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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長征中的黨和紅軍是一艘航船，那麼，毛澤東就是駕馭這航船駛向勝利彼岸的舵手；如果說，長征是一座永恆的精神豐碑，那麼，毛澤東就是締造這座豐碑的不朽巨匠。
70年歲月悠悠，但每當回憶起這段艱苦卓絕的歷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總會想到率領他們創造這一人間奇蹟的毛澤東。
老人們說，沒有毛澤東在危急關頭的力挽狂瀾，沒有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沒有毛澤東堅定地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就沒有長征的勝利和中國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在中國革命瀕臨絕境的生死時刻，毛澤東推動了黨和紅軍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名字緊密相連。
突破國民黨軍隊第四道封鎖線——湘江防線後，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在北上湘西的前進路上，敵人早已重兵以待——紅軍，隨時都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危急關頭，紅軍突然另闢路徑，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95歲的老紅軍方強說，“行動路線的改變，一下子把滿盤皆輸的局勢緩和了下來。”
這是誰的主張？此時還因爲貫徹毛澤東軍事路線而被看管的方強，偷偷地問政治保衛營營長吳烈。後者悄悄在他耳旁說出了那個讓他期盼已久的名字——毛澤東。
方強回憶，儘管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失去指揮權兩年之久，但爲了黨和紅軍的命運和前途，因病躺在擔架上的毛澤東，一次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
軍事科學院長征史專家徐佔權指出，紅軍剛進入湖南，毛澤東就建議，趁各路敵軍尚未靠攏，集中紅軍主力，尋機殲滅敵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敵人的“追剿”計劃。這一建議如果被採納，對於紅軍繼續實行戰略退卻非常有利，但被“左”傾領導者所拒絕，喪失了扭轉戰局的良機，釀出了湘江之戰的慘劇。
從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與“左”傾領導者一路爭論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步佔了上風：通道會議，採納了毛澤東建議紅軍改去貴州的主張；黎平會議，最終接受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放棄去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猴場會議，排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
長征和中國革命的命運，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一步步地邁向偉大的轉折點。
“紅軍免遭了進入敵人包圍圈的危險，一路闖關奪隘，直逼烏江岸邊。”70多年後的今天，老紅軍方國安追憶轉兵貴州後的形勢時，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長征初期那種被動挨打的局面和低沉消極的氣氛一掃而光。”
多少從井岡山，從贛南、閩西就開始跟隨“朱毛”打勝仗的紅軍將士，像方強、方國安一樣，在失敗中認識了毛澤東，在勝利中更加認識了毛澤東。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剛剛度過42歲生日的毛澤東，重新贏得了對自己所創建的紅色大軍的指揮權，肩負起了挽救長征和中國革命命運的歷史重任。
曾經爲遵義會議站崗的老紅軍楊世林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天剛黑，大門上的煤油燈就點亮了。”
歷時3天的遵義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進行了總結，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通過了毛澤東爲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項決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揮權。會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統一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從此，毛澤東成爲黨的領導集體的實際核心。
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用兵如神的毛澤東指揮紅軍一次次化險爲夷、絕處逢生
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面臨着長征以來最爲困難的局面。
“敵人兵力達40萬，我們才3萬來人。”老紅軍唐進新說，“更困難的是，由於長征後一直被動挨打，部隊疲憊，子彈也快打光了。”
面對天時地利盡失的絕境，毛澤東寫下了他軍事生涯中最爲精彩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央紅軍擬於川南橫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蔣介石慌忙調重兵封鎖長江。毛澤東當機立斷，率軍回師貴州，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佔婁山關，再取遵義城，殲滅和擊潰敵人2個師又8個團，贏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3月中旬，紅軍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下旬四渡赤水，進逼貴陽，蔣介石急調滇軍入黔，紅軍卻穿過滇黔公路，直插雲南，渡過金沙江，跳出敵人包圍圈。
就在二佔遵義的號角聲中，毛澤東登上婁山關，吟出重新“掌舵”後的第一首詩詞：“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那段時間我們天天都在走，可覺得總有使不完的勁，爲啥？”91歲的老紅軍袁林說，“因爲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過去是被敵人追着屁股打，現在是我們牽着敵人的鼻子走。”
國防大學教授徐焰指出，這與紅軍長征初期不顧敵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鮮明對比，徹底改變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奪取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
“毛澤東正是通過四渡赤水的高超指揮和後來的一系列戰鬥，逐步贏得紅軍將士絕對信賴的。”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力說，“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飛奪天險臘子口，直羅鎮大捷……這其中的任何一個難關險隘，處理不當都會使紅軍遭受毀滅性災難。”
強渡大渡河時爲17勇士吹響進軍號的司號員張生榮老人回憶，長征路上，幾乎每一戰都是硬戰險仗，但毛澤東總能指揮紅軍化險爲夷，絕處逢生。
“長征，爲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整個中國革命戰爭全局範圍內得到檢驗與公認，提供了廣闊舞臺。”軍事專家姚有志說，通過長征，全黨全軍真正認識和理解了毛澤東和他的軍事思想，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中國革命戰爭全局上的指導地位。
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堅決抵制錯誤路線，帶領黨和紅軍挺進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線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
“我們一邊鼓掌一邊高唱着‘萬歲！萬歲！我們來會合’的歡慶會師歌，歡迎遠道而來的中央紅軍。”89歲的老紅軍向守志，當年就在迎接中央紅軍的紅四方面軍第9軍的隊伍中。
這一天，向守志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老人回憶：“他穿着灰色棉大衣，滿頭黑髮被風吹動，面帶着微笑向我們揮手致意。”
兩大主力會師，是雙方將士渴盼已久的喜事。但兩支部隊官兵們還在互贈禮物時，一場風暴正在降臨。
裂痕，是從“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開始的。
兩軍會師後，黨中央主張繼續北上，以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民主運動，但手握紅四方面軍指揮大權的張國燾卻置中央的反覆勸說於不顧，公開反對北上。過草地後，他竟命令已經北上的四方面軍部隊南下。
黨中央不得不率領1、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陳力說：“南下與北上之爭，本質在於是否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線，是否堅持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是否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南下，使紅四方面軍和留在紅四方面軍裏的中央紅軍指戰員遭受巨大磨難。老紅軍李中權的母親，就是在第三次過草地時犧牲的。
“她本可以活着走到延安。”91歲的李中權說。
南下部隊在1935年11月的百丈戰鬥中遭受重創，被迫退入西康境內。幾個月的激戰下來，由10萬人減員至4萬人。
老紅軍、當時任中央軍委電臺黨支部書記的戴鏡元回憶，以毛澤東爲代表的黨中央，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極大關懷。老紅軍肖成佳也回憶，留在四方面軍中的一方面軍同志與四方面軍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終於走出了茫茫草地。
正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下，包括中央紅軍和二、四方面軍以及紅25軍在內的長征大軍，實現了內部的大團結，戰勝了重重困難，粉碎了敵人一次次圍追堵截，於1936年10月在黃土高原勝利會師，使黨和紅軍挺進到了民族獨立的最前線——而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共產黨人，在縱橫兩萬五千裏遠征中所形成的長征精神，也由此成爲我們黨、我們軍隊、我們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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