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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也夫炮轟“學部委員”：中國社會學界有黑幕
中國的社會學界其實和中國足球一樣，也有假球、黑哨之類的，好不到哪裏去
8月2日，鄭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摟胳膊，捲袖子”地寫了一篇質疑文章——《二流學者何以當選學部委員——質問中國社科院》，指名道姓地陳說原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景天魁是二流學者。
鄭也夫的文章說，“從媒體上獲悉景天魁(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被評選爲社科院學部委員時，心理處於不合邏輯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覺意外——現實的慣性不可能不作用於我，另一方面仍感震驚——我畢竟還存有一絲善意的期待。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景天魁的學術水平在社會學所處於五名之外，在北京社會學界處於十名之外。一句話，他是二流學者。社會學所的李銀河、蘇國勳、李培林，景天魁和他們的差距都不是一星半點。前者著述聲譽均好，中者與景天魁年齡相仿、社會學多幹了十年，後者時任社會學所書記。我們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爲所長的職務，景天魁會當選。”
像鄭也夫這樣直接點名質疑並稱對方爲“二流學者”的，並不多見。非議和爭論也由此而起，有人認爲中國學術界如鄭也夫這樣的人太少了，也有人認爲鄭也夫不厚道，肯定跟景天魁有私人恩怨，跟中國社科院有私人恩怨。
北大教授鄭也夫坐在自家一把老式躺椅上，上穿一件家常白背心，下套一條深藍色舊運動褲。可能是運動褲的鬆緊帶壞了，一根舊牛皮腰帶直接就那樣簡單地捆在褲腰位置上。
我們小時候因爲老穿鬆緊帶褲子，很羨慕大人有根腰帶。一旦得到一根腰帶，也是像鄭也夫這樣簡單地拴在腰上。
如果不是那張依然英俊的臉告訴你這是鄭也夫，那他就是北京大街上極其普通的很常見的一種中年男人。
古舊的躺椅，是喜歡古舊傢俱和非洲木雕的鄭也夫淘回家的，躺椅旁放着一大盆夾竹桃，看起來有些殘敗，朝天伸張的枝條卻散發出一種硬朗，猶如眼前的鄭也夫，早過中年，依然憤世嫉俗，依然希望自己發出的聲音像夾竹桃一樣對空氣有吸塵作用。
9月21日下午，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專訪時，鄭也夫說到激動之處，上半身會突然前傾，帶起一股小風。累了的時候，會靠在傾斜的椅子背上，那張剎那沉默的臉就半藏在夾竹桃還不怎麼成形的樹冠下。
記者曾經想借此話題聯絡採訪景天魁，發出去的採訪郵件石沉大海，辦公室的電話總沒人接，只得在一種職業的遺憾裏“完成”了這次採訪，讓鄭也夫唱了一場獨角戲。在追問鄭也夫的過程中，我們獲悉了鄭也夫跟周邊環境的種種恩怨，也瞭解了一個精神潔癖“患者”的遊擊生活。
我跟景天魁沒有個人恩怨
人物週刊：中國社科院剛評出最新的學部委員，你就對他們質疑，你就沒有顧慮嗎？
鄭也夫：從很大程度上說，我一點都沒有顧慮。長期以來我已把自己邊緣化了，沒有任何權力，也沒有權欲，還沒錢，15年不申請經費，一分錢的社科基金都沒有。無欲則剛，有權勢的那些人，你們能怎麼着我？我就教課，我的話沒有違反憲法沒有出大格，我沒有什麼怕你們的，你們能怎麼着我？
人物週刊：不怕別人說你耍無賴？
鄭也夫：你要願意用這樣的眼光看我，我也沒有辦法。我十幾年、二十年前就這樣，我就是寫東西，出賣自己的聲音、思想。我除了在中學當過班長以外，沒做過什麼官。
人物週刊：這是你做過的最大的官？
鄭也夫：對，我中學時因爲跑得快，當時學校娛樂活動很少，跑得快成小明星了，400米、800米都拿過冠軍，全年級的，加上學習成績還不錯，所以可以當這個班長。
人物週刊：那你不擔心別人說你跟景天魁有個人恩怨？因爲你曾經跟他都在社科院社會學所工作。
鄭也夫：我跟他沒什麼個人恩怨，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情太荒誕。我在北京社科院受過不公正待遇，在中國社科院受過不公正待遇，我以前什麼時候把北京社科院的事和中國社科院的事捅到媒體上去了？我什麼時候指鼻子罵社科院對我很不公正的人了？我爲什麼要說你？是因爲你戴上桂冠，太荒誕了，你沒有那個能力。
人物週刊：你不怕別人說你老鄭不厚道嗎？
鄭也夫：我不認爲自己是很厚道的人，但是也不認爲是極爲刻薄的人，我不管別人怎麼說，我不太計較別人，別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是自己要自律，自己不要太刻薄了。倒是有人說“也夫說景天魁是二流學者”很厚道。
人物週刊：你所認識的景天魁是什麼樣的？你怎麼有把握說他是二流？
鄭也夫：我和他到社會學所的時間差不多。當時他是副所長。他最初不是學社會學的，他是學馬列的，在哲學所做馬列室的主任，他是晚年從哲學口進入社會學口的。我說他的水準不高，他憑什麼水準高？他要是水準高那得是天才，他半路出家，五十好幾了纔過來。有一次在社會學所，我們和外國社會學家座談，他進來坐了一會就插嘴了，一插嘴我就臉紅，太外行了。我替他慚愧，進來幹嗎啊？好幾個人在那兒談，都不離譜，卻冒出一個副所長離譜。
人物週刊：那你覺得北京社會學界前10名的都是誰？
鄭也夫：有什麼意義啊？說出來不好聽，會傷害很多人，沒有必要傷害那麼多人，誰是誰不是的，只是要說景天魁你離譜離大了。
人物週刊：看你的情緒，你是實在看不過去，忍無可忍了？
鄭也夫：我認爲中國學者知道什麼叫好壞，自己學問做得不算太好，但是不影響自己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壞，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希望把整個評價過程公開，以往沒有公開，就有人可以很大膽地做違心、不公正的事。推動公開這件事，必須得有一個導火索，有一個事件。所以景天魁這個事件一發生，我就很有情緒去推動。這樣，情緒的衝動跟我長期要做的事情合拍了。
人物週刊：你實際上是和某些制度有恩怨，不是跟個人有恩怨？
鄭也夫：概括上稍微有些偏差。
人物週刊：那麼景天魁就成爲你跟制度鬥爭的靶子了？
鄭也夫：我有的時候挺討厭那種作風，圈裏的人都知道是誰，就是不點名。幹嗎啊，說就說嘛。我對這事負責，說就說了。
人物週刊：景天魁這件事後，社科院有沒有給你打電話？
鄭也夫：沒有。保持沉默。我只是攪了一下局，局內掌盤子的人沒有任何信息反饋給我，直接、間接的都沒有。我猜想他們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沉默，他們相信這個事會平息，沒有多少人愛答理這個事。
人物週刊：你在體制內生活，爲什麼又對體制不滿？
鄭也夫：我的學生也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跟他們講，在一個體制下，一直都撈到好處的人，能大罵體制嗎？大罵體制的人往往是在體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然有恩怨。我要是一個撈到好處的人，我怎麼可能批判這個制度呢？我反感制度是因爲在此之中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一個人的反壓迫需要昇華，從針對個人轉向針對制度。我批評社科院，我能得到什麼好處？我只是希望這種學術評價制度公開透明一些。
人物週刊：你說，“社會學界並不高尚，但是也沒有墮落到一點正直聲音都沒有。”不高尚的有哪些？
鄭也夫：可以說是在很多評價系統上有問題。羣體內部都建立不好一個規矩，還建立社會的規矩？中國足球被那麼多人罵是因爲曝光，被別人看到球怎麼踢得那麼差？跟國外比起來差遠了。只是大衆不知道，中國的社會學其實和中國足球一樣，跟國外比更是有距離，也會有假球、黑哨之類的，好不到哪裏去，只是大衆不知道。
我的聲音可以打破一言堂
人物週刊：你過去跟樊綱爭論時，說汽車文明是夕陽文明，你反對發展汽車。你現在是不是也很想開車，可是又怕別人說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鄭也夫：沒有。我的觀點實際上是世界主流的觀點，他們沒有人能爭過我。這個世界的面貌是由權勢決定的，但是在輿論界，反對發展汽車的事，在歐美從來都是佔上風的。當初跟樊綱交了一個回合後，他早就高掛免戰牌了。他很明白，起初他還以爲代表現代化趨勢呢，後來看到國外的輿論就知道了，跟國外的教授一接觸就知道了。
人物週刊：但是這些年來，在中國的汽車廠商正烘托出一些氣氛，包括一些政府部門也在鼓勵民衆買車。
鄭也夫：世界的方向是權勢可以決定的，人家有多少錢，就可以運作多少有權的人。“聲音”怎麼能決定歷史？“聲音”決定歷史只有稀少的情況，只有馬克思的“聲音”曾經決定過歷史。
人物週刊：但是你肯定自信你的聲音是有用的，至少現在。
鄭也夫：我能影響中國嗎？我活這麼大歲數我知道完全影響不了。不過我的聲音可以打破一言堂，我的聲音使這個社會生態、文化、思想多元化一點，僅此而已。他們通吃了很多，但是聲音不能讓他們強姦。
人物週刊：結果還是你們這些“聲音”輸了。但是你還是要說。這和你的性格有關，不說難受。
鄭也夫：這點我有清醒的認識，我不會糊塗地認爲我在影響什麼，太滑稽了。對，不說難受。
人物週刊：你老“放炮”，有人說你“牛B過了就傻B了”。你覺得呢？
鄭也夫：有人看我絕對傻B，有人不覺得我傻B。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比如有人可能打不過人家，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是這種人。有的人就認爲我是傻B，還有人認爲我不是。都像你們那樣聰明，就完了。
人物週刊：你有個人英雄主義情懷？
鄭也夫：有，沒有不能做這個事。
人物週刊：你是個精神貴族？
鄭也夫：是，精神上有潔癖，對遊戲規則極爲敏感，因爲長期在不公正下游戲，對裁判是否公正極爲敏感。
人物週刊：你在玩遊戲當中，有人搞鬼你會怎麼樣？翻臉？馬上拍桌子？
鄭也夫：一般的遊戲比社會生活好太多了，遊戲實際上是乾淨的，就像下棋，誰也不可能下着下着把棋子偷走。所以我熱愛遊戲，喜歡田徑，當過體育教員。爲什麼喜歡那個呢？就是喜歡個人英雄主義，還有就是公正，在一個起跑線上，誰輸誰贏，大家都是服氣的。少年時候練田徑，完全儲備了遵守規則和個人英雄主義的情懷。日本有一句話說，下圍棋沒壞人，下圍棋就是真刀真槍，講規矩，過招走，別動別的。體育是培養公民最簡潔的方法，他會懂得規則。
現在的社會越來越向錢看，鬧得我很尷尬
人物週刊：你以後會不會感覺到沒有容身之處了？遊戲規則都黑了，怎麼辦呢？
鄭也夫：你沒看見我像游擊隊員一樣，從一個單位跑到另一個單位嗎？再跑就不知道跑哪裏去了。
人物週刊：你以後要是在北大呆不住，你往哪裏去？想過沒有？
鄭也夫：想過，想不通，不幹了幹什麼去？再說這點收入也是需要的，這個工作也是願意幹的。可是我走得越來越不順利，在現在這個單位我有時候也給領導提建議，有時候也不是很順利地被接納，也有困擾，在這個學校呆着也會覺得苦惱。學生方面也有一些問題，比如我手上一分經費都沒有，學生就不願意跟你，現在的社會包括學生越來越向錢看，鬧得我很尷尬。
人物週刊：很多人早年是從電視上認識你的。你當時是“電視明星學者”，主持過東方之子，做過《實話實說》的總策劃。你如何從“電視明星學者”轉爲“民間思想者”？
鄭也夫：我給很多的報紙寫過很多專欄，那時跟電視走得比較近。後來離電視越來越遠了，因爲管制太重了，只能搞笑，談社會問題不行，空間小得厲害，所以就洗手不幹了。有朋友找我做策劃，我從來不幹，貴賤不幹，給多少錢都不幹。因爲我給你提10個建議，你用一個，最好的都槍斃了。
人物週刊：電視也是制度的問題。這種形式受限，那麼博客讓你有豐富的舞臺了？
鄭也夫：博客不行，點擊率高的都是一些比較惡俗的。我們的點擊率很低的，像我們的題目願意上報刊，這個話題不上報刊就死了。新浪讓我建立博客對我比較照顧，我這個爭論文章曾經掛在首頁上，點擊率就高，有3萬人看，最後人氣越來越下降。我就說，再掛一期首頁，可是掛上兩天就下來了，所以我現在不好意思求人家。
我有一篇文章是25萬個點擊率，談黃健翔的。你現在不是那種文章，憑什麼讓人家老給你掛首頁。這事求了人家好幾次，不好意思再打電話了。
人物週刊：你從北京社科院到中國社科院，然後到中國人民大學，再到北京大學，單位換得很勤，是不是都是因爲逃避？
鄭也夫：我是抗議，用我的行動抗議。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國社科院我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用離開去抗議。中間也有別的原因，我離開中國社科院因爲評職稱的問題，也因爲房子的問題。離開人民大學，是因爲人大出了一個規定，幹滿5年接着就是聘崗，要完成三個任務，科研任務、教學、國家級課題。課題需要經費，我不申請課題，我一分錢經費都沒有，我的教學、科研都完成了，比別人完成得還多，三個指標不全部完成就要降級。
我給校長寫了一封信，我說這個規定非常荒誕，這個規定必須由校長、書記親自取消。不是比農產品產量，而是比往地裏灑多少化肥，他灑100斤，你一斤沒灑就滾蛋。我沒灑化肥種的糧食比他多，應該更牛，怎麼說我不是好農民呢？過幾天校長祕書給我打電話，兩個答覆，第一是信接到了，第二是校長對你提這個建議表示感謝。後來，我就調到北大去了。
人物週刊：北大和人大的學生有什麼區別？
鄭也夫：北大學生心氣比人大的高，自負。願意選擇做學者的比人大的多很多。現在官不像以前那麼容易做了，人大很多學生願意多掙錢。北大也有北大的弊病，人大學生有可愛的地方，北大學生也有不可愛的地方。北大學生的傲氣是無根基的傲氣，是被嬌慣出來的，在這個學校見到的名牌大師多的是，什麼課都不新鮮，自己就很狂妄。大師來了，大師的東西你都明白，你都聽懂了嗎？見多了和你有什麼關係？見了他一面，你的身價就長了嗎？
人物週刊：你是空降到北大的，北大有一些老教師、教授們會排擠你們這些空降的嗎？平時有沒有小圈子？
鄭也夫：我是無幫無派，不會以誰爲友，也不會以誰爲敵，反正是很特殊的。既無權也無錢，也不要錢也不要權，不會傷害任何人，不礙任何人事，所以一般開會不去，不請假也不去。幹正經事我去，開會，開什麼會我問問完了。
人物週刊：你對中國社科院放了一炮，你的預期效果達到了嗎？
鄭也夫：還要繼續努力，還沒有達到，要達到的話首先就要把那些待評者的學術著作都掛出來公示。有爭議就掛出來，沒有爭議也要掛出來，我相信會給評選者和評選負責人極大壓力，就會乾淨得多，這就是我的目標。
人物週刊：你的目標也許在別人看來都是多此一舉的。因爲這樣的事太多了。
鄭也夫：就是因爲太多了，才需要建好章程。整得越髒就越不打掃了嗎？大家應該建立一個習慣，一天打掃一次，正是髒才需要打掃，通過打掃建立一個規矩。我認爲少此一舉。如果社科院把每個學者的代表作掛在網上誰都可以看，這個事情影響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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