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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無疑是選秀和惡搞流行的一年。
選秀無處不在：從“超級女聲”、“夢想中國”、“我型我秀”到“好男兒”、“魅力大媽”……幾十臺選秀節目在全國大小媒體競相登場，令人目不暇接，甚至連深山古剎少林寺也被此風薰染，要秀一把“少林功夫之星”。惡搞也無時不有：從視頻惡搞、圖片惡搞到文本惡搞，花樣不斷翻新，每天都有假相被戳穿、權威被解構、莊嚴或貌似的莊嚴被嘲弄。在洶涌的選秀與惡搞潮流中，本以含蓄、內斂著稱的國人，似乎一夜之間便脫掉了那件已傳承了幾千年的文化性格長袍，開始披上娛樂馬甲，義無反顧地張揚，毫不避諱地搞笑。
變化何以如此迅速？一般認爲這與娛樂經濟的誘導有關。據悉，多臺選秀節目的主辦方和贊助商都賺得盆滿鉢滿，一些惡搞事件的製造者也斬獲頗豐。選秀和惡搞，已經既是文化詞彙，也是商業術語。如此狀況下，選秀與惡搞的盛行，的確與有意地推波助瀾難脫干係。不過，只是這樣的理解，顯然尚不足以解釋如下的疑問：能夠在選秀節目中獲利者畢竟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和全部的觀衆，只有投入沒有收益。惡搞更是如此，許多惡搞事件的製造者耗神盡力破費錢財，往往只爲博得他人一笑。因此，選秀與惡搞固然與娛樂經濟的關係千絲萬縷，但這只是外因。
依筆者看，選秀與惡搞盛行的內因，是當前社會轉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大衆文化心理。選秀與惡搞，雖與商業陰謀有關，但更應視作個人介入公共生活的一種“非典型”方式。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中寫道：“當我們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時，當古老的社會柱石一根又一根傾倒之時，羣體的勢力便成爲惟一無可匹敵的力量，而且它的聲勢還會不斷壯大。”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與勒龐這句話中所描述的有類似之處，市場經濟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社會鉅變，改變、動搖了人們的信仰、文化傳統和道德信念，一些前所未有的羣體性行爲，也就隨之產生。
正在進行之中的社會轉型，已經將相當多的人拋入了市場經濟的浪濤之中。許多人猛然發現，自己已然失去了很多的保障，難以找到前方的路標，更是找不到上岸的航道。許多人猛然感覺到，自己是那樣的渺小無助，時刻都有着被歧視的嫌疑。許多“草根”發現，自己與所謂的精英階層疏離日甚，越來越摸不到公共領域的邊緣。
在如此躁動、迷惘、不乏憂慮的大衆心態下，選秀與惡搞如同兩粒星星之火，迅速點燃了公衆那壓抑日久積蓄漸深的激烈情緒，並給情緒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人們通過參與“選秀”獲得夢想的機會，通過當“粉絲”獲得羣體感、歸屬感，通過參與惡搞獲得力量的感覺，通過製造屬於自己的“草根精英”，對抗權威、表達對精英的不屑、確立自信，以謀求話語權，謀求在公共領域的一席之地。換言之，對選秀與惡搞，除了商業的理解之外，更應當予以社會文化層面的解讀。
應該說，當前的選秀與惡搞之所以體現出濃厚的草根性特點，被惡搞的之所以多是所謂的“大家”、“名流”，原因正在於此。有人認爲，“選秀帶來民族性格的革命”，“惡搞氾濫暴露病態心理”，但在我看來，這樣的歸咎是對事實的顛倒：實際上是先有“民族性格的變化、革命”，先有“病態心理”，然後纔有選秀和惡搞的火爆。如果說選秀和惡搞是病態的，則這只是一種表徵，而非病因本身。
選秀和惡搞的泛濫，已經使社會幾乎進入“八卦時代”。人們以這種方式介入公共生活，對抗精英階層，並不能被認爲是一種多麼正常的方式。這兩種現象應該受到足夠的重視和研究。而且，由於其成因的複雜性，對此等“非典型”方式，應該疏堵兼顧，不能粗暴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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