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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資源分配不公，八成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爲各級幹部服務
-優先滿足少數人的需求不可取，完全均等化的服務行不通
專家官員直面現實勾勒醫改新方向
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問題始終是一個敏感的話題。與一年前首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峯論壇一樣，今年9月16日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行的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峯論壇上，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的政府官員們依然對媒體諱莫如深。
他們一再強調不要公開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其中一位官員解釋：“怕惹麻煩”。更有意思的是，幾位官員還要求主辦方把論壇速記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刪掉。
事實上，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正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去年7月29日，中國青年報獨家報道了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稱，中國過去10年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業內人士指出，中國醫療衛生體制失靈的主要症狀表現爲：醫療服務缺乏公平與公正性、政府資金使用效率低下。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醫院、藥品和醫療設備分銷商、生產廠商聯手向消費者擡高藥品價格，城鄉居民無力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公衆不滿情緒因此不斷上升，最終促使中國政府決心發起新一輪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國公民醫療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和可持續性。
當前醫衛服務體系存在嚴重不公
殷大奎是惟一願意公開自己姓名的演講者。這位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現在的身份是中國醫師協會會長。他演講的題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
42年前，殷大奎從同濟醫科大學畢業當了醫生，先後擔任過華西醫科大學的副校長、四川省衛生廳廳長、衛生部副部長，對中國的衛生醫療服務的問題可謂瞭如指掌。
他列出的一組數據讓論壇的聽衆吃驚不已：
中國衛生總費用只覆蓋20%人口的衛生服務；
1998年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中國87.4%的農民完全是自費醫療，37%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中國農業合作醫療覆蓋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復到15%；
2000年，WHO進行成員國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188位)；
2003年，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患病羣衆48.9%應就診而未就診，29.6%應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約1.3億人，享受公費醫療人數爲5000萬人；
2005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1.56億人；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爲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爲主的羣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爲500億元。
一系列數據表明，中國目前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殷大奎介紹，衛生服務可及性是衡量一個國家衛生政策和制度正確性的主要指標之一。而一個國家的衛生公平，是社會公平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因此，國家和政府在制定衛生政策時，必須考慮衛生公平問題，“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在任何情況下，都屬於公共服務產品，都只能由政府來承擔”。
殷大奎認爲，之所以會出現不公平的現象，原因有三：
一、國家政策導向發生偏轉，在處理效率與公平問題上，過多強調效率優先；
二、在實踐操作層面，過分強調經濟體制的市場原則，過分放大市場化效應，弱化社會公益的職能；
三、在技術性操作層面，醫療衛生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基礎性內容，但我國對城市的基本醫療保險、農村的合作醫療等，在一段時期內不夠重視。
與衛生醫療服務體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國衛生醫療服務的效率也令人憂慮。殷大奎同樣列出了一組數據：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爲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同期GDP平均增長9.42%；
一些醫療機構管理不善，醫療費用快速增長，近8年來醫院人均門診費用增長13%，住院費用增長11%，大大高於人均收入增長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國政府辦的醫院佔全國56.2%至64.4%的牀位，51.1%至63.4%的人員，僅承擔27.3%至40.8%的門診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國綜合醫院平均住院日爲10.6天(美國不足7天)；英國闌尾炎手術住院日從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國該手術平均住院日仍爲7.2天；我國CT利用率僅爲38%,核磁共振利用率僅爲43%，在我國100萬至200萬人口的城市擁有20臺以上CT是較普遍的，僅此一項浪費就多達50億至60億元；按國際標準，由於大處方，我國衛生總費用12%至37%被浪費掉了。
“沒有公平的效率，對社會的貢獻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負面作用越大；而沒有效率的公平，是沒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內在關係也呈反比，即越講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們應該堅持公平原則，力求較高的效率，即貫徹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說。
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在哪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A表示，雖然過去20多年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進行了全面變革，但是進一步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勢在必行——
一方面，醫療服務供給能力和技術水平有所提高，醫療服務機構微觀效率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醫療服務價格攀升，“看病貴”問題突出，醫療資源分佈、干預重點日趨不合理，總體來說，“公平性和衛生投入績效全面下降”。由此，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增加了公衆的疾病負擔，降低了消費預期，導致貧困，羣體間矛盾突出，影響社會穩定。
殷大奎表示，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在醫療衛生體制和運行機制——
首先，不重視社區醫療衛生水平。70%至80%的病人，首先應該在社區解決。但現在社區醫療水平低，老百姓對社區醫院不信任，什麼病都要到大醫院看，結果浪費大量的醫療資源。
其次，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保障問題沒有解決。以前的三級預防保健網現在沒有了，不過現在國家加快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設，2006年試點擴大到全國縣級總數的40%，2008年將覆蓋80%，2010年基本覆蓋農村居民。
第三，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不足。應該以預防爲主，不生病，少生病，這樣的投入少，效益好。此外，還有醫療保障制度和醫療衛生人才的培養問題等等。
殷大奎還認爲，醫療本身具有趨高性，“大家生了病都想找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事實上，不太可能”。
他還特別強調了公立醫院和政府辦醫院的不同——政府辦醫院，應該把人員、經費等全包下來。而事實上，政府投入只佔公立醫院收入的8%左右，大醫院只佔1%至3%。
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首席代表貝漢衛博士也指出，中國的公立醫院要通過病人付費拿到醫務人員工資的50%至90%，導致醫院增加臨牀服務量，而提供的預防和基本服務不足。同時，導致不必要的過度開藥和診斷服務。而且，難以實施成本控制。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中國項目部主任劉遠立也認爲，政府應該把一部分醫院的財政包下來，避免醫院的創收壓力，同時，把其他醫院放開，實行稅收和行政監管。
衛生部的一位官員B，則從管理體制與市場監管角度談起。他認爲，目前中國管理醫療衛生的部門太多，除了衛生部以外，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科技部、建設部、民政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環保總局、國家計生委、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安監總局、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十幾個國家部委，都在管理醫療衛生中的一部分工作，“各自爲政，缺乏統一協調，難以確定總體發展的目標，全面推進衛生改革”。
他認爲，各部門職能分散，多頭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時，可問責性差，反應性差，導致居民的普遍抱怨和不滿，而衛生與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也影響了和諧社會的構建。
有意思的是，來自不同部委的政府官員的觀點不盡相同。一位官員認爲，我國城鎮醫療基本保障應該從保住院和門診大病做起；而另一位官員則認爲，選擇醫療衛生服務的干預重點應該是公共衛生服務、成本效益好的基本臨牀服務和適宜的技術。
劉遠立則建議，可以成立國家級的人民健康委員會，作爲管理醫療衛生的“司令部”，來協調各部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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