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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6年參的軍，那年16歲，在杭州海軍療養院作衛生員。當時因爲毛主席常來杭州，劉莊、汪莊是他經常療養的地方，又有很多領導同志來向他彙報工作，所以爲中央領導們舉行的舞會規模就很大，一般都在杭州飯店，浙江歌舞團樂隊伴奏。伴舞的女孩子都是從軍隊系統挑選的，要求出身好、表現好，舞當然也要跳得好啦。所以當時我們能被選拔出來，都覺得很光榮--跟中央首長跳舞對我們來說，不是去娛樂，而是執行政治任務。
那時候剛參軍，工資低，沒法兒打扮，我總是穿着軍裝、布鞋就去了，臉上也不怎麼化妝。我們最願意跟周總理跳舞了，他人很親切，像老父親一樣，一邊跳着快四步，一邊問長問短，有時候跳着跳着還會唱起來，有時候笑話講得我們哈哈大笑……他很忙，一般到杭州來都是向主席彙報工作，彙報完了又要趕回去，所以女孩子們都排着隊要跟他跳舞，跳不着就會覺得遺憾。周總理很會照顧人，跟誰跳過，沒跟誰跳過，都記得清清楚楚。如果還有時間，沒跳過的，他就主動去請人家。
毛主席不像周總理那麼忙，舞會他都是從頭跳到尾。他愛聽京劇，舞會的中間都穿插着京劇表演，這在他就是一種休閒吧。跟總理不同，主席很威嚴，我們跟主席跳舞，不敢說不敢動的，主席話很少，頂多問問你家裏情況，我們是問一句答一句。
1959年，我參加了海軍戰士業餘文藝匯演之後，就從杭州調到北京，進了海政歌舞團。那時候海政、全總、空政、總政、北京軍區的女孩子，都經過嚴格挑選，去參加在中南海舉行的舞會，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標準。被挑選上的人作息時間也都重新調整--上午休息，下午練功，晚上跳舞。去的時候，我們海政的女孩子，是由海政保衛處的處長帶領，坐着專車，有專門的車證，才能進入各個舞廳的。那些年如果我們不下部隊演出，幾乎每天晚上都有舞會--中南海、國務院紫光閣、三座門中央軍委，都是一週兩次。而去中南海，跟毛主席跳舞之前，還有一道特別的手續：門前有個盛消毒液的盆，每個人都要在裏面洗了手才能進去。
記得在中南海又見到周總理的時候，他一眼認出了我，說：“小鬼，你調到北京來啦？”我說：“是啊，我調到海政歌舞團了。”總理的記憶力就是這樣好。
那時候毛主席和江青好像不住一塊兒：因爲懷仁堂舞廳很大，有好幾個門，主席和江青每次都從不同方向的門進來，而且時間也不一樣。每回都是主席先到，江青後到。江青到了以後的第一個舞，主席總要跟她跳，這些我們都知道，所以那時誰都不湊過去。江青總是前呼後擁的，而且非常注意打扮。記得她有一回穿着白紗的連衣裙，舞起來一飄一飄的。那時候我們這些女孩子工資都不高，像我吧，每個月發了工資都要寄錢給父母，剩下的錢除了吃飯，很少有富餘，就是吃飯，也只能每頓買半個菜。這種情況下，別說香水了，能買瓶雪花膏擦擦就不錯了。那時候女伴們都說我“臭美”，其實我的臭美不過是往辮子上紮了塊花手絹兒，我們的軍裝也有半長的裙子，藍色或是白色，也很好看，如果有人穿布的連衣裙，那已經是最漂亮的打扮了。所以當年江青的打扮給我們的印象很深。
劉少奇每次參加舞會，都是和王光美還有一個小女兒一起來。他跳起舞來很穩當，但人不像總理那樣隨便。和其他中央首長一樣，他也穿中山裝，常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腳上穿的布鞋，又叫“老頭鞋”。主席也是灰中山裝，腳上的皮鞋是磚紅色的。劉少奇愛說話，有一回還跟我開玩笑說：“你是杭州人--那你是東施還是西施呀？”我說：“我當然是西施啦，怎麼能是東施呢？”王光美那時候很年輕，穿着很樸素，經常就是藍裙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王光美揮霍打扮，我們都覺得很納悶兒。
朱老總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裝。他那時候年齡大了，怎麼也得有七十多歲了吧，我們請他跳舞，都要先把他從座位上扶起來，慢慢跳完了，再把他送回座位上去。他人老了，話不多，常常是拍拍我們的手，笑笑，像對待小孫女。不過有一年國慶剛過，他見了我就問：“小鬼，你去遊行了嗎？”那年國慶遊行，我正好在文藝方陣裏，在海軍《紅珊瑚》劇組的彩車上，扮演劇中的一個角色，做出一個“前進”的造型，一直保持着那個雕塑式的姿勢，經過天安門廣場。那個彩車內部有20名身強力壯的解放軍戰士悄悄地跟着走，因爲彩車在經過廣場的時候是絕對不許停的，中途一旦發生機械故障，這20名戰士就要推着彩車走完剩下的路程。彩車這樣大，我雖然站在頂上，但從天安門城樓的位置看過來，卻一定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對朱老總說：“對呀，我參加了遊行--您老人家眼神兒真不錯！”朱老總笑了：“我是拿望遠鏡看的。”
國務院紫光閣的舞會，周總理是常去的。總理和各位部長都很辛苦，這樣的舞會，並非完全的休閒，倒有一半時間是在工作。常常是總理跟我們正跳着舞，來了一位部長向他彙報工作，總理就撇開我們，跟那位部長談話；談完了回來沒跳上一會兒，又來了一位部長，總理就又停下來，又去談工作。這樣的時候舞會還是照常進行的，我們就和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翩翩起舞。
軍委三座門那邊的舞會，休閒的氣氛就比較濃，因爲將軍們大部分都攜夫人來，我們的舞伴也就多半都是警衛員和祕書們。
很少見到鄧小平，據說他愛打牌，休閒的時候，多半找搭檔打橋牌吧。賀龍也很少見到。陳毅是非常喜歡跳舞的，只要有舞會，中南海也去，紫光閣也去，三座門也去。他到了哪兒，四川話呱呱一響，哪兒就很熱鬧。
要說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我們也沒覺得膩煩，而是很想去，因爲每場舞會下來，精神和物質的快樂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覺得光榮自豪；物質方面呢，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他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首長們都走了，我們就留下來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都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有時候吃完夜宵還招待我們看參考電影，都是香港的左翼電影，夏夢主演的最多。
這樣的舞會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停了有一年多。那時候我們正下部隊演出，從武漢至廣州，我們吃過用芭蕉根做的菜，饅頭每人每頓只有一個，女孩子都主動把自己的那個掰下一半，分給男同志吃--那時候真是階級兄弟的情義。三年自然災害過後，舞會恢復了，但舞會中間的點心水果沒有了，我最愛吃的炒杏仁沒有了，只剩下了茶水。夜宵也簡單了，魚呀肉哇沒有了，就是炒菜。
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舞會自然就不再有了。我因爲跳過《詠梅》和《酒歌》，也遭到了批判，說我跳“花鳥魚蟲”。《詠梅》雖然是根據毛主席詩詞改編的，可“梅”畢竟是花的一種；彝族舞《酒歌》裏面，我戴的帽子遠遠看去像只鳥，所以就又沾上一條。
我搞了一輩子舞蹈，退休後，參加了老戰士藝術團。回想起來，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對我自己來說，是很美好的回憶。雖然那會兒工資低，生活簡單，可是心理平衡，因爲身邊的人們都是一個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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