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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蓋茨120次毛澤東
記者：《紐約時報》的報道引發海內外輿論界對上海歷史教科書的集中報道，您怎麼看待這些報道?
蘇智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9月1日的文章沒有全面報道上海歷史教科書，帶有歪曲與片面，報道中說“政府在批准新教材裏扮演了重要角色”、“馬克思主義被刪除、社會主義減少”、“秦始皇焚書坑儒被刪除”等，或片面或不實。這樣的報道，我認爲是不太負責任的。
網上跟帖在誤導下，觀點越來越極端。甚至出現瞭如《中國新版歷史教科書蓋茨取代毛澤東》、《政變，從上海歷史教科書悄悄開始》、《上海教科書是“橙色革命”的開端》等這樣聳人聽聞的文章。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樣的說法。
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幾乎所有的批評者都沒有看過我們的教材，而是在歪曲事實的新聞上想象問題，這個其實很危險。而這些編譯、轉載的新聞和不負起碼的核實責任的報道被網絡傳播以後，引發了一連串的問題。最奇怪的是鳳凰網，它在關於上海歷史教科書的專題下，放的封面圖片居然是人教社版的《歷史》，根本就不是上海版《歷史》。
這樣的報道，能夠被國內這麼多報紙轉載編譯、跟進報道，再被網絡重新傳播，怎麼沒有一家去找這套書覈實一下、懷疑一下、驗證一下呢?
記者：新版教科書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
蘇智良：毛澤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但每本教材、每個時段的教育功能是不一樣的，不可能每本教材都講同一個重要問題，如果這樣倒是真的有問題了。我也注意到全國的歷史新版教材，也不可能每冊都講毛澤東。有的老師作了統計，上海歷史教科書中至少有120多處講到毛澤東，主要是在初一和高三裏面。
這裏摘引有關段落——
“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第76頁)
“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爲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挽救了共產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79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當時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擺脫了受壓迫、受奴役的命運，飽受列強欺凌的中華民族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18頁)
教材中提到毛澤東個人的地方還有不少，但這三點是評價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偉大歷史功績的最關鍵的三個基本點。我想上海的學生學過這段歷史以後，不會不知道、不瞭解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的。
對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過失，新教材也作了比較客觀的評論——
“1958年，中國經濟發展呈現較好的前景，中央主要領導人從促使國家迅速富強的主觀願望出發，忽視了經濟發展規律，確定農業生產‘以糧爲綱’，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開展了一場羣衆性的生產大躍進運動。……工業生產的‘大躍進’是‘以鋼爲綱’，全國上下一切爲鋼鐵生產‘停車讓路’。”(126—127頁)
毛澤東作爲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然要對“大躍進”的失誤負責。教材不單獨指出毛澤東個人的失誤，也符合當時黨中央集體領導機制尚起作用的事實。
對“文革”則是這樣評價——
“毛澤東錯誤地認爲，黨內、政府中和軍隊裏相當一部分權力已經掌握到資產階級手中，必須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黨內盛行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使中共中央未能及時糾正他的錯誤；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導致了長達10年的全國大動亂。”(128頁)
教材中還特別提到毛澤東在去世前一年起用鄧小平的歷史事實。
我們是把毛澤東放在中國革命的背景下，來講述他，既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前爲中國開創革命道路的功績，同樣也肯定了解放後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功績；然後我們又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毛澤東的功過進行了分析、評價，我們是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作的。
順便說一句，爲了突出毛澤東，初中教材的下冊封面特意用了毛澤東抄錄林則徐詩的書法作品。爲什麼這麼安排?通過毛澤東的這幅書法作品把這兩個歷史偉人聯繫起來，從而使同學能夠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學習中體會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
減寫農民起義
記者：是否像某些媒體所說的，“毛澤東被比爾·蓋茨替代了”?
蘇智良：我們教材裏關於比爾-蓋茨就提到一處，毛澤東有120多次，他可能替代毛澤東嗎?蓋茨，我也想說兩句。他無疑是對現代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在歷史教材中出現蓋茨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不過實際上，在高中教材中，提到蓋茨的地方不是課文的正文，而是講到美國微軟公司受到美國反托拉斯法的起訴時順便帶到的。說在中國歷史教材中“比爾-蓋茨代替了毛澤東”，只能說是美國記者纔有的敏感。
記者：有人指責教科書裏沒寫長征、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是否是事實?
蘇智良：當然不是事實。關於長征，我們有很好的篇幅來描繪，怎麼說沒有呢?作爲學者，我着力最多的就是抗日戰爭方面的研究。我曾帶着“慰安婦”倖存者到日本去起訴，到世界各地去揭露，你說我這樣一個長期做抗戰研究、不懈地爲揭露日本戰爭罪行而奔走的人，主編的教材會沒有抗日戰爭的內容嗎?政府會允許這樣的教材發行嗎?
這些內容主要在七年級(初一)下冊中講述。紅軍長征部分還專門列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抗日戰爭部分不僅敘述一般史實、國共合作抗戰等，也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罪行如南京大屠殺、細菌戰、“慰安婦”等內容，還有狼牙山五壯士。
比如說抗日戰爭，我們寫了國共合作，寫了正面戰場，寫了敵後戰場，寫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南京大屠殺我們有一個整目，通過圖片、文字、其他板塊講述日軍的其他暴行。
至於記載“慰安婦”，這在中國歷史教材裏還是頭一次。同樣，在教材裏也提到，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日本對中國進行了經濟援助。這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也是第一次記載，這表明我們中國人實事求是的胸懷。
也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沒有寫，這也不符合事實。“文化大革命”着墨不多，是因爲你不可能有大量的篇幅去寫這些內容，我們用了一一個目，但我認爲寫清楚了，比如爲什麼會發生動亂，包括林彪是怎樣一個人，形象也有。包括“文革”語言，什麼叫“紅寶書”，什麼叫“破四舊”，什麼是“樣板戲”等等，我們都是通過正文、引文、圖片解釋清楚了。我想通過這樣一課，讓大家來反思，這樣一個動亂年代，我們該怎麼吸取教訓，走好我們民族未來的路。
記者：還有人說，農民戰爭、焚書坑儒等內容在新教材裏都沒了?
蘇智良：農民戰爭、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些內容其實在一期課改的高一教材已經沒有了。我們把這些內容放在初中《中國歷史》裏，在初中已經完成了這部分基礎歷史的課程。
還有人說，我們只在秦始皇部分寫了專制，其他的就沒有了。這個說法也是有問題的。我們把秦朝作爲中央集權的開端，而對專制的分析是放在明清，因爲明清的專制達到了登峯造極。
關於農民起義，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不計其數，中學歷史教科書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們寫了秦末農民大起義，寫了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和團等。到了21世紀的覡在。難道大量寫農民起義纔是正常的嗎?現在國家標準的歷史教材裏，也大大減少了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描寫。實際上大家是不謀而合的，因爲我們都經歷了改革開放，這20幾年裏，我們的歷史觀也在不斷地發展。
新《歷史》新在哪兒?
記者：新教材“新”在哪裏?
蘇智良：我們希望新版教材能夠反映人類求生存、求發展，能夠體現人類文明發展過程，把人類從古到今的文明史講清楚。
高一《歷史》最後一個主題設計爲《人類文明的現實與未來》，由“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兩節活動課組成，由學生和老師們一起分析現實、暢想未來。再比如說有一章節是寫病毒、瘟疫對人類文明的影響，我們原來用的例子是美國大流感、歐洲黑死病，結果中國當時發生了“非典”，那我們就乾脆用SARS來舉例子。
在近代史的部分，我們還提到了鴉片等毒品問題。在近代，我們民族在鴉片上是吃了很大的虧的，1985年以後，毒品開始在中國蔓延，我們就來分析它對人類生活和社會的危害性。學生們經常在網絡和報紙、電視裏看到這些新聞，昕以在上討論課時，他們特別愛參與討論。
記者：新版歷史教科書的總體結構是怎樣的?
蘇智良：上海市初中、高中歷史課程的基本設計如下。
中學的歷史教材，過去採用歷史知識初中、高中循環往復的方式。以上海一期課改的教材爲例，初中學中國史、世界史，高中學中外歷史，內容大同小異。好比先學1+1，後學1+2，然後1+1、1+2合起來學，這不符合相同教學內容不應大量重複的教學規律，因此大多數高中學生對歷史課不感興趣。
根據新版國家歷史標準要避免重複的明確要求，我們在初中歷史教材主要敘述中國史和世界史的通史性內容，包括歷次列強侵華戰爭、中國革命等，而在高中階段分專題敘述人類文明發展的專題，到高三再將初中和高一的歷史知識進行綜合複習，即從人類文明的發展、主要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來理解和把握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與振興的歷程。
記者：爲什麼要按照文明史的方式設計?
蘇智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爲我們的文明史框架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們認爲，人類文明實際上包括物質文明、社會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據這種分類，我們對人類文明史的基本內容作了闡述。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事業遭到嚴重挫折。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高一教材並沒有迴避，指出了它是人類崇高的社會理想，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和輝煌的未來。因此，高一教材的呈現樣式與過厶教材有所不同，但是它吸收了20世紀以來歷史學發展的優秀成果，以人類文明史的豐富內容，更加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觀點。
記者：我注意到你們在教材中還寫了衣食住行的內容，爲什麼要新設這一塊內容呢?
蘇智良：衣食住行是人類的基本物質生活。忽視人類物質生活的歷史，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文明史觀。我還是要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因爲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聽到上海歷史教材把這些內容寫進去了，而忽略有些帝王將桕的行跡，就大驚小怪，指責我們背叛馬克思主義。我想，衣食住行寫不寫，怎樣寫，本來是可以作爲技術問題來處理的。倒是一定要強調某些歷史人物的行跡，而把千千萬萬人的實際生活置於歷史的視野之外，這種偏見竟然可以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大行其道，我感到難以理解。
有時飲食、服裝這些細節方面的改變，可能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人類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
比如這部分內容講到了票證，在試點中學上課時，有位老師讓學生回去收集票證，拿來在課堂上做個交流。學生除了鈔票，沒什麼票證的概念，但是回家問老人，問父母，故事就聽了很多。最後在課堂討論時，學生們拿出了很多過去的票證，什麼飯票、菜票、電視機票、自行車票，甚至有同學舉出來還有鹽票，買鹽都要票，那麼這反映了什麼呢，反映了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缺乏物質的生活。
記者：據報道，高一教材的主編之一週春生說，高一教材借鑑了法國年鑑學派的觀點?
蘇智良：在編寫教材過程中，我們要借鑑許多國內外優秀的史學思想和成果，年鑑學派作爲一個深受馬克思唯物史觀影響的學派，我們當然要借鑑。但是，借鑑並不等於受其指導。美國記者斷章取義，好像借鑑了年鑑學派，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態度。
記者：還有報道說，上海歷史教科書可能會向全國推廣?
蘇智良：不會，這純粹是境外記者沒有根據的猜測。因爲全國版的教科書經過遴選，早已開始編寫、審查、出版並已使用。我們的權限只在上海市使用，而且還是試用本，要在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不斷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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