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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在南京的發展和成就異峯迭起，產生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流派和流傳千古的經典作品。六朝的山水詩和文論，唐宋的金陵懷古詩篇和南唐詞家絕唱，明清的戲曲和長篇小說，成爲中華文學寶庫中的瑰麗奇葩。
謝靈運和謝脁的山水詩
六朝時代的山水詩是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創造。優美的山水詩篇，以清新的意境，秀麗的筆調，在文壇上獨闢蹊徑，豐富和發展了詩歌的園地。烏衣子弟謝靈運和謝脁，便是山水詩的倡導者，從而也使當時的文化中心——建康，成爲山水文學的發源地。
魏晉時，玄言詩“理過其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詩品序》)，一時詩壇冷落。南朝宋初，謝靈運把對山水之情訴諸筆端，成爲倡導山水詩的第一人，詩壇上“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他的山水詩，開創了詩歌創作的新境界。
儘管謝靈運的山水詩還留有玄言佛理，寫作技巧也多斧鑿痕跡，但他終究使兩晉左思、郭璞筆下初見端倪的山水詩，發展爲中國文學史上的山水詩派。南齊“永明詩人”魁首謝脁又在謝靈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山水詩，不僅徹底擺脫了玄言詩的影響，而且更爲清新秀麗。
謝靈運、謝脁的山水詩，對後世的影響巨大。李白把謝脁與謝靈運並列，並以他們同族，稱謝脁爲“小謝”，在詩中稱譽說：“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宣城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清人王士禎在《論詩絕句》中說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杜甫則在《寄岑嘉川》中說：“謝脁每篇堪諷誦”。謝脁在新體詩方面，重辭藻而不流於華靡，重聲律而不受拘束，開唐人絕句之先河。
建康的文論、文選
中國古代文學，經過建安時期的繁榮，到魏晉南北朝進入了反思和總結的階段。這次自周代以來文學的大總結，主要是在六朝建康進行的。六朝文論成就空前，《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文學評論專著相繼誕生，總結創作經驗，探討文學規律的文學理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系統文學理論，最早成熟於建康。
東吳陸機的《文賦》，是一部用賦體評論文學的作品。在《文賦》中，陸機指出了思想和藝術的主從關係，強調思想在創作中的作用，反對襲蹈前人，提倡創新。此外，還論述了各種文體的特點，以及遣辭、剪裁、音律等問題。《文賦》比較細緻地分析了文學創作過程，提出了很多文學理論上的重要命題，是中國文藝理論的重要文獻。
《文心雕龍》成書於齊樑時代，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系統的文學研究專著，被譽爲開創我國文學批評新紀元的文學理論宏著。《文心雕龍》共五十篇，三萬七千字，體大思精，嚴謹詳核。在文學形式與內容、文學的發展與變化等重要方面都提出了新見解，代表當時文學理論上的最高成就。這部偉大的文藝理論論著，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世的文氣、文格、文德諸說，無不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
《詩品》與《文心雕龍》同是齊樑時代文藝批評的重要著作。《文心雕龍》兼論詩文，《詩品》則專論五言詩。鍾嶸寫作《詩品》的目的是爲了“辨彰清濁，掎摭利弊”，進行品評。鍾嶸將漢至齊樑時代的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分爲上、中、下三品，在探討作家流別以及前後代作家之間的承繼關係等方面，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詩歌的聲律理論也源於建康，其中以沈約的《四聲譜》爲最完整、最系統的代表作品。他的《四聲譜》，雖然今已亡失，但是從他的文學主張和聲律理論中，仍可以體會其在音韻學上開創性作用。
這個時期，蕭樑昭明太子蕭統還組織編纂了一部《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詩文選集，世稱《昭明文選》。《文選》所選作家作品，上自周秦，下迄齊樑，在一千多年曆史時期所出現的衆多作品中，除無名氏外，共有一百二十九家，約七百篇作品。千百年來，這部詩文選集流行極廣，經世不衰。《文選》對後世影響甚大，唐宋以來，研究這部書成爲一門專門學問，稱爲“選學”。
金陵懷古佳作
唐代，是古代詩歌的黃金時代。詩人王昌齡能在名家如林的盛唐贏得“詩家天子”稱號，是何等不易!王昌齡別稱“王江寧”，史載他是江寧(即南京)人，至少在他四十歲左右曾經做過七八年江寧縣丞。在此期間，他創作了不少描繪江南綺麗風光的詩歌，諸如《芙蓉樓送辛漸》、《採蓮曲》等，是詩史上難得的佳制。
“詩仙”李白一生中曾多次來金陵遊歷或暫住。第一次是他出蜀後不久，詩人年方二十六歲。最後一次是他被流放夜郎之後，途中遇赦回來，往返於金陵、當塗一帶。不久，病逝於當塗。李白在金陵留下了不少佳作，其中《登金陵鳳凰臺》膾炙人口。
“詩聖”杜甫也曾來金陵。鳳凰臺附近的一條小巷金粟庵，就得名於杜甫的詩作。杜甫二十幾歲時漫遊金陵，遍訪名勝古蹟。他最難忘懷的是作爲瓦官寺三絕之一的顧愷之大型壁畫“維摩詰居士像”。他的友人江寧許八見他如此鍾愛此畫，就送給他一份此畫的臨摹本。杜甫寫了一首五言長律《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後來金陵人根據杜甫詩意，建金粟庵，並把附近的一條小巷叫作金粟庵。
唐代還有許多詩人詠過金陵。詩人崔顥遊覽了長幹裏、橫塘。寫下了兩首《長干曲》。此曲接近民歌，淳樸生動，一如口語：“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泛指長江水系)側。同是長幹人，自小不相識。”
詩人韋莊的《臺城》也是歷來公認的佳作：“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劉禹錫寫《金陵五題》，其中《石頭城》和《烏衣巷》影響最大。“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石頭城》)“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
杜牧也在金陵留下名篇。他的《泊秦淮》寫道：“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詩中悽迷的景色與淡淡的哀愁，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另一首《江南春》絕句描寫了南朝佛寺之盛：“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李商隱的詩涉及南京的有《詠史》、《南朝》等。《詠史》寫道：“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南朝》一詩則揭露了統治階級沉緬女色、驕奢淫逸以致亡國滅身：“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回。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秭，前朝神廟鎖煙禖。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宋代詩人對金陵也非常注目，在衆多詩人中，大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與金陵的關係最爲密切，寫了不少詠史詩和風景詩。他寫金陵的詞也很有特色。《桂枝香·金陵懷古》一首歷來最爲人稱道，嘆爲絕唱。
北宋集大成的詞人周邦彥，近四十歲時任溧水縣令(溧水縣屬南京)，受到當地百姓的稱頌。他在這期間，頗多詩詞佳作，其中以《西河·金陵懷古》最著名。
南宋傑出的愛國詩人陸游，也曾三次來到當時稱爲建康的南京，留下優秀詩篇。1178年，五十五歲的陸游登上了建康賞心亭，不禁浮想聯翩。想當年孝宗與金人議和，自己曾上書朝廷，主張遷都建康、以待恢復。今日又到建康，觸景生情，寫下了七律《登賞心亭》：“……黯黯江雲瓜步雨，蕭蕭木葉石城秋。孤臣老抱憂時意，欲請遷都淚已流。”
南宋另一著名詩人楊萬里，與陸游、尤袤、范成大齊名，並稱“南宋四家”。其詩自成一家，時稱“楊誠齋體”。紹熙二年(1191年)，楊萬里到建康任職(江東轉運副使)兩年，寫下了不少讚美山水園林、風土人情的詩篇。“金陵六月曉猶寒，近北天時較少喧。打盡來禽那待熟，半開萱草已先翻。獨龍岡頂青千摺，十字河頭碧一痕。九郡報來都雨足，插秧收麥喜村村。”這首《夏日雜興》，爲我們展現了當時城郊六月農忙的景象。
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曾多次來建康，寫過不少慷慨悲壯的好詞，至今爲人傳誦。在《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中寫道：“我來弔古，上危樓，贏得閒愁千斛。虎踞龍蟠何處是?只有興亡滿目。柳外斜陽，水邊歸烏，隴上吹喬木。片帆西去，一聲誰噴霜竹?卻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兒輩功名卻付與，長日惟消棋局。寶鏡難尋，碧雲將暮，誰勸杯中綠?江頭風怒，朝來波浪翻屋。”這首詞不僅描寫了南京“佳麗地”景色，而且表達了壯志未酬的愛國情懷。
深哀巨痛的詞家絕唱
詞，興於唐，盛於宋。南唐後主李煜恰恰處在唐宋之間，他的詞作也起到了承唐啓宋的作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李煜的詞極爲稱道，將他與對後世影響甚大的晚唐花間派詞人相比較，說：“溫飛卿(溫庭筠)之詞，句秀也；韋端己(韋莊)之詞，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詞，神秀也。”’又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拓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
李煜從二十五歲即位到三十九歲國亡降宋，一共在金陵做了十五年皇帝。由於他是南唐最後一個皇帝，被稱爲後主。他襲位時，北宋已代後周，南唐岌岌可危。這個“誤爲人君”的詞家魁首，怠於政事，縱情聲色，後來終於斷送了南唐江山。但是，他的一手好詞，尤其是在後期被俘北上之後，寫亡國的哀痛，堪稱詞家絕唱。
李煜，作爲亡國之君留下無窮愁恨，而作爲詞人卻是別具才能的。他的詞清麗而不浮靡，語言明快，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用情真摯。亡國後作品更是題材廣闊，含意深沉，超過晚唐五代的詞，成爲宋初婉約派詞的開山之作。
出自秦淮的長篇鉅製
明清兩代，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戲劇和長篇小說的黃金時代。優秀劇作《桃花扇》和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以及標誌我國古典小說高峯的《紅樓夢》，它們的產生和描寫的內容，都與南京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
孔尚任所寫《桃花扇》的本事都在南京，它描寫南明弘光政權覆亡的悲劇歷史，而以復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離合悲歡的愛情故事貫穿全劇。《桃花扇》將侯、李的愛情始終置於明、清之際的歷史背景之下展開，把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高度統一起來，使得《桃花扇》成爲一部以“實事實人”而創作的歷史傳奇，一部寫南明王朝興亡的歷史劇。作品除了復社文人領袖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而外，還塑造和歌頌了史可法、柳敬亭、蘇崑生等英雄人物、下層人物，又揭露了阮大鋮、馬士英等反面人物的醜惡嘴臉。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
吳敬梓在南京寄寓多年，生活困頓，有時竟至斷炊。他就在這種“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的境遇中，完成了輝煌鉅製《儒林外史》。可以說，如果沒有在南京這一段生活經歷，沒有眼見當時江南貢院的“衆生相”，吳敬梓就難以創作出《儒林外史》這樣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鉅製。《儒林外史》批判了當時的科舉制度，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虛僞、諷刺了慳吝的地主及其幫閒，他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社會道德風俗和黑暗的政治，而在杜少卿、王冕等人身上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儒林外史》是中國諷刺小說的鉅製。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推崇備至：“在中國曆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後，就可以謂之絕響”。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紅樓夢》一書的內容，都和南京有密切的淵源關係。《紅樓夢》這部偉大的長篇小說是一部對封建社會全面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傑作。《紅樓夢》寫了四百四十八個人物，給讀者留下鮮明印象的不下數十人，在藝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魯迅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而這樣一部優秀長篇小說的誕生，和南京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古都南京的生活閱歷，深深薰陶和影響着曹雪芹這位文學大師。從《紅樓夢》的字裏行間，不難看出這種烙痕。
直筆歷史留汗青
魏晉南北朝時期，自三國鼎峙、永嘉離亂、十六國紛擾而至南北對立，長期戰亂，使官府保存的資料紛紛散失，當政者更無暇顧及修史，於是私家修史之風興起。而較爲安定的南朝都城建康又是學者雲集之地，名史相繼問世，在中國文化史上，作出了難能可貴的建樹。
東漢以來曾有十三種後漢史問世，完整保存至今的只有三種，其中劉宋元嘉年間范曄所撰《後漢書》獲得的評價最高。
晉時陳撰《三國志》，集三國各史之大成。南朝宋文帝時，中書郎裴松之爲《三國志》作注，引用書籍多至二百餘種，有關三國的重要史料，幾乎全部保存下來。裴注在史料價值方面，遠遠超出陳壽本書，史家評論與其說是注史，毋寧說是補史。
南齊時沈約編撰《宋書》、樑時蕭子顯撰《齊書》，都是有關南朝歷史二十餘種書中的佼佼者。
明代焦竑撰《國史經籍志》；清代倪燦撰《宋史藝文志補》，周在浚撰《南唐書注》，汪士鐸撰《水經圖注》，《南北史補註》；民國吳廷燮撰《歷代方鎮年表》，繆荃孫纂《江蘇通志》，柳詒徵撰《中國文化史》，鄧之誠撰《中華二千年史》，都在南京成書，而爲史學界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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