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時報》“國際論壇”最近發表了多篇關於中國人缺乏誠信的討論。筆者對於這場討論中出現的“比較誠信學”存在一些疑惑。
外國人就真的那麼講誠信嗎
第一個疑惑是，外國人就真的那麼講誠信嗎？有人斷言“相比歐美諸國，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內的韓日兩國，缺乏誠信的情況在中國的確最嚴重。”然而，他們是怎麼知道“歐美諸國”和“韓日兩國”的誠信情況的？既然要比較，誠信程度是怎麼度量的？不同國家的人在什麼場合下講誠信，在什麼場合下不講誠信？在什麼時候講誠信，在什麼時候不講誠信？誠信和不誠信的外部條件是什麼？有人喜歡引用名人的話來證明誠信的程度，但這些名人的說法本身不能全都作爲根據，至少還需考察他們說這些話時依據的是什麼。人們過去曾將亞里士多德的話作爲根據，但亞里士多德也犯過不少常識性錯誤，即使偉大如亞里士多德的名人，其說法也未必句句都是真理。
可以肯定的是，外國人，比如美國人，絕對不像我們有些人所描述的那麼講誠信。那些在美國轉了一圈就回來，然後描述美國是如何的一個“君子國”，人際關係如何“和諧”、“簡單”的人，根本連美國人際關係的邊都沒捱上。還有的人，在美國呆的時間要長一些，也許還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他們也未必能真的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人際關係圈，怎麼可能做出有說服力的比較呢？可以說，他們的比較只不過是一種盲目的崇拜。
其實，要想知道美國人是不是那麼講誠信，我們不僅要聽中國人說的，也應當聽聽美國人自己說的。只要看一看美國的報章、雜誌，乃至電影、小說，就知道那個“美輪美奐”的“君子國”其實是不存在的。
我們很難比較中國人和歐美人或韓日人誰更講誠信，或者說比較也可以，但最多隻是一種說法，一種參考，必須明白這種比較裏面的侷限性或不準確性，否則，一味地講中國人沒誠信，害莫大焉。從大處講，這會使中國人盲目崇拜外國而盲目厭惡自己，這於國家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不利。如果一些專家、學者從外國人都是講誠信的、外國都是君子國的假設出發去提出一些經濟、外交、安全策略的建議，那就更加危險了。從小處講，盲目地相信“外國人比中國人更講誠信”、“外國人比中國人更浪漫”，“外國人比中國人更……”等論斷，也會使自己吃虧。
中國人就沒有“超越意識”嗎
有人說：中國人之所以缺乏誠信，是因爲中國人缺乏“超越意識”，“太注重現實”，而這又是儒家造成的，因爲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要說明中國人是否缺乏“超越意識”，首先得確定所謂“超越意識”是什麼意思。一些人提出的所謂的“超越意識”是相對於“現實”的人生態度的。這話筆者就不明白了，雖然孔子說過這個話，但孔子的一生在幹什麼？他爲了“克己復禮”的理想執著地奔走了一生。除了他之外，還有他的學生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亦不改其樂”的顏回；“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的子路。你能說這些都是“很現實”的行爲嗎？
無論是從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看，還是從儒家經典所提倡的道德觀看，講孔子乃至儒家缺乏“超越意識”是說不通的。不僅如此，僅僅在幾十年前，中國人還是非常有“超越意識”的。在“文革”期間，固然有爲了極其現實的目的撈取政治資本的人，但很多卻是真誠地爲了革命的理想。這難道不是“超越意識”嗎？當然那時的“超越意識”沒有走對路子——其實，從那時的“超越意識”沒有走對路子，“透支”了“超越意識”，去解釋中國人今天的缺乏誠信，都比從“文化的深層結構”之類的大膽猜想去解釋更靠譜。
另一種更狹窄一點的定義是“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終極關懷’”，或者更狹義地說，就是“宗教對精神的提升”。據說中國人是缺乏這些的。但這最多隻是一家之言，而且遠遠不是定論。筆者認爲，無論是儒家，還是中國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都不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終極關懷’”。更爲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導致誠信的因果關係並不是那麼確定。我們應該仔細讀一讀像《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這樣的西方經典，看看西方人自己是怎麼描繪西方世界那些表面上篤信上帝，骨子裏卻男盜女娼的假“誠信”現象的。
其實，我們應該更多地去留心中國人特有的誠信方式。比如，中國民間仍舊在運用的傳統的民間信貸方式，這些傳統的民間信貸方式，在一些國家的華人社區很流行。它使一個普通的、幾乎一文不名的中國人能夠迅速地開起買賣，這常常使外國人驚歎不已。而這種傳統的民間信貸方式所依賴的恰恰是高度的誠信。
可以參考歐美的制度建設
相信歐美人比中國人更講誠信的人忘了最關鍵的一點：歐美的政治哲學恰恰是假設所有的人天生都不講誠信，所以，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誠信。制度建設對頭了，人不得不講誠信，或者說你不講誠信也沒關係，將你繩之以法就行了。
我們自然不必在西方國家後面亦步亦趨。我們的文化比較強調教化的作用，這是我們可以繼續堅持的。但教化不能完全代替制度建設，這一點我們確實有必要參考歐美的哲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