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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社會保障論壇首屆年會”在京舉行。專家們呼籲，應當按照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理念，較大幅度地提高社會保障待遇水平，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提出的“在中國，實現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這一觀點也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可以肯定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將日趨完善。
吳敬璉：全民低保可行
《北京晨報》報道，“實現全民低保，是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補償問題，國家財力也是可以支持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爲中國實現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
“我們的社會保障系統一定要儘快建立起來，而全民低保作爲其中的第一支柱，應該作爲‘十一五’期間的約束性指標。”
吳敬璉認爲，中國已有條件實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起碼在財政上已可以支撐這個龐大的福利體系。吳敬璉這一最新觀點實際上相當前衛，在學術界，關於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討論已延續多年，而對於全民低保的實施時機，學界至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條保障線”制度，這保證了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和困難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但佔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仍然未納入社保範圍。
需澄清若干誤區
《人民日報》一篇文章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教授鄭功成說：高福利將帶來低增長並損害一國競爭力似乎是正確的，但從世界範圍來看，這種看法至少是不科學的。北歐國家不僅是高福利，也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發展的好壞只能取決於經濟政策的好壞和實施過程的好壞。不能將經濟政策失誤、決策失誤造成的經濟衰退歸罪於社會保障。中國近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恰恰證明了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巨大功效。
很多人認爲社會保障不能養懶漢，但這絕對不能成爲不發展社會保障的理由。對於懶漢現象，只能通過制度的完善加以解決，不能以此爲由來否定社會保障制度的成就。
人們都強調社會保障要講效率，但從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出發，它的效率只能來自公平，是公平裏面出效率。因此，社會保障中的公平與效率關係是目標與手段的關係，社會保障領域講效率不是無條件的。
各國普遍強調經濟因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但要明確經濟因素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在經濟不發達國家，經濟因素的影響雖然偏大，但依然不是唯一的，當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必然下降。因此，在我們國家已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的背景下，多考察一下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因素、政治因素等非經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能以所謂的經濟落後來對社會保障嚴重不足視而不見。
社會保障趨向“全覆蓋”
《中國改革報》發表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沈立人的文章說，全民社保在全國已經推開，從城市到農村，從東部到中西部，從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到養老保險，都以“全覆蓋”爲目標，雖然還是“低水平”，出於“未富先保”的現實國情。但是，何時可望達標？大多推之於中長期。其實，如吳敬璉所說，每年公費吃喝、公費用車和公費旅遊、公費出國都以兩三千億元計，即使不能全免，節約一半，就夠全民社保了。可見，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有沒有決心做。向節約型政府前進，合理調整財政預算結構，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連同其他措施，全民社保絕非奢望。
社保支出還要用多少錢？
《半月談》有文章說，中山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算了這樣一筆賬：目前實現全民低保只需要爲部分還沒有建立這一制度的農村地區及城市中部分被漏掉的居民提供低保。上述兩類低保人口的數量不會超過3000萬。按人均每月50元計(因爲這些人中的多數是農村人口，其低保標準低於城市)，需要“新增投入資金”不會超過180億元，這一數字相當於2005年財政收入31628億元的0.6%還不到。近幾年來，國家和地方財政收入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長率，拿出其中很小一部分即可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完全有可能搞一個全民社會保障體系”，中國人民大學李迎生教授認爲，“我國的國家財政已具備向農業轉移支付的實力。”按照他的估算：財政每年拿出1600億元左右，基本可以將醫療保障全覆蓋；拿出1000億元左右，基本可解決包括農民在內的養老問題。
中央財政的社會保障支出近年來雖然不斷增加，但沒有列入法定預算，且支出比例與收入相比太低。社會保障沒有成爲政府最大的、經常性的財政支出。我國公共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支出不足15%，排在世界後頭。醫療保障支出在世界衛生組織190多個成員中倒數第四。事實上，最近5年我國基本建設投資年均增長40%左右，如果把經濟建設投資減少10%並投入到全民社會保障上，社會保障能力提高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將十分顯著。
爲社保資金“托盤”
《東方早報》一篇評論說，針對建立基本社保制度的民間和學界訴求,也針對政府爲織造社保網的不斷探索與努力,有一種不合時宜的聲音斷言“全民社保於中國國情是‘烏托邦’”。我們認爲,不管論者的出發點是什麼,這都是一種有害無益的“雜音”。誠然,中國人均GDP才超過1000美元,有13億人口,的確無從承擔如西方福利國家那般的高層次社保,但高水平不行,低水平一定行。
我們相信社會各界對社保的價值所在已達成充分共識,我們亦相信加快社保改革進度,加大社保覆蓋面已納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戰略取向之內,成爲“十一五”期間國內社會改革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社保改革的推進尤其依賴於以加快政府職能轉型爲基礎前提的財政制度的綜合改革,以及建立公共財政制度作爲爲社保資金託底的“大盤”。
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廣州日報》上一篇署名朱江平的文章說，從深化體制改革的角度看，實行全民低保，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市場經濟與社會保障，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社會保障固然不可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但也不可太過滯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社會保障程度必須相應提高，否則，市場經濟就難以發展。我們已搞了十幾年市場經濟，目前的經濟實力，決定了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可能很完善，但也有了逐步解決問題的能力，好事不可能在一個早上都完成，但應區分輕重緩急，把急需做的先做。解決全民低保就屬於這類問題。因爲它事關人的生存，屬社保的第一支柱。把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居民低保提上議程，還農民以最起碼的國民待遇，是打破城鄉分割的第一步，這一步不走，其他都是奢談。
有人也承認財力不成問題，卻以操作困難、運作成本高(如低保對象難確認、發放過程易造成層層截留等)爲由，覺得現在實施時機未成熟。這更不能成爲理由，任何事情在實施中如果管理不善、操作不當，都可能變形走樣，若因此而裹足不前，那麼將什麼事也幹不成。夠不夠條件搞是一回事，如何加強管理搞好它是另一回事，絕不能混爲一談。事實上，迄今爲止，全國已有14個省的1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低保試點，約有700多萬農民獲得低保補助，一些發達地區幾年前已把低保從城鎮覆蓋到農村，基本做到城鄉“應保盡保”。現在要做的，是把這些做法普及化，儘快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全民低保。這是繼取消農業稅後的又一惠農舉措，從各方面看，推出這一舉措的時機已到，“葡萄”已熟了。
農村低保處於關鍵期
據《遼寧日報》報道，目前農村低保形勢如何？去年年底，民政部組織一批社會政策專家分赴已經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省市進行調研。在《遼寧、河北兩省農村低保制度研究報告》中分析：目前農村低保制度的發展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促動一下二三年內就能全面覆蓋，但若沒有外力推動也可能停滯不前。
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說，實行全民低保是早晚的事，政府肯定要去做。在這次分配改革中，城市低保標準要提高，農村的扶貧投入也會增加。但制定全民低保沒有時間表，中央的精神就是探索。現在農村低保已經覆蓋了900萬人。但這種低保在集體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富裕地區才能做到。富裕地區集體經濟有實力，屬於集體經濟的行爲。農村低保的錢不是財政出的，而是集體經濟的錢。由於國家財力有限，現在搞農村低保除了政府扶貧外，國家不能全部包起來。現在可以在集體經濟有一定規模的地方和自願的地區推進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農村低保試點可以與現行的救濟、救助和救災制度結合起來。
多箭齊發試點尚需深入
《中國證券報》報道，2004年，吉林、黑龍江開始社保試點，頗有成效，但如何解決社保的城鄉失衡、如何擴大覆蓋面、如何完善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如何理順各級政府的社保責任等一道道難題仍需要我們去解答。
在個人賬戶基金管理方面，國務院試點工作小組專家組建議，儘快建立個人賬戶基金以省級爲管理單位的、投資主體和投資渠道多元化的個人賬戶基金管理運營的制度框架，並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
在擴大覆蓋面方面，國務院試點工作小組專家組認爲，面臨大量農村勞動力的異地轉移，應逐步將外來勞動力納入到城市社保體系中；而經濟較發達地區應探索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保體制。
在理順各級政府責任方面，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爲，社保體系的建設還需採取統分結合模式，即中央確定統一的制度框架、基本法制並對有關社保事務進行垂直管理，同時讓地方承擔起其他社會保障的主導責任。
此外，專家組還建議，適時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防止贍養率上升過快和替代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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