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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日的擔憂並不一樣。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是，中國是否有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的意圖，而對日本的擔憂則是，日本是否有改變國際秩序的能力
●美日同盟是美國防範日本相當隱蔽卻行之有效的方式
●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有利用中日矛盾制衡中日的一手。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也將會受到這一因素的影響
美國和日本是“鐵哥們”嗎
半個多月前，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當時，筆者發覺美國只有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把參拜的事件作爲衆多新聞中的一條簡訊來報道，且是以第三者角度比較日、中、韓等亞洲國家對此事的態度，用詞是敘述式的，沒有評論。其他電視媒體基本沒有在第一時間披露此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科馬克和白宮發言人斯諾在被問及此事時，都說這是小泉個人行爲，美國不會捲入紛爭。
小泉參拜的第二天，筆者在美國內華達州首府的一家中餐館做了個調查，隨機選了約20個美國人，問他們是否知道小泉拜鬼，結果令人吃驚，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說不知道。與之對應的是，一位美國老太太很傷感地反問筆者，電視裏說最近中國有幾萬條狗被屠殺了，你知道嗎？
在美國，中國一個地方的殺狗行爲衆人皆知，日本首相拜鬼卻無人知曉。美國媒體就是這樣對待中日兩國。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提防——軍事圍堵、經濟制約、負面宣傳等公開手段——是顯而易見的。對於日本，美國官方很少在公開場合批評，即便是在近年，由於小泉政府的不當政策致使中日關係惡化，並牽連美國時，美國官方也很少指責日本，媒體中對日本的聲音也只是“擔憂”多於“批評”，相反，美國人卻不吝表揚日本爲“從軍國主義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成功楷模”，美日同盟近年來更是在實質性地進步。這是不是說兩國真成了“鐵哥們”，“美國沒有必要防範日本”了呢？
在美國，“日本威脅論”比“中國威脅論”出現得更早
事實上，在美國能夠影響政策制定的學者、智庫中，呼籲提防日本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早在1991年，冷戰剛結束，需要尋找敵人的美國陷入了外交戰略真空的困境。此時，美國戰略預測公司主席喬治·福裏德曼出版了《即將到來的對日戰爭》一書，認爲日本經濟總量巨大，資源有限，唯一出路就是發展海洋，謀求霸權。這樣，日本戰略選擇就是迴歸帝國主義，進而必然與美國發生全球利益的衝突。全書結論就是，美日的第二次戰爭在所難免，需要警覺日本的重新武裝。
與這本書的書名相似，在中國廣爲流傳的、一直被視爲“中國威脅論”巔峯之作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羅斯·芒羅、理查德·伯恩斯坦著)一書，直到1997年纔出版。從這個角度上，在美國，“日本威脅論”比“中國威脅論”更早，而且可以看出，美國智囊們對1941年受日本偷襲的歷史心有餘悸，用“戰爭”描述“日本威脅”，而用了程度稍緩和一些的“衝突”一詞勾勒“中國威脅”。
近幾年，美日關係在表面上是從上世紀80年代的貿易大戰、90年代初的“日本威脅論”中復甦，但是，提防日本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止過。2002年，林肯大學安東尼·迪費裏波教授著作《美日軍事合作的挑戰》引起轟動，該書提出兩國軍事同盟關係並不牢靠，日本民衆是反對兩國同盟的關鍵力量，需要考慮一旦軍事合作關係瓦解時的情境。今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學者伊桑·斯凱諾的新著《日本，無競爭的民主》裏乾脆說，日本事實上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根本就是西方民主國家中的異類。
在許多美國學者眼裏，“霸權國的更替”是一條永恆定律。任何實力接近美國的國家都有可能是美國的敵人。在美國看來，日本從來就沒有放棄過想重當霸權國的野心。去年日本試圖“入常”，美國的態度從明確支持逐漸變成含糊其辭，最後乾脆以國際沒有達成統一意見爲由，勸日本放棄；最近，日本不顧美國的再三警告，仍然與伊朗簽署一千億美元的能源合同。諸如此類，充分說明美日兩國的親密“口惠而實不至”。問題是，美國爲何對日本的提防不擺上檯面，卻用其他方式的進行“暗防”？
不同的國家定位，不同的對華、對日策略
如果說羅馬帝國的霸權是建立在軍事佔領的基礎上，英帝國的霸權是以殖民地的根基，那麼，美國霸權顯然是國際制度構建而成。二戰結束後，憑藉強大的實力和威望，美國主導建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後改爲世界貿易組織)、北約，統領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作爲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者，美國當然也是規則的最大受益者。
在美國看來，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是一個“革命者”，希望掀起世界革命，打破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對此，在冷戰期間，美國曾藉助日本遏制和圍堵中國，以減少中國“革命者”的衝擊力。冷戰結束後的15年，是中美關係的磨合期。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讓美國同樣受益。但唯一讓美國擔憂的依然是，“中國是不是一個維護國際現狀的國家？”(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語)。無論“接觸政策”，還是“遏制戰略”，都可以透視美國的這種憂慮。去年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美國將中國視爲“利益攸關方”，實際上是基本確立了引導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戰略，而非先前以“圍堵”、“遏制”爲主拒中國於千里之外。在美國看來，現在的中國越加入現行國際秩序，越按國際規則辦事，美國就越能得利。在這種情況完全出現之前，美國對中國不可能掉以輕心，公開強調防範中國自然可以起到相應的作用。
對待日本則不一樣。日本自上世紀50年代調整對美戰略以來，在全球事務上一直上唯美國馬首是瞻，加入並履行幾乎所有美國製定的國際規則。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是，中國是否有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的意圖，而對日本的擔憂則是，日本是否有改變國際秩序的能力。早在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一書，就揭示了日本民族雙重性、矛盾性的民族性格。日本喜好追隨強者，卻從來沒有放棄成爲強者。只要比日本強，就能讓日本唯命是從。而一旦日本實力增強，就有可能與人爭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發展迅猛，看似有超過美國之勢，便與美國大打貿易戰，美國一度借重中國，使東亞處於均衡狀態。美國人懂得，讓日本永遠比自己弱的手段莫過於“廢其武功”。
今年5月，美日宣佈已經就駐日美軍整編最終報告達成協議，意味着日本最終徹底被併入美國的全球戰略軌道。但是，美日同盟關係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同盟。美日同盟的實質是日本把防禦權和軍事指揮權幾乎都交給了美國，換來美國保護日本的承諾。由於缺少對國防力量的獨立控制，日本實際上把外交戰略的部分決策權也讓給了美國。防禦權和外交權的喪失，既保證了日本在重大國際事務中聽命於美國，也同樣制約了日本軍事力量的快速發展。因此，這種不對等的同盟關係，爲日本套上了無形的枷鎖。正因爲此，曾有美國一位重要智囊對筆者說，美國對日政策在今年已取得最終勝利。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和“控制”，日本至少將在三個方面令美國擔憂：第一，缺少了美國的核保護傘，當日本面對急於發展核武器的朝鮮時，將很有可能發展自己的核力量針鋒相對；第二，日本自身強大的工業實力會爲日本生產更多的武器裝備；第三，日本在對國際市場、資源、國際影響力等一系列利益的獲取中，難保不以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與美國發生衝突。通過和日本的結盟讓日本聽命於美國，是美國防範日本相當隱蔽卻行之有效的方式。既如此，美國又何必高聲喧喊防範日本呢？
美國對中日不同態度的啓示
透過美國對華、對日戰略的表面現象來看實質，將給我們以許多啓示：
首先，就日本的歷史問題，我們不必對美國期望過高。現在看來，小泉幾年來連續參拜靖國神社的負面影響將長期存在。中國輿論曾認爲日本首相對戰犯的頂禮膜拜，是想把那段骯髒的戰爭史合法化，同樣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其實，美國是一個重現實更甚於歷史的國家，日本的參拜並沒有絲毫損害美國對日本的控制，美國不會也沒有必要爲了照顧“東亞人民的感情”，而調整自己與日本“堅不可摧”的同盟關係。
其次，不必誇大“中國威脅論”。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多少年來領先於世界，東方大國中國的復興自然會引起他們的警覺，相應的抱怨、擔憂乃至在不瞭解真實情況下的遷怒都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千萬不要以爲只有“中國威脅論”，對於美國來說，任何發展迅猛的國家都會有此“禮遇”，“日本威脅論”至今未絕，“印度威脅論”也在興起，甚至一些拉美國家也因此而受到“特殊關注”。對此，中國國民需要樹立大國心態，不要總想着美國處處與中國爲敵。
第三，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有利用中日矛盾制衡中日的一手。幾十年來，美國一直主導着東亞安全格局，利用中日曆史上的矛盾，制衡中日兩國，以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也將會受到這一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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