅旗》雜誌編者的話說，“放棄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壞”。
但我經歷的最早的觀念之爭可以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我在一機部工作，做了一些調查。1956年10月23日這一天，入住一機部招待所的達1444個人，爲什麼呢？因爲企業沒有自主權，計劃經濟就是審批經濟，企業需要設備，要找部裏，企業需要原材料也要找到部裏。企業沒有自主權，沒有積極性，一切行動聽上級指揮。政府則忙於發文件，靠行政的手段來維持運轉。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發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當時有一個畫家配了一個漫畫，說企業買一個打字機要坐着火車跑到部裏審批。當時計劃經濟的弊病已經暴露出來了，但是人們不敢說計劃經濟不行，爲什麼？因爲那時認爲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徵。後來，有人就貼大字報批判說，這怎麼行呢？企業有了自主權那還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嗎？那不是修正主義嗎？
現在回頭來看，真正的突破是1984年。農村改革初見成效，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農產品豐收了，農產品要有市場，要銷售出去，同時需要交換城市的生產資料，所以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城市還是老的體制，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平均主義，嚴重影響企業的自主權，不改革已經不行了。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小平同志對這個決定給予了高度評價。
我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起草過程中，我主張把商品經濟的概念提出來。當時是什麼狀況呢？——哪個地方發展商品生產，發展商品交換，哪個地方的經濟就發展很快，人們就比較富裕。所以我當時提出來，在“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之後，還要加上“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當時的阻力很大，有的同志不贊成，說這怎麼行呢？這變成資本主義怎麼行呢？後來就找了20個思想比較解放的經濟學家過來開座談會。大家在座談中都認爲應把商品經濟提出來。根據座談會的情況寫報告向中央反映。中央根據多方面的反映和呼聲，下決心把商品經濟的概念寫進《決定》。
不過，1984年提出來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人片面強調有計劃的一面。曾經有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這種提法。將計劃經濟作爲社會制度，將市場調節作爲手段和方法，是兩個不對稱的概念，很不協調。所以後來提出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或者是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也經過了一番爭論。
其實，關於計劃與市場，已在世界範圍內爭論了近100年。我國理論界的爭論也沒有停止過。但什麼是市場？我曾經在多種場合講到，哪裏有商品交換，哪裏就出現了市場，它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爲市”的提法。一個地方有了市場，就會繁榮起來，市場+城堡，就出現了城市。計劃與市場這兩個概念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不是社會制度的特徵與屬性。但傳統觀點卻認爲，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是資本主義。
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黨校做了題爲“探索和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報告，提出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目標模式應該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87年8月20日我對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提出三點意見：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一種手段和手法，並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二、用國家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趨勢；三、隨着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入展開，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形式會發生變化。從實物性計劃向政策性計劃轉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我希望中央十三大在理論上有所突破，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鐵映同志把我的材料轉送中央領導。
1987年10月召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於資本主義”，“以指令性計劃爲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應當通過國家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原則簽訂定貨合同等多種辦法，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社會主義經濟新的運行機制，總體上說應該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
然而在1990年，計劃經濟又回潮了，有同志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寫了好多文章，嚴厲批評市場化改革，認爲改革是執行了資本主義路線。那時，有同志又把計劃與市場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繫起來，把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提高到兩條道路的鬥爭上來。還有一些同志認爲，蘇聯之所以解體，就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有人寫文章批判說，“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
那時面臨的選擇只有兩條：一是頂住壓力，堅持改革；二是順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新上任的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選擇了以理服人的做法，通過向中央送了兩份材料，影響中央高層決策。我當時是陳錦華的助手，國家體改委副主任。
一篇是對外經濟體制司的《外國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和實踐以及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係的評論》，江澤民同志看了以後說，“材料很好，我看了兩遍”，並批示中央領導同志參閱。李鵬同志看了以後，批示要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參考。當時，整理這個材料的一位副司長壓力很大，怕犯錯誤，怕有人批評資產階級就在對外司。
另一篇是1992年4月15日召開廣東、江蘇、山東等五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座談會後報送的材料。這個座談會的議題就是討論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座談會很神祕，規定不帶助手，不做記錄，不得外傳。因爲在當時對改革的非議沒有過去，討論這個問題很敏感。
根據討論，錦華同志親自向中央寫了報告，認爲從五個省的實踐看，凡是市場機制運用得好的地方，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說明市場經濟這種手段和方法，可以爲社會主義服務，希望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有所突破。
這兩份材料對中央的正確決策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當然，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小平同志。對全黨通過的十三大報告，小平同志說一個字都不要改。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平息了關於計劃與市場、姓“資”姓“社”的爭論。
根據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改革目標，但怎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當時並不明確。1993年，我參加《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起草工作，負責市場體系部分。我提出將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寫進《決定》。
解放以後，本來資本市場是客觀存在的，後來我們搞了計劃經濟，“資本”兩個字不能提了，因爲一提“資本”，就跟資本主義聯繫起來了，所以就改稱“資金”。後來在《決定》中，使用了“資本市場”的概念。
我認爲，確立“勞動力市場”的概念，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種內在要求。既然我們承認勞動力是所有生產要素中惟一具有能動性的因素，承認它在各個生產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我們怎麼能讓其他生產要素都進入市場，單單勞動力不讓進入，還怎麼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呢？
但這個概念剛一提出，立刻就有同志反對，說這個不行，勞動力的主體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動搖，怎麼能夠市場化？但我還是堅持。後來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我列席了。有關領導同志也擔心提出勞動力市場能不能被接受。那種會議本來沒有我發言的資格，但我莫名其妙，幾乎是失去控制地講了，提出“勞動力市場”的五條理由。後來，江澤民同志在我的《爲什麼要提出勞動力市場》一文上做了“請中央各常委參閱”的批示。經過各方面的努力，“勞動力市場”最終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但雖然寫進了中央的《決定》，後來還是有一位教授批判“勞動力市場”這一看法。
當前的爭論是過去姓“資”姓“社”的繼續和發展，因此歷史的經驗值得我們重視。 二、正確評價中國的改革
改革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18.23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9.4%，而同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從1978年到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從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來的28年是人民收入增長最快、得實惠最多的時期。
改革明顯提高了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日益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1978年到2005年，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16萬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加到1.4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從1.67億美元增加到8189億美元。現在，我國GDP列世界前四位，外貿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位，穀類、肉類、棉花、鋼鐵、煤炭、電視機、電腦等產品產量以及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不久前召開的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的中心議題就是中國和印度，並決定論壇夏季還要在中國召開。所有這些成就，都來源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決策。因此，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加快推進改革。
中國改革實踐充分證明，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的正確選擇，是富民強國的正確道路。
改革雖然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但並不是十全十美的，還存在不少前進中的矛盾、問題和體制性的障礙。比如，現在基尼係數確實已經很高了，貧富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羣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也亟待解決。對這些問題要客觀分析，不能武斷地說醫療改革失敗了，教育改革失敗了，住房改革失敗了，不能簡單地下這些結論。這些問題有的是由於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由於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協調性缺失，沒有兼顧各方面利益造成的；有的是由於改革變形了，變成了假改革。因此這場爭論的核心不在於是否承認問題，而在於如何分析問題。
大家知道，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是普遍受益，現在，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時也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困難羣體。在社會結構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多樣化，改革觸動到利益主體，改革要調整利益關係。改到這裏難度就大了。在這個新階段，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涉及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改革的深度、廣度、複雜性正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過去28年的改革進行總結，從而汲取經驗教訓，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在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劃經濟的影響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勢發生的變化，一旦遇到問題，往往做出意識形態化的極端判斷，認爲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改革所導致的。
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基於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老百姓最不滿的就是權錢交易，發橫財的，暴富的。所以，真正的焦點在於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當前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問題，如1980年代中期利用“雙軌”價差牟利，19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近年來土地批租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中的“圈錢”等腐敗現象。這是對社會財富的瓜分，引發了廣大人民的不滿。
在這種局面下，只有着力推進改革，尤其要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爲重點，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纔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政府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效率，同時要防止權力“尋租”性腐敗，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怎麼做？首先，政府要爲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其次，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發揮作用。比如，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現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集中財力解決醫療救助、義務教育以及困難羣體的社會保障等問題；另外，要建立利益的均衡機制和利益表達對話機制，擴大公民依法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使公民在參與社會活動中建立新的和諧關係。
當然，也有人說，過去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出現了兩極分化，所以現在應該顛倒過來，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這是把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和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了。搞市場經濟就要有競爭，要講究效率，不講究效率的市場經濟就不是好的市場經濟，容易搞成平均主義。在計劃經濟的時代似乎很公平啊，每個人每月三兩油半斤肉，但是大家不希望要這種貧窮的公正。市場要講求效率，政府要強調公平。一個是有效地更好地創造財富，一個是更好地實現公平，使公平與效率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效率優先或者公平優先的問題。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現在有人提出，針對當前主要危險、主要傾向，當前要反右防“左”。現在老百姓最怕折騰。折騰的苦頭過去吃了很多，折騰就會落後，折騰就不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折騰就會影響改革和發展，折騰就會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老百姓希望現在不要折騰，將來也不希望折騰。我認爲，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變，只有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才能使我國經濟社會保持全面持續協調發展。當前，要着力解決和滿足人民羣衆全面快速增長的公共需求，爲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以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三、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同志創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指導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強大武器。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體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照中國的國情實行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它有五個基本特徵：
1.以民爲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2.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基礎；
3.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
4.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保障；
5.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這次改革爭論中，爲什麼有人提出國務院發展非公有制36條是違背憲法的，不是搞社會主義；爲什麼有人說《物權法》是違憲的，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爲什麼有人說改革方向出了問題，改革是在搞資本主義；爲什麼國有經濟實現戰略性改組，就有人認爲是搞私有化，就不是搞社會主義了。
有人認爲，現在全國工業產值中，國有的比重已不到20%，公有制經濟不佔主體地位了，私有化了，不是搞社會主義了，搞資本主義了；有人批判說，根據普查，工業領域中，國有和集體企業就業比重只佔20.3%，這怎麼叫社會主義？這就是資本主義。按照這些先生們的邏輯，只能搞一次國有化運動，把國有經濟比重搞到70——80%才能算搞社會主義。按照他們的邏輯，只有倒退回去纔算是社會主義。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爭論？其原因之一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分歧。這次爭論給我們的啓示就是：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爭論還會繼續下去，100年也不會罷休。
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是把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爲最高準則的社會主義，是使人民得到實惠，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核心，是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提出，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一切爲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人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義不是說你的國家權力有多大，國有企業有多少，國有經濟的比重有多高。社會主義的本義是以民爲本，以社會爲本。那種國家控制全部資源，國家包辦所有企業，國家作爲創造財富的主體，總之是以國家爲本的社會主義，以往的歷史已作出了結論。國家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國家的力量把企業和托拉斯國有化。德國拉薩爾曾鼓吹國家社會主義。恩格斯曾對這樣的所謂社會主義作過深刻的批判：“自從俾斯麥致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爲十足的奴才習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券第255頁)
我經常講這兩句話：人民羣衆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人民創造財富多了，政府的稅收也就多了，就有財力爲人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樣就進入良性循環。
以人民爲主體，首先表現爲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而人民要成爲創造財富的主體。馬克思提出，要重建個人所有制。我理解重建個人所有制，必須承認人民是建設社會主義主體。社會主義必須使生產資料、生產要素同人民的勞動直接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人民羣衆的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才能使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來，才能使人民羣衆富裕起來，才能使國家繁榮富強起來。這一切都必然要求有完善的法治來保障。正在制定中的《物權法》就是要保護人民的產權。不管是富人的和窮人的合法財產都要保護，合法財產爲什麼不保護？至於不合法的財產，逃稅、受賄等靠非法得來的財產，自然有法律來制裁。人民財產必須保護，若不保護，第一資本會外流，第二會揮霍浪費，第三要喪失創造財富的動力。
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我所提出的民本經濟，就是以民爲本，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也就是老百姓經濟。這種經濟它可以使“你要我幹”變成“我要幹”，能使人民羣衆的積極性、內在動力和創造力充分激發出來。國有經濟與民本經濟相互補充，相互促進。關鍵是政府要做人民利益的維護者。維護人民利益，首先是維護人民創造的財富。財富的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財富的有效創造是前提，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分配兩個都要重視。對財富的創造如何保護，在這方面的經驗和制度安排都很不夠。所以，當務之急要加快《物權法》的制訂。
人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體，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我認爲，這是這次改革爭論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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