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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須告別悲情
最近，有關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討論引起了大家的關切。人們開始注意到中國文化影響力還遠遠不能和中國實際的國際地位相稱，面對國際上的種種誤解、扭曲和偏見，中國文化的應對能力和化解能力還有待加強。這些現實的狀況促使我們重視文化輸出，以及讓世界真正瞭解中國的緊迫性。
這裏需要提出兩個背景：首先，當下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帶來的全方位變化，已經提供我們告別20世紀痛苦和屈辱的民族悲情的現實可能，我們已經具有了新的歷史視野和新的面對世界的條件和基礎。
其次，今天中國的發展是通過改革開放，通過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而不是與全球化的對抗實現的。其歷史形態既是中國20世紀曆史的延續，也是它的超越和發展。這種歷史形勢與20世紀中國在世界面前所面臨的屈辱和壓抑、所產生的深刻的悲情完全不同。告別悲情，超越屈辱，正是新世紀中國的發展賦予我們的新現實。
瞭解一國，要從大衆文化開始
對於世界，一個崛起的、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高速發展的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命題。但是，對於中國，如何適應中國的新歷史角色，以一個有世界視野的大國國民心態面對世界，也是重要的命題。可以說，世界和中國都在適應和學習中國新角色的過程之中。如何讓世界看到中國的活力和魅力，可以說是當下中國面對的挑戰。
這樣，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打造“魅力中國”的堅定意志和靈活策略。中國需要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一個前所未有的“魅力中國”。20多年來，中國的大衆文化一直在高速的成長，雖然它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它畢竟爲中國人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間。
今天看來，大衆文化在全球性的文化進程中也有不可忽視的意義。自20世紀初以來，美國的“好萊塢”一直在全球文化市場中具有壟斷性的地位，而且它還不斷地更新和發展，近年來仍然在全球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以韓國電視劇爲主的“韓流”在亞洲也異軍突起，形成了巨大的影響。
這些情況的啓示在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力一方面當然在於“高端”的經典和傳統文化的弘揚和推廣，在於核心價值的展開；但同時大衆文化的國際性影響力其實也是一個關鍵的方面。
從大衆文化開始，人們可以領略一個民族當下的現實，和它來自當下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之所在；從大衆文化，人們可以感受一個社會和其它社會溝通和對話的直接的可能。比如，人們對於美國的感受，往往並不是來自於對於美國曆史和經典文化的深入瞭解，而往往是來自對於好萊塢明星和電影的熟悉。一般人對於愛默生這樣的美國哲人的瞭解，往往不如夢露這樣的大明星。人們對於“美國夢”的想象，往往就是電影和娛樂提供的。
這說明一個國家的形象不僅僅來自它的高端的精英文化，而且相當程度上來自被視爲“低端”的大衆文化。高雅和深刻的文化理解往往對於其它文化中的人來說更加困難，而大衆文化的鮮活和直接往往也可以形成自己的健康、樂觀、充滿活力的形象。
對於世界來說，當前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機會。中國的這個新形象一方面需要我們對中國經典文化的弘揚，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對中國大衆文化的推介。
但我們大家往往一談起文化的“走出去”就僅僅想到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卻往往忽略我們現實的“大衆文化”其實也是“中國製造”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所展開的積極面也可以被世界所接受和喜愛。這也應該成爲文化“走出去”的另外一個關鍵。
如何打造“魅力中國”
打造“魅力中國”，既要吸引對於中國古代文化有興趣的人們，也要吸引對於中國的大衆文化感興趣的人們。當然，對於大衆文化消極性的關切和警覺也應該是我們的責任之一。這就要求我們有新的國際視野和新的大國國民意識。
新的國際視野就是在全球化的挑戰面前更加理智和從容地面對世界，將捍衛基本價值的堅定和麪對具體問題的靈活結合起來，充分了解世界的變化並作出恰當的反應。大國國民的意識，則是需要將我們自己的行爲、思考和中國的發展相適應，使得我們的自我意識和我們的實際分量相適應。
這就要求我們以面對未來的想象力在各個方面作出努力，讓我們的文化精神和基本價值被世界理解的同時，耐心地以“和而不同”的胸懷和態度與他人溝通和對話，並在我們的教育和傳播中注入一些對於民族的發展有利的新元素和新意識。這就會讓我們在更好地面對未來的同時，也更好地繼承我們的傳統。(作者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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