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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興簡歷
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旺蒼縣五權鄉(現五權鎮)。
1933年參加紅軍，被編入紅四方面軍31軍，193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建國後，任解放軍166師後勤部政委，瀋陽市公安部隊政治部主任，解放軍第63文化速成中學校長，高等軍事學院處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師長，天津警備區參謀長、副政委、顧問，1961年晉升爲上校軍銜，享受副軍級待遇。
漫無邊際的草地上，數萬衣衫襤褸的紅軍猶如一條長龍在沼澤中蜿蜒前進。
已經是三過草地的第20天了，毒辣辣的太陽曬得人透不過氣，水早都喝光了，每位戰士的嘴脣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龜裂。
一道明晃晃的白光刺得人睜不開眼睛，“水，是水！”眼尖的戰士興奮得喊出聲來。大家一窩蜂地朝那個小小的水窪跑去，趴在水邊將整個臉都浸了進去。後面的戰友一個勁兒地踹他們的屁股，催他們快點起來，給大夥騰地兒。
“舒服！”一通水飽之後，戰士們仰面躺在草地上，掛在臉上的水珠在陽光下閃爍着動人的光澤。
“疼！有毒！不要喝了！啊！”忽然，人羣中傳來一個小戰士痛苦的哀號，隨後是兩個、十個、五十個、八十個、一百個……
……
“缺醫少藥，沒辦法救他們，眼睜睜地看着戰友們在痛苦中死去。”70年的光陰過去了，85歲高齡的老紅軍李元興依舊無法忘懷1936年的這個季節，他所在的紅四方面軍在川藏交界數百里茫茫草地艱苦行軍的慘烈一幕，無法忘懷記憶深處戰友們年輕的笑臉。
紅四方面軍從嘉陵江邊出發到會寧，地圖上直線距離不到1000華里，可這段長征卻用了一年半時間，反覆迂迴、往返行程超過10000華里，其中很多指戰員把最艱苦的雪山草地先後走了三次！
尋訪津城老紅軍專題系列報道之三
聽長征故事
年輕20歲，我有心再一次長征
記事起就給地主幹活，12歲的李元興報名參軍，年齡最小可卻最堅決
李元興老人的家住在南開區一處非常幽靜的居民小區，房間陳設極爲簡單，見不到高檔的擺設，但卻收拾得十分利落。桌布、窗簾、牀罩、座椅靠墊都鋪得平平整整，毛巾被都疊得可以看到棱角。“在部隊呆了一輩子，都習慣了。”見到記者，老人笑呵呵地說。
“我是歲數大了，再年輕20歲，我都有心再走一回。”話題從小崔《我的長征》欄目開始。李老說，自己最佩服的不是小崔，不是那些當過軍隊教官，幹過拓展教練的強壯男隊員，而是那些看似弱不禁風的女隊員，“這些小姑娘有勇氣重走長征路，了不起！”老人豎起了大拇指。
“長途行軍靠的是韌性和耐力，不是人高馬大就行的，很多時候需要以柔克剛，人生和行軍打仗都是一個道理，不能硬碰硬。”李元興老人說，長征結束後，大家都驚訝地發現，堅持到最後的居然是那些看上去瘦小枯乾的戰士，整個紅四方面軍損失最小的居然是婦女獨立團，其中很多都是十一二歲的小姑娘——這些女孩子大都是自幼被賣到地主家的童養媳，受盡凌辱虐待，紅軍一來就義無反顧的參軍入伍。
“有個小姑娘了不得!”李老所講的這個小姑娘名叫王新蘭(後來成爲《長征組歌》作者、蕭華將軍的夫人)，參加長征時年僅11歲，是整個紅軍中年紀最小的一個。紅軍長征時，在15歲的姐姐王新國的鼓勵下，王新蘭報名參加了紅軍，和戰友一起穿山越嶺，爬冰臥雪。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馬尾巴才攀上去的；過草地，她有時也不得不趴在紅軍大哥哥的肩膀上。儘管這樣，王新蘭只要有機會，就會立在風口、站在路邊，爲戰友們送歌獻舞，加油鼓勁，並最終隨同大部隊勝利到達陝北。
和王新蘭不一樣，李元興的入伍更多了一些“仇恨”的種子，“我就是要反抗地主剝削啊。”
李元興一家祖祖輩輩都沒有房子，沒有土地，靠在地主家做長工餬口，兄妹五人中他排行老大，幾乎是從記事起就給地主放牛放羊，上山砍柴，下地幹活，“一年到頭就沒有吃飽的時候。”
1933年8月1日，年僅12歲的李元興從四川農村老家參軍，被編入紅四方面軍31軍。“一起報名的人裏，我是年齡最小的了，可我最堅決。”年幼的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入伍爲家人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1935年3月，李元興隨部隊過嘉陵江離開四川，“從參軍就沒回過家，想不到……”李老說不下去了——1957年，當離開家鄉24年的他重返故土時，卻發現再也見不到一個親人——鄉親們告訴他，他入伍不久，地主一家就將他的父母和四個弟妹全部趕了出來，並放出話來，誰也不許收留他們，更不能給吃給喝，否則就是和他作對。
四川山區的冬天非常寒冷，沒有糧食，沒有水，沒有棉衣，當年冬天，一家六口人全都凍死在馬路邊——大妹8歲、大弟6歲、二弟4歲、小妹1歲！
吃什麼？我說人沒有吃不了的苦
1936年7月三過草地，前面的部隊能吃些草皮樹根，走在後面的真是彈盡糧絕，於是草鞋皮帶就是口糧。
因爲耳背，李元興老人講話的聲音很大，說到激動處還不停地比劃着。“平常沒話，就是不能提長征，能跟你不吃不喝說上三天三夜。”老伴李奶奶將降壓藥送到他的手中，催促他趕快服下，“上了年紀的人，一激動，血壓就不穩定。”
正說着，電話鈴響了起來，是一家小學約李老爲全校師生做革命傳統教育的報告，老伴趴在李老的耳邊告訴他，“行、行，讓人家定時間吧。”沒等老伴說完，他就痛快地應承下來。
1981年從天津警備區離休後，李元興老人戲言自己依然是“離休不離職”，先後受聘於二三十所學校，任校外輔導員。每週一次的革命傳統教育會，他都雷打不動地準時出現在講臺上，從小學一直講到大學。二十多年來，數以萬計的學生聽過他講的紅軍故事。
在老人的相冊裏，保存着很多和孩子們的合影，紅領巾更是存了幾十條，“人啊，不能忘本！”李老格外強調“本”，他說自己就是一個農村娃，沒有紅軍，沒有共產黨，沒準也早死在地主的毒手下了。
李元興老人說，自己多說一點，多做一點，把革命傳統教育根植在下一代的心中，他們也都有長大的時候，革命的火把就會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每次出門前，老伴和兒女都會勸他愛惜自己的身體，讓他以後適當推掉一些不是非常重要的報告，不要讓晚年生活太辛苦，“推啥子啊？辛苦啥子啊？再苦還能苦過長征？”每到這時，他就會操着帶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話高聲說道。
“再苦也苦不過長征！”幾十年來，李元興不但用這句話勉勵自己，還用來教育子女。
李元興老人的左大腿上，至今都能清晰看到一處子彈穿過的疤痕，這是1935年初被敵人的機關槍擊中的，“衛生員幫我取出了彈殼，讓我好好休息。但很快，長征就開始了，我不肯留在地方休養，拖着傷腿就和大部隊一同上路了。”
快進草地時，李老甚至和很多戰友天真地認爲，草地走上去鬆鬆軟軟很舒服，青草的香味還能除累解乏。很快，殘酷的現實就擊碎了他所有的幻想——行軍五個月來，沒有洗一次澡，草原上的天氣變化無常，剛剛還豔陽高照，一聲霹靂後就會緊跟上一場瓢潑大雨，沒有衣服可換，也沒有地方躲藏，通宵淋雨是經常的事——惡劣的生存環境，使李元興左腿的傷口由手指肚大小爛到碗口大小，並且還在不斷惡化，撩起臭烘烘、髒兮兮的褲腿，居然看到許多蛆從爛肉裏向外爬……
最艱苦的征程莫過於1936年7月的三過草地，此前兩個月蔣介石調來了胡宗南、薛嶽兩大嫡系部隊向紅軍發起攻擊，兩軍打得非常慘烈，拉鋸戰持續了一週，人員傷亡相當大。三入草地的命令也是突然接到的，根本沒有什麼糧食儲備，起初每天每人還能供應六兩糧食，後來就變成四兩，最後是二兩，然後就一點都沒有了。走在前面的部隊還能吃些草皮樹根，走在後面的真是彈盡糧絕。
“吃什麼？所以我說人沒有吃不了的苦。”三進草地之前，戰士們像前兩次一樣，每人背了十雙草鞋，“就吃這個！”老人伸出右手食指，用力指着腳下。
把草鞋撕扯成小塊，用冷水泡軟，颳去上面最粗糙的一層，然後用沸水煮，再撒上一點鹽巴，就是戰士們的美餐。走出草地的時候，幾萬大軍統統變成了“赤腳大仙”！而長時間浸泡在沼澤、泥潭和雨水中的雙腳已經潰爛得不成樣子。
“我還帶了兩條油皮帶呢！”李老的眼神中閃爍出一絲狡黠的笑容，這是四川當地的一種土製牛皮帶，粗糙且乾硬——同樣是煮熟，跺爛，攪上鹽巴，“比草鞋好吃，扛餓，好歹算是葷腥啊。”
-那些戰友，說不得，說不得啊！
爬雪山時簡直就是走在雪堆裏，山風捲着雪片冰粒呼啦啦襲來。沒有留下一句話，王老師就這樣走了……
“重走長征路能讓年輕人回憶歷史，意義非凡，但重走就是重走。”李元興老人隨手拿起當天的《每日新報》，娛樂版正刊載着《我的長征》劇組翻越夾金山的報道，“你看看他們穿的什麼，戴的什麼，當初有嗎？沒吃沒穿也就算了，前面有敵人圍堵，後面還有追兵呢！”
70年來，同樣的一組鏡頭總是頻頻在李老的夢境中——翻越夾金山時，他只有15歲，和他同在一組的有一位30歲左右的老兵，是宣傳隊的琴師，吹拉彈唱樣樣都行，生活上也非常照顧這些小弟弟，大家都喜歡叫他王老師。
李元興自幼生活在山區，幾乎是會走路就會爬山了，“雪山不就多點雪嗎？連滾帶爬走得更快。”可是，直到站在夾金山的腳下時，他才真正領會到雪山的含義——茫茫白雪不攙一絲雜色，擡眼望去，先遣部隊開出的那條雪路，就像天梯一樣直插雲霄——開路時在兩邊堆起的白雪足有一人多高！
“簡直就是走在雪堆裏，就這樣，踩在地上的雪還能到我膝蓋呢。”徹骨的寒冷伴隨着嚴重的高原反應在戰士中間迅速瀰漫開來，大家感覺呼吸都成問題，行軍速度也隨之越來越慢，這樣的環境下是絕對不能坐下休息的，無數戰士就是這樣坐下去再也沒能站起來。
王老師一遍遍地鼓勵李元興一定要堅持到最後，走過雪山就好了——山風捲着雪片冰粒呼啦啦襲來，掠過的皮膚留下一道道血痕，王老師加緊速度緊走了幾步，站到李元興的前面，用身體幫着他遮擋風雪。
忽然間，一直勸大家不能休息的王老師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我和戰友過去喊他，一點反應都沒有，身體很快就僵硬了。”沒有留下一句話，他就這樣走了，凜冽的風雪很快就在他的身上裹了白茫茫一層。
李老的眼睛有些紅了，“說不得，說不得啊！”他擺擺右手，然後拿起身邊的老相冊，“這裏邊沒有他，他沒能看到革命的勝利。”老人喃喃自語着。
這本相冊是老人最珍貴的東西，幾乎每天都要翻看一遍，“這是我們演出結束後照的，好多當地老百姓都來看啊。”長征時，李老還是宣傳隊的成員，每到一個村子常要爲戰士和當地百姓奉獻一臺節目，可很多地方由於受國民黨負面宣傳的影響，老百姓都認爲紅軍來了就要屠城，因此早早躲出去避難，村裏空無一人。
“我們是要籌糧的，沒辦法只能自己翻進院裏找糧食，但只要拿了老百姓的東西，一定會把錢如數送上，還會請會寫字的戰士留下一張字條。”70年過去了，李老依然能清楚地說出字條的內容：“鄉親們，我們是紅軍，在您不在的時候動了您的糧食，我們行軍急需這些，錢放在竈臺上，夠不夠也就這麼多了，實在對不起。”
慢慢的，紅軍良好的口碑在十里八鄉傳了開來，“越往前走情況越好，老百姓都敲鑼打鼓歡迎我們，和我們在一塊聯歡。”說到這，李老笑得連皺紋都舒展開來。
-什麼叫好日子？不打仗就是好日子
在加拿大的孫子打來電話，老人把三過草地的故事講了一遍，孫子直樂，這講故事的成本也太高了……
整本相冊都是泛黃的老照片，在封底的位置卻出現兩張大幅彩照，一個年輕的小夥子站在沙灘上，身後是碧藍碧藍的大海，“我孫子，在加拿大呢。”
說起孫子，李老笑得更加燦爛——去年生日，小夥子專程從國外打電話，在一家星級大酒店爲爺爺定製了一個巨大的生日蛋糕。作爲回報，老人又在越洋長途中把三過草地的故事重新給孫子講了一遍，並再三叮囑他“別說出國，就是上了月球，也不能忘了自己是紅軍的後代。”搞得孫子一個勁兒地在電話裏喊：“爺爺，您這故事我都能背下來了，這是國際長途，您講故事的成本太高了。”
李元興老人說自己現在是真正的“夕陽紅”——一個兒子、五個女兒，每逢節假日都拖家帶口來和老兩口聚會，“四世同堂了！”
“家裏人一多，他就開始白話了。”李奶奶一邊收拾相冊一邊說，“我不讓他說，他不幹，也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
六個子女中，四個子承父業，參軍入伍，但也都是服役幾年後就回到地方，沒有一個在部隊提幹。孩子們服役期間，都很嚮往留在軍營，求爸爸去和領導說說情。此時，李老永遠都是虎着臉說出同樣一句話“能幹就幹，不幹拉倒！”
儘管對親人嚴厲有加，對戰友卻是絕對寬厚，誰有困難求到李老，他都會出錢出力，做得比自己的事還上心。
“人不能太拿自己當回事，當年我的首長也都很平易近人。”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李元興所在的31軍被編入129師，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任政委，當時他擔任一名普通的物資調劑員。“我就是一個兵，可每次和首長遇上，我給他們敬禮，他們都會同時下馬，給我敬禮，和我握手。”
兩位首長的思維都非常敏捷，能夠準確叫出在身邊工作的大多數戰士的名字。直到上世紀60年代，李元興帶着妻子去看望劉伯承元帥時，身體已經欠佳的老師長仍能一見面就喊出，“哎呀，這不是李元興嘛！”
半個世紀的戎馬生涯，爲李老留下了一大串光輝的足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
衣櫃中珍藏的綠軍裝上彆着的功勳章琳琅滿目，它們見證了老人的每一分榮譽——獨立功勳章、二級紅星榮譽章、二級解放勳章……
經歷了太多戰火紛飛的歲月，老人格外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什麼叫好日子，依我看不打仗就是好日子。”
直到現在，只要身體狀況允許，老人還喜歡讓家人陪着自己到位於北京的國防大學走走轉轉，校園中的每一處景觀，每一個建築他都能講出修建時的情景——1956年，李老受上級領導委派，負責督建國防大學(當時叫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多年以來，他把這項工程視作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老師長劉伯承選的址，我從打地基時就在現場。”老人說，看着學校一點點建好，就像看着我軍一點點發展壯大，“我們也有了自己的專門爲部隊培養高等人才的大學了，我高興啊!”
1976年，李元興老人調到天津工作，直至1981年離休，離休前爲天津警備區顧問。脫下軍裝時，身爲副軍級高級領導的他對自己軍旅生涯的總結只有五個字：“我是一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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