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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爲何“無禮”
泱泱禮儀之邦，何以在最基礎的禮儀方面出現問題？
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系教授郭小聰認爲，歷史的拐點出現在明中葉以後。
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中國是禮儀輸出國。史載中國商人到東南亞去，被看作來自禮儀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費食宿。日本和朝鮮對中華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趨。
明中葉以後，隨着人口增多，遊民越來越多，社會問題無法在家族內部解決，遊民們組成祕密教門、會黨、行幫、商幫等“江湖組織”，社會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這種東西一直影響到今天——稱兄道弟，哥們姐們……這是生存逼的，我們人人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很累，但沒有辦法。人需要超脫和孤獨，但是這種文化不讓你孤獨。”
“不認原則，認人情，必然就有親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緊張。面對生存競爭的時候，你不知道別人有什麼‘關係’。”郭小聰分析，今天中國人顯得“無禮”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社會的衝突。就如農村人不適應城市交通規則、隨地吐痰、大聲說話、赤膊一樣。在田野上長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與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羣就不得不被各種複雜的規則所限制。
與“人口過剩導致社會粗俗化”有連帶關係的另一觀點認爲，不文明行爲是由資源匱乏導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臺灣女孩丁玥不贊成這種觀點，“要講資源匱乏，整個亞洲都資源匱乏。”日本“新幹線”的擁擠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鐵遜色。每個車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專門負責把乘客往車廂裏推。一邊推一邊鞠躬，畢恭畢敬地說“對不起”。乘客知道空間有限，都拼命收縮自己。“不像在大陸，有些人自己要擠進去，還恨不得把別人擠下來。在車廂裏，胳膊和腿都伸得很開，拼命佔地方。”
尋找“近因”的時候，很多人將今天國人的不禮貌行爲歸結於“文革”遺風。
“‘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學生，參加過幾次武鬥和抄家，再上山下鄉一圈，隨地吐痰和國罵就都學會了。你一說他，他說工農兵都這樣。”葛劍雄說。
“經歷過‘文革’的人，不太會說‘對不起’。即便像我這樣的老實孩子，在潛意識裏也留下了用拳頭解決問題的衝動。”郭小聰說。
朱大可還認爲，社會公共禮儀缺失，跟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密切相關。把所有人都視爲假想敵，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視爲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對於敵人，我們是無須講禮貌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種革命倫理學在21世紀並未消失，而是轉型成了資源匱缺下社會競爭的殘酷邏輯。我們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過度，也就是“鬥爭教育”過度。
此外，幾位學者都認爲，中國近百年的急遽變化導致社會出現斷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稱謂失範。在傳統社會裏，長幼尊卑、親疏遠近各有稱謂，1949年之後，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樣，又有了特殊的含義。
禮儀背後的東西
9月22日，國家知識產權局30餘名公務員在北京未來之舟禮儀培訓公司培訓師周季平的帶領下，學習從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種禮儀。適時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適長度，襯衣的袖子要比西裝長1到1.5釐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顆牙那種，引導客人的時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國，禮儀培訓業有十幾年的歷史。1990年代初期，有禮儀培訓需求的單位很少，多爲外企。最近三四年，禮儀培訓的社會需求量激增，受訓單位不再侷限於服務行業，政府機構、國企民企、高校、演藝機構都可能成爲禮儀培訓公司的客戶，“商務禮儀”是最大宗的培訓項目。
“禮貌的本質是對人的體貼和尊重。”周季平告訴她的學員。
對此，丁玥深有體會。“掛起職業化、程式化的微笑並不難。講電話的時候，‘您好’、‘謝謝’掛在嘴邊也不難，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掛斷電話，你所有的禮貌努力都一筆勾銷。”
學者郭小聰則認爲，禮儀的背後要有文化的支撐。
“文化影響與政治、軍事、經濟不同，不是國家機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蘊含於民衆心裏。而‘文化’一個令人神往的特徵是，它很少像軍事、經濟因素那樣引起國家間的緊張、嫉妒甚至懷恨。比如我們不會嫉妒有莎士比亞的英國。”
“有讓世界心嚮往之的精神創造的民族纔會獲得別人的尊重，而且這種創造常常會讓本民族的文明水準獲得大幅提升。”
少些文明公約，多些具體指導
“我們要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旅遊是個切入口。一般旅遊的人算是比較有錢的，社會地位也比較高，從這些人往下抓，一級一級帶動。”中央文明辦一位負責人這樣解釋開展“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的初衷。
這位負責人在會議的間隙接受本報採訪，他所在的中央文明辦正會同商務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設部、鐵路部、交通部、國家旅遊局等8部委，討論《中國公民出境旅遊行爲指南》和《中國公民國內旅遊行爲公約》的具體內容。按照原計劃，指南和公約要搶在“十一黃金週”之前出臺。
“馬上‘十一黃金週’就要來了，這是開展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的最有利的時機。”國家旅遊局綜合司司長李任芷說。
出臺之後的公約和指南將被納入公務員政務禮儀培訓和商務培訓。按照設想，有關部門將對出境遊人士進行培訓，培訓結束後，簽訂《文明旅行承諾書》，並對可能出現的不文明行爲設計舉報機制，“商務團舉報到商務部；自費遊客舉報到旅行社”。
對於“打算修訂護照法，對行爲不文明、破壞中國‘禮儀之邦’形象的遊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發給護照”的說法，中央文明辦的這位負責人予以否認，稱“尚未聽說這樣的提議”。
“少一些文明公約，多一些具體指導。”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系教授郭小聰認爲，有關部門應對不文明行爲分級，“離動物行爲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隨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場所脫鞋襪，挖鼻子等都屬此列。次之，是不排隊、加塞、惡語相向、上廁所不沖水等沒有教養的行爲。再次之，是對國外文化不瞭解或者文化素質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廟裏行爲不慎，吃飯時猜拳行令。
對於“動物行爲”和“無教養行爲”應以明確的規則禁止，而基於對“國外文化不瞭解”而產生的行爲，旅行社等相關機構應盡到提前告知的義務。
與20條旅遊不文明行爲一起徵集來的“提升公民旅遊文明素質”20條建議中，也包括一些對旅行社行爲的限定，“組團出遊之前，說明目的地的風俗習慣、禮儀規範、民族禁忌及行爲方式”。
有些導遊在旅行途中會告誡遊客不要亂扔垃圾等“旅遊注意事項”，“但老說客人會反感，認爲旅行社歧視他們”，即便客人出現不文明行爲，甚至打架，導遊也只能勸，“客人可以向旅遊局投訴我們，我們不能投訴客人。”在華夏國旅做過5年導遊的李小姐說。
另外評論人士指出，“中國公民文明素質不高並不是作爲一名遊客的時候才表現出來，要提高的不是遊客素質，而是全體國民的素質。”
人類是會笑的動物
臺灣女孩任懷鄉和丁玥在北京攻讀博士學位，她們會把身邊的不文明行爲跟“大陸將向何處去”聯繫起來。
“城鐵站年輕人都插隊，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勞動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學生樣的，要不就是父母拉着小孩犯規。”
宿舍樓前3個連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遠的都是空的，靠近門的一定滿得流出來。
網絡論壇上，一方說話不禮貌，另一方就會用更不禮貌的話罵回去。所謂辯論，常常是抓住對方的一個漏洞，不停地進行人身攻擊。
人心冷漠。丁玥曾見一個大一女生騎自行車摔倒，一邊哭，一邊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園裏來往的學子，沒有一個人停一下表示關切。丁玥騎自行車把她帶回宿舍，她問丁玥是哪裏人，丁玥答後，那女孩說，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陸人。
學校的辦事機構像衙門。教輔人員對本科生指着鼻子呼來喝去。“今天這個學校怎麼對這些學生，這些學生明天就會怎麼對這個社會。”任懷鄉說。
並不是只有外來的眼睛纔對不文明的行爲有銳利的感受。於爽的家在北京四環以外的新建小區，小區緊臨一條寬闊的馬路。駛出擁擠的內城，機動車在這條沒有交警和攝像頭管制的馬路上撒開了歡，一輛輛疾馳而過，掀起一片塵土，毫無禮讓行人的意識。
媒體工作者郭先生從北京出租車司機那裏聽來一個掌故：考慮到長安街中間安置鐵欄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機就直接橫穿中線在天安門廣場停車，兩個月後只能恢復安裝鐵欄杆，管理者無奈地說中國人只適合“圈養”。
服務行業的面貌與柏楊寫《醜陋的中國人》的20年前相比，沒有太大的改變：“人類是一種會笑的動物，但中國的女護士、女車掌和女店員是例外。當你進店之時，活像一頭貓撞進了老鼠窩，小眼睛全充滿了敵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則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後告曰：‘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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