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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東市振安區同興鎮教師集體離婚事件，像是一則新的《儒林外史》。事件起因是教育管理部門鑑於教師數量過剩而欲進行裁員(說得好聽點，可叫“下崗”)。教師隊伍裁員，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該地教育管理部門設計出一套“方案”，恐是出於善意，方案提出，對離異教師，可給予續聘待遇。爲了保住自己的飯碗，教師們對裁員方略作出了行爲藝術般的反應——紛紛火線離婚。
據說在該鎮，教師們見面不再以傳統的“吃了沒有”爲問候語，他們發明了一個新詞句“離了沒有”。以幽默的對立面荒誕爲形式，當地教育管理部門對此一事件也作出了反應，其負責人表示，要追查這些離婚教師中，到底有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真離婚與假離婚怎麼判斷？不易。若是真的要追查，那豈不是要派出規模不小的“離婚私人生活勘察隊”日夜監視離婚教師們的隱私活動嗎？若不然，而僅是叫老師前來問話，責令他們說出祕密，那麼，老師們都不是傻瓜，必定會再度順着政策來尋找對策。假如當地教育部門刪除那一有關規定，那麼，教師們復婚的比例就會高起來；而假如反之，作爲理性人，他們當然會爲了生活而剋制感情。有教育管理部門的領導向記者說，他要盡其所能勸老師們復婚。這樣表態，令人啼笑皆非。
我懷着矛盾的心態觀望這場活生生的戲劇。站在教師的角度看，我認爲，教師也是人，管理部門不能爲了展示自己所謂的“改革力度”，就置教師的生存權於不顧，何況用離婚作爲“上崗”的條件來“改革教育”，並非良策。不過，有時替管理部門的人想想，我也能理解，教師數量如果太多，對於政府無疑構成沉重負擔，而中國的學校也廣泛存在人浮於事的情況，對魚目混珠的教師隊伍進行精簡和結構性調整，本無可厚非。
我不能自戀地以爲自己的這一矛盾心態有什麼廣泛的說明性。然而，我私下常想，導致我這一心態矛盾的背景，不正是我們的教育改革的困境之一嗎？一方面，教師們(包括大學教師)，好不容易擺脫“臭老九”身份，好不容易在生活上得到多一點照顧，一下子人們又以種種“理由”來將他們定位爲“負擔”(在其他情況下，也包括道義上的“負擔”)，這實在沒有道理。另一方面，這些年，教師地位和生活得到改善，這使教育行業增加了太多人(甚至從政、從商者變教師的例子也有)，如此一來，便給政府增添了財政和行政管理壓力。要完成提升教師的地位與收入和提高教育“效率”的雙重“任務”，最簡練的辦法，自然是裁員。
然而，理性思考與現實生活還是不同。現實上，我們都是人，受着社會生活的約束。作爲人，我們中哪位能保證裁員裁的就是“孬種”？又有誰能保證“上崗”的教師都是“好漢”？不說丹東，就說我們那幾所著名的高等院校吧，它們或許是怕出現“集體離婚”之類事件而設計出了自己的“改革方略”，比如，在教師待遇實行“崗位津貼”制度。這一制度的設計意圖是善意的，主要是爲了在不導致教師隊伍過於震盪的前提下，使那些工作量大、貢獻大的老師獲得更好的待遇。然而，制度實行以來，也出現不少不盡如人意的現象。有不少大學教授抱怨說，真正工作量大、貢獻大的老師，得到的待遇反倒比其他人低。我曾經問一個單位領導關於這一問題的看法，他說：這是爲了維護單位的內部團結。
怎樣更好地平衡國人所謂的“團結”(其中常隱含權力因素)與“效率”？這是教育改革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理論上說，解決的辦法是有的：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門要避免動不動以“下崗”來威脅教師，另一方面，教師也要避免動不動以“公平主義”來維護自身利益。不過，要實現這個“雙避免”，實在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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