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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城市也許更情願趕緊忘掉棚戶區，但沒有棚戶區記憶的上海是不真實的。
最後一些棚戶區正在上海一點點消失。多數人感到欣喜。華東師大社會學系主任陳映芳卻感到時間的壓力迫人。2003年，傳言紛紛，其中之一說，上海內城棚戶區將在2005年前全部消失。
“形勢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勢頭迅猛異常，有關的傳聞迫使我們儘快行動——在這類社區消逝之前，我們必須有所作爲。”
她說到“有所作爲”，是指一項調查。“爲了記錄下我們還能看到、聽到的，有關這個社區普通居民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過去和現在。”
2003年，她組織上百名學生，進入上海兩個規模龐大的棚戶區，走訪近百位棚戶區居民，用錄音機錄下了走訪中的談話。3年後，棚戶區居民們的聲音，變成一本400頁的書籍。書名叫《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這的確是一部生活的歷史。一部連湯帶水、泥沙俱下的歷史。從文字裏，我們讀到家長裏短、對辛苦往事的回憶與對現實的評價糾結不清。《棚戶區》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棚戶區居民聲音的原貌。
來自五湖四海的外來務工人員慢慢成了棚戶區的新主角
一
元和弄和董家灣，《棚戶區》中兩個隱去了真名的地點，是上海普陀和閘北兩區人口衆多而且歷史悠久的棚戶區，分別靠近蘇州河和鐵路線。
許多年前，陳映芳第一次進入棚戶區，當時感受到的那種震驚至今難忘。她以爲，這震驚是她研究棚戶區的最初動力。如今，陳映芳的學生們也來到了棚戶區，他們同樣感到了震驚和茫然。
“與比鄰的高檔商品房社區相比，元和弄顯然是南轅北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一位學生在她的論文中這麼說道。
“在繁鬧的市中心區域，就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之中，棚戶區就像在方圓幾公里里人爲製造的一個低矮的黑色巨物”，如果說，這樣的描述還帶有一個年輕人過剩的想象，“那一霎間因心靈震撼而失語”，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寫實。
陳映芳和她的學生們所調查的棚戶區，是從自鴉片戰爭以來，歷經100多年搭建與拆除的拉鋸戰，在1949年之後被納入計劃經濟城市規劃加以改造，並在1980年代以來迅速趨於消失的城市景象。
二
上海的近代工業尤其是紡織、機械產業，許多是沿河佈局的，這些廠房是從乘舟而來的移民進入上海的第一塊跳板。
一位棚戶區子弟長大成人，脫離了他嘈雜而又親熱的出生之地。人到中年後，每逢身在蘇州河北岸，他常會出現一些“古怪的幻覺”：
我會看見在污濁的河面上，漂來一隻小小的木船，一個男人，還有一個女人，從遙遠的家鄉，漂向上海。然後在這裏上岸，用蘆蓆搭起一座小小的棚屋。那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半個城市的祖先。(蔡翔《底層》)
上海的地方誌書，常記載有轄內棚戶形成的過程。《普陀區志》載，20世紀初，吳淞江兩岸興建工廠，曹家渡北岸逐漸形成市集，居民漸增。1920年代末建造了曹家渡橋，稍後又闢築多條道路，橋北一帶工商業漸盛，人民聚居，住宅多爲磚木結構簡屋和棚戶。
走訪居民所得，並無不同。如果說有不同，只是言語表達上的差異。20世紀初中國內地民生凋敝，不堪天災、戰亂、匪禍與稅負的破產農民往往沿水路而下，終點就是工商業日漸發達的上海。元和弄，只是上海當時形成的無數棚戶村落中的一個：
解放前，沿蘇州河的是紡織廠、紡織機械廠，很多外地來的女工就在紡織廠工作(我母親當時就從外地過來在紡織廠當女工)，男的在紡織機械廠，他們一批一批來，有老鄉有親戚，後來慢慢聚集在一起搭建私房就形成了現在的村落。
這樣的回憶，不具備學術上的嚴謹，也沒有歷史教科書中分明的線索。開闢棚戶不像是在新興工商業大城市的求生，倒像是在原野中拓荒：
我們家在C村是開天闢地的，我父親來這裏的時候根本沒有人的。他從蘇州河的船上人家那裏買了幾塊竹排，叫人家用爛泥糊一下在這裏蓋了間草棚。我記得我小時候這裏除了幾間草棚外，周圍都是菜田和墳窟，晚上出門伸手不見五指，和鄉下沒有什麼區別的。
三
《棚戶區》的訪談對象大多是老人。這不是陳映芳和學生刻意的選擇。老人們在棚戶區出生長大的子女，不少人毫無通融地拒絕了回憶棚戶區的往事。
“一個人不能反思過去就不會長大”，陳映芳說，“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從某種意義上，這座城市也許更情願趕緊忘掉棚戶區，但沒有棚戶區記憶的上海是不真實的。棚戶區調查是要讓人們面對城市的真實、記住真實的歷史。
時空鳥瞰棚戶區
1949年以後，戶籍身份的出現、限制農民流動，使大城市改造棚戶區的運動成爲可能。當1990年代以來棚戶區急速消失的時刻，重新獲得流動自由的農民如同一個世紀前一樣，重返城市的邊緣，他們進入了行將消失的棚戶區。
馬桶生活是棚戶區的一大特徵
我老家在江蘇金湖縣……後來來到上海也很苦，划着一隻小船來到上海……一開始在河裏捉田螺，賣了錢再來謀生。後來做了一陣才知道親戚在哪裏，去投奔親戚，被介紹到廠裏工作……剛到上海時到處幹苦活，沒有好工作，都是苦活。
在董家灣等待動遷的林豪傑79歲，早年辛苦的工作摧垮了他的健康。60多年前，和他同時代從蘇北逃荒到上海的農民，大多和他一樣，搖着一隻小木船，水路上走個五六天，到上海找親戚或者同鄉，經人介紹進廠做工，在棚戶區中或租或建一間小屋，開始新生活。他的同鄉，67歲的楊月娟，住在元和弄內一棟12平方米麪積的兩層磚瓦房內。房子已經有65年曆史：
(剛來上海的時候)都是一片荒地，還有水田，水田那邊是鐵路，這個地方，舊社會是桃園。當時的房子是毛竹做的，毛竹劈成兩半，綁成房子的壁，房頂是用蘆柴搭成的……1938年建的這個房子。
至晚在1940年代，上海傳統的棚戶區格局大致成形：查閱城市資料可見，租界是商業和文化中心，位於城市核心，華界相對於租界處於邊緣；從全國各地、特別是江淮流域來到上海的貧困移民與難民，在蘇州河北岸、鐵道兩側及城市周邊荒地搭棚棲居或租住廉價的棚屋，聚集而成城市貧民窟，對上海城內的華界與租界，形成了圍抱之勢。
棚戶區改造：一段往事
清理與反清理，是上海棚戶區歷史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也貫穿於棚戶的全部歷史之中。
1949年之前，上海市政當局爲控制棚戶區蔓延，曾以有礙市容觀瞻爲由對棚戶實施取締，遭到棚戶居民的激烈抵制。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的上海市政府還曾動用各種力量，推行貧民住宅安置工程，內容包括建造“平民住所”、“平民村”，組織“義賣房屋”等，但這些清理與安置措施，既不能阻擋源源而來的流民潮，也不能阻擋流民搭建棚屋的需求和意志。
上海解放後，清除和改造棚戶區，同樣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任務之艱鉅也是前所未有。據統計，截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的棚戶區佔地面積1109萬平方米，棚戶簡屋197500間，建築面積322.8萬平方米，共居住着115萬人。這些統計數字還不包括大量見縫插針的“旱船”、“草棚”、“水上閣樓”。
在陳映芳的研究中，與舊上海租界當局和特別市政府相比，人民政府的棚戶區清理工程，因爲藉助了一些帶有“反城市化性質”的制度及措施，收到了疾風迅雨的功效。
“反城市化”，社會學者用這個詞語形容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城市政策。其含義包括：國家利用財政槓桿，將“消費型城市改造爲生產型城市”，抑制沿海大城市的發展和興建新的以工、礦爲主體功能的新城市。同時通過戶籍政策，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
這些通常被稱作“反城市化”的城市政策，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
“棚戶區的形成有兩個必要條件：流民潮和無主荒地。”陳映芳說，“上海解放後立即動員、組織部分流民返鄉。到1950年代，國家逐步推行並完善了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人口的自由流動事實上被禁止，流民潮被抑制住了，同時，城市土地收歸國有，有效地控制了棚戶區的規模。”
顯然，治理棚戶區同時也是建立社會新秩序、彰顯制度優越性的必要舉措。1952年初，毛澤東曾作出“今後數年內，要解決大城市工人住宅問題”的指示。而上海市政府早在1950年即開始了相應規劃，並於1951年啓動了建造工人新村的“兩萬戶”工程。1952年，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初步建成，成爲新中國工人階級翻身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標誌。曹楊新村的住戶均爲政治和工作表現優異的底層工人，作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展示，新村建成當年，就開始承擔外賓接待任務。
其時棚戶區的改造方案，以“拆遷改建”的棚戶清理爲主要方式。由國家出資，實施大規模的剷除和新建，建設基礎設施，併爲棚戶區居民提供新的住宅。
陳映芳認爲，棚戶區改造運動顯示了新政府的決心和力量，成就也相當可觀。從1951年到1966年，上海先後建成居民新村有140個之多。1950年代初開始的陰陽街、藥水弄和肇嘉浜三個著名棚戶區的改造工程，在上海中老年人中盡人皆知。
有“上海龍鬚溝”之稱的肇嘉浜被修築成50米寬的林陰大道，原來的棚戶居民則搬往附近的漕溪新村。時至今日，很多人還認爲，建設工人新村，政府給市民提供公營住宅，是上海清理棚戶區、改善工人居住狀況的治本之策。
這一政策也取得了預想中的政治成效。一位從蘇州河北的棚戶區搬到工人新村的工人子弟，40年後成了上海大學的教授，他清晰地記得少年時代搬遷的狂喜。
有一天，革命開始兌現它的承諾，我們搬進一個巨大的新村。我看見無數高樓林立，嶄新的學校，嶄新的商店，我們在嶄新的馬路上發瘋似地追逐。
蔡翔教授不禁感嘆地回憶：“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們真誠地唱着：社會主義好。”
1950年代集中人財物、高效改造棚戶區，與當年許多意氣風發的事物一樣，有強烈的“運動”烙印。當運動轉入日常的財政運作，建造職工住宅的任務，逐漸移交到單位企業手中。
“上海人口密度最大的棚戶區蕃瓜弄曾被市政府列爲第一批棚戶改造計劃，但直到1960年代，改造工程才得以正式啓動。實際上，在1958年以後的幾年間，大規模的棚戶區改造工程基本上停頓了下來。”根據陳映芳的研究，改造運動在物資和財政壓力下難以爲繼，不久發生了基本方針的變化。“運動戰”轉變爲折中的應急之策：
上海市政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確立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簡、土法窮法上馬、不向國家伸手”的棚戶區整頓、翻建原則；同時，改造方案實施“兩條腿走路”：除可能的“拆遷改建”外，主要實施“逐步改造”方案，“適當改善簡屋棚戶的居住條件”；鑑於政府的財政困難和市場上建材物資的緊缺，棚戶區改造以“自建公助”爲原則，即外部環境的改善由政府承擔，住宅內部條件的改善由居民自己承擔。
自50年代至70年代，市政府和各區政府主要致力於在各棚戶鋪築道路，敷設下水道，設置公共水站、安裝路燈，建公共廁所，闢築火巷等工程。這些改造工程的實施，使上海的棚戶簡屋區開始逐步走出了城市“貧民窟”的歷史。
一方面要嚴格控制土地使用和禁止棚戶蔓延，另一方面要增加棚戶區的居住空間，這段時期上海提出了“允許棚戶適當翻建擴大升高”的改造方案，禁止居民佔地擴建而鼓勵居民向空中要面積。另一方面，由於房屋翻建工程所需的材料多爲當時市場上的緊缺物資，居民可向政府和所在企業申請支持，但費用自負。
這樣一些改造方式，一直延用到1980年代初。
改造與工資
董家灣與元和弄的老人們，都還記得漫長、瑣碎而艱難的翻建過程。
(這房子)日本人時候，三幾年就造了，草棚棚，然後自己翻，一百多平方，三層樓。我結婚的時候本來就一間，一樓這裏就這間小房子，後來下雨，橫樑斷了沒辦法，我的阿叔就幫我出點子，買了材料翻一翻，他是木匠。二樓兩間，三樓是女兒造的。大兒子和小兒子住二樓的兩間。
“1949年以後，棚戶區工人的出身和職業使他們的政治地位急劇上升，但是‘租界-華界-貧民區’依次從中心到邊緣的空間形態沒有改變。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設施，大多進駐原租界地區，市級文化體育設施、重點學校和衛生機構也明顯集中在市中心，工人住宅和棚戶，仍然在城市四圍。”而且，陳映芳說，“由於上海城市建設在30多年間總體停滯不前，中心—邊緣的城市空間形態在某種程度上被固化了。”
1949年至1970年代末上海市住宅數據顯示，30多年間，上海的棚戶區雖然有局部的清除和改造，但總體規模並沒有減少，相反，隨人口增加，略有增加。到1979年時，上海市區及市郊周邊主要棚戶簡屋還有450.4萬平方米，超過了解放初期的面積。這些住宅及其周邊環境十分惡劣，而且公共設施條件普遍較差。
棚戶區改造運動因爲財政壓力難以爲繼，上海棚戶區改造模式在1960年初改爲“逐步改造居住環境、自建公助解決住房困難”，陳映芳認爲，這一模式對於許多棚戶區居民而言，實際上意味着強制性的住房投入和超額的生活支出，並最終導致了棚戶區居民的貧困。
按照自1950年代起逐步建立的城鎮居民住房制度，工人住房投資由國家和企業統包、實行實物福利分配和低租金使用。這一初衷在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和體現社會公平的制度，有許多現實的難題：首先，有許多企事業單位實際上並不提供住房。其次，大部分單位的可分配房源遠不能滿足職工的住房需求。同時，城鎮房產市場已經被取締，許多等不到單位分房的職工，面臨無房可購、無屋可租的窘境。對許多棚戶區居民來說，一旦面臨子女結婚這樣家庭人口增加的狀況，就不得不對原來的房子加層擴建。
“50年代，‘滾地龍’改建成泥牆草屋；60年代，改建成磚木瓦房；70年代末，翻建成2-3層的鋼筋水泥樓房。”《虹口區志》這樣的志書記載，棚戶區的房屋擴建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
“福利分房時代的工資，住房消費已經被抽掉了，他們本不具備住房自助(自建、自購或自租)的經濟能力，自建住宅的經濟投入只能靠減少其他日常生活必要開支的節約所得。”陳映芳說，“作爲城市中住宅貧困最嚴重的棚戶區居民，他們普遍也是低收入、多子女的一個羣體。他們的住宅翻建，幾乎沒有例外是節衣縮食、四處舉債的結果。”對住房的投入，成爲許多棚戶區居民難以釋懷的生活記憶。
元和弄居民呂雪芬對生活十分滿足，一個原因是她家那棟4層樓高的老房子。1976年蓋房子之前，他們住在一間11平方米的租屋裏。每月36元的工資不能支撐蓋房之需，除了借款，全家必須從衣食中節省出費用。
“我們兩口都是工人，當時工資只有36塊。當時造房子很苦的，兒子只有十幾歲，女兒8歲。是借錢造房子的，當時就天天吃鹹菜。”醃鹹菜的大缸至今還保存在呂雪芬家屋內。
陳映芳將這種貧困稱作住宅貧困。“其危險在於惡性循環。建房和貧困互爲因果，最終使棚戶區的貧困固化。”
許多棚戶區已進入動遷階段，這種簡陋房生活將一去不復返
看得見的棚戶，看不見的牆
呂雪芬家4層樓的房子裏，現在只住着老兩口。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已經搬離了棚戶區。2002年，小兒子借錢在復興公園附近買了一套二手房。小兒子的房子和婚事，都頗爲呂雪芬津津樂道：
東看不中，西看不中，這個媳婦算被他找到了。她住在淮海路，我們住在這裏，講起來，她住在上只角，我們住在下只角……後來她父母，也是住在淮海路上的，跑到我們家裏看了看，也蠻滿意的。
71歲的呂雪芬和丈夫在上海已經繁衍三代，然而家庭成員一直可以說家鄉無錫的方言。呂雪芬認爲，無錫話要比上海話好聽。大多數棚戶區家庭的第一代成員都能熟練地使用方言，但像呂雪芬家這樣，第二代和第三代都能說家鄉方言的家庭，已經十分罕見。對許多出生在上海的第二代、第三代棚戶區居民來說，家庭內流通的方言，是他們融入上海的阻礙之一。
在上海移民史上，早期移民多爲同鄉聚居。上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主編的一套叢書中，一位研究者注意到，棚戶居民多爲所謂“江北人”，他們的聚居地常以籍貫冠名。1949年後，這些冠以“蘇北”或“江北”稱呼的地名漸漸消失；但在很多場合，“蘇北人”特別是“江北人”，作爲一種有歧視意味的稱謂卻保留了下來。
陳映芳說。在1990年代之前，這種偏見與歧視的表現，是從人們相互間對居住地的確認開始的，“住在什麼地段？”居住地的檔次和方言口音，是上海人識別“江北人”的最重要的依據，也與一個人獲得的教育、職業和婚姻都有重要關聯。
在陳映芳看來，早期遷移來滬的老一代棚戶區居民並不排斥籍貫身份。因爲，“他們與故鄉有着文化的、社會的天然聯繫，在就業、社會支持、社會救助等方面，也對同鄉網絡和同鄉團體有較多的依賴。”
1949年以後，求職和福利保障不再像從前那樣依賴同鄉，同鄉組織也不再存在，能講流利的上海話的第二代移民，對祖籍的認同已經非常低。
造成這一狀況的重要原因，是棚戶區清理運動一度陷入停頓，由於住宅政策限制和搬遷的實際困難，蘇北籍移民爲主體的住宅貧困羣體不得不長期滯留於棚戶區。由於品質良好的公共建設集中在市中心，棚戶區居民難以享受公共設施和城市商業網絡帶來的便利，以至於棚戶區的孩子，有時缺乏城市生活的知識。“這種同鄉聚居的情況在當時上海的其他居住區域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陳映芳說。
當一個城市對某個羣體的認識逐漸固化，他們之間產生了一堵“看不見的牆”。在關於棚戶區的研究中，至少在陳映芳看來，相比棚戶區帶給城市管理的麻煩，“看不見的牆”導致的城市社會分層斷裂，纔是最危險的事情。
大規模棚戶區的存在，城市的確面臨一種社會風險，這個龐大空間中的人羣因爲口音、生活方式、職業乃至婚姻關係自成一體，喪失了向上流動的通道，最後可能演變成龐大的、內部生長的所謂“賤民”階層。在印度孟買這樣大城市的貧民窟中，下層底層化已經成了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從棚戶區老人的口述中，陳映芳覺察到，以工人爲主體的棚戶居民在建國初期，政治地位急劇上升，然而，作爲市民意識中“下只角”的棚戶區，並沒有隨着政治身份變化而獲得與“上只角”的同等地位。
曾在工人新村的高樓羣中歡呼雀躍的少年蔡翔後來發現，“蘇州河的北面卻依然被這個城市拒絕。儘管有許多的人從那裏走向這裏，也儘管有許多的人從這裏走向那裏。漫漫的歷史已經構成一個語詞，這個詞就是——底層，而在底層的周圍，永遠瀰漫着骯髒、野蠻、貧窮、粗魯等等等等的語詞氛圍。”
蔡翔關於蘇州河北棚戶區的描述，在社會學者陳映芳看來，屬於激情的文學話語。她認爲，用“下層”描述棚戶區，更加精確。
“在我看來，下層和底層是兩個概念。任何社會分層中都有所謂下層，只要向上的通道暢通，下層人羣就會保持向上流動。只有當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關閉，下層社會被壓制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一個黑暗的‘底層’纔會出現。”
棚戶區來了新居民
棚戶區在消失，看不見的牆和斷裂的風險卻依舊存在。近年來，陳映芳主持對上海所剩不多的棚戶區的調查顯示，時至今日，這樣的風險，仍然存在——只是換了主角。棚戶區搬來了新居民。2003年SARS之後，董家灣的外來務工人員人數至少達到了3000人，與棚戶區的老居民數量幾近1：1。
在某種程度上，棚戶區的老居民與新居民，有穿越歷史的關聯。雖然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今日的外來務工人員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更加緩慢，但在職業、社會保障、居住區域乃至下一代的教育方面，都與幾十年前從長江兩岸移居上海的老人們，有諸多相似之處。更微妙的是，當年棚戶居民同鄉聚居、以方言交流並有籍貫／地域認同的狀況，在今天租住棚戶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中，同樣有類似的現象發生。這種對流出地和原有農民身份認同的固化，如同陳映芳對棚戶居民曾有過因認同固化而導致下層底層化的擔心，現在同樣出現在她對“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農民工”的研究中。
1949年以後，戶籍身份的出現、限制農民流動，使大城市改造棚戶區的運動成爲可能。當1990年代以來棚戶區急速消失的時刻，重新獲得流動自由的農民如同一個世紀前一樣，重返城市的邊緣，他們進入了行將消失的棚戶區。
在另一項有關城市社會結構的研究中，陳映芳認爲，“農民工”是最近20年來中國在“農民”和“城市居民”之外，構建出來的第三種身份。
“當初棚戶區與城市社會發生斷裂的表現之一是那兒的孩子無法改變他們父母、祖父母移出地的地域身份標籤。而今天‘農民工’的身份標誌也已經出現了世襲現象，民工的孩子被不少人習慣地稱作‘民工子弟’。”
棚戶區在消失，棚戶區外那堵“看不見的牆”卻仍然存在。這是陳映芳的擔心所在。
口述也有力量
任何人都不能對歷史背過身去。
棚戶區居民的生活，即使是在今天資訊發達的城市，也是被遮蔽的。陳映芳指導的一位研究生回憶說，在進入棚戶區做調查之前她甚至還不知道棚戶區的存在。她於是問計於“無所不知的網絡”，“我習慣性地在搜索引擎中輸入‘上海元和弄’的字樣，屏幕上跳出來的只有一則關於上海某販賣淫穢光盤團伙成員之一窩藏在元和弄的案子……那是關於元和弄最大的新聞。”她轉而求助於《普陀地方誌》，然而，厚厚的典籍呈現出來的是“資料分散、零亂而無法串聯”。
正是因爲無法藉助既有資料接近棚戶區居民的生活，陳映芳認爲，採集居民的生活史記憶尤其必要。口述的力量在於召喚那些長久不被重視、本來行將消散、某些時候甚至是人們不願面對的過去。雖然，這些過去的價值，可能要到未來才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新民週刊：爲什麼會有棚戶區口述史這個研究項目？
陳映芳：棚戶區是上海的記憶之一。它快要消失了，居民老羣體也要消失了，現在不做，這段記憶就會消失，以後就沒人知道了。
新民週刊：這些記憶有何重要之處？
陳映芳：有些記憶是個體性的。記得一些事情，忘記一些事情，是一個人建構、過濾、保留的過程。他總是把對他以後的生活有用的東西記下來。這些東西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撐，支撐着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非常重要。
有些記憶是羣體性的。個體性的記憶會在代際之間流傳，一個羣體消失了，羣體記憶就沒有了。一個社會應該有一個機制，想辦法讓一些專業人士，用專業的手段，把這種羣體記憶採集和保留下來。
新民週刊：國家用教科書來普及歷史知識和歷史觀念，這和口述史採集的歷史知識有什麼區別？
陳映芳：記憶與歷史的建構機制不一樣。和歷史教科書相比，個人的記憶是很多樣化的，對同一個事物的看法，會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和感受。很多社會羣體的記憶建構與保留，只限於家庭，不能進入社會層面，很多個體的記憶沒有話語權，最後消失了。口述史把它們保留下來，對我們瞭解和理解歷史，會有幫助。
所有的國家都通過歷史教科書來建構共同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的力量會進入這種歷史的建構。相對而言，口述史的採集機制，沒有多少文化意圖和政治目的，而只是爲社會保留記憶。
新民週刊：連很多棚戶區居民自己都不願意回憶棚戶區的歷史，你採集這樣的聲音，對一個日新月異的上海有什麼意義呢？
陳映芳：同一座城市，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們有未來城市的規劃圖，一般上海市民的腦子裏，有一個主流的城市認同。這個主流的城市認同中，上海是漂亮的，摩登的。這樣的城市形象是許多市民希望看到的，往往也是發展中國家國家需要的。我們講到發達的國外城市，看到的都是其外在繁華的物質形態，對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國家，公衆要一個具備了這種物質形態的城市標本。上海就是這樣一個標本。大多數上海人比較不願意提到棚戶區，這也是人之常情。
新民週刊：既然有這種主流的城市認同，棚戶區的研究有什麼重要性？
陳映芳：上海師範大學有一位研究歷史的學者，他研究中日戰爭史中的慰安婦問題。這種題目是許多人聽着不舒服的，因爲這件事給中國人帶來羞恥屈辱感。但是學者卻要研究，歷史是如何發生的，這種羞辱屈辱感如何變成我們的民族記憶，對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這正如在日本，研究抗戰同樣受到大多數民衆的排斥，但不能否認，這種研究是有意義的。
新民週刊：學者的研究和大多數人的需求是什麼關係？
陳映芳：學者的研究並不是爲了滿足一時一地大多數人的需要。實際上，在關於棚戶區的研究中，很多訪談對象的子女反對父母接受採訪，他們自己不願意說，也不願意父母和其他人來說，他們可能更願意把他們的許多生活記憶忘掉。
雖然很多人願意它儘早從記憶中消失，那些沒有棚戶區生活經驗的人，他們可能也沒有興趣瞭解棚戶區。但是我們賴以判斷社會歷史狀態的信息，很多不是所有人的共同需要。
我原是學歷史出身的。深知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社會是可怕的。如果我們的記憶老是被抹去，這個民族一直不敢面對自己的真實過去，歷史被割裂。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永遠不可能成熟。
與此相比，法國這個民族一個很特別之處在於，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和別人不一樣的選擇，深深地表現出一種法蘭西的精神，並且，這個民族願意捍衛這種精神。爲什麼法蘭西民族這樣堅定地捍衛這種精神？至少有一個原因，在巴黎，到處都是古老的建築和雕塑，任何人都不能對歷史背過身去。正如一個人不能反省自己的過去，就不能長大，一個民族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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