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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戰爭讓女人走開。
然而在七十年前的紅軍長征隊伍中，卻有爲數衆多的女戰士。其中，紅一方面軍32人；紅二方面軍18人；紅四方面軍2000餘人；紅25軍7人。
她們和男人們一樣，一路冒着槍林彈雨，摸爬滾打、風餐露宿，走過了萬里征程——許多已爲人妻的女戰士是懷有身孕進行長征的，無休止的征戰和惡劣的自然環境，讓生兒育女變成了一場噩夢，許多孩子不是一出生就夭折，就是被迫送給老鄉寄養，大多都沒有存活下來。更不幸的是，飢寒和潮溼給女戰士們帶來嚴重的生理失調，有的甚至落下後遺症以致終生不育。
這些女戰士中，不少人都沒能見到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或戰死沙場，或被敵人俘虜飽受凌辱，更多的人連名字都不曾留下……本組報道中，記者尋訪了天津僅存的兩位紅軍女戰士——88歲的向玉文老人和84歲的徐荷蓮老人。儘管她們的經歷沒有中共領導人的夫人賀子珍、鄧穎超、蔡暢、康克清等那樣富有傳奇色彩，也沒有新中國首位女將軍李貞和紅軍高級將領中的唯一女性、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張琴秋的那樣戰功赫赫——她們沒有體驗過臨陣指揮、戰地分娩、拋子棄女的驚心和痛楚，但她們的人生同樣非凡，她們的行動同樣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女性的堅韌和偉大。
戰爭，已無法讓女人走開！
四川阿壩的河水冰冷刺骨。
16歲的向玉文挽着兩個女戰士的胳膊深一腳淺一腳地朝對岸趟去，腳步越發地沉重緩慢——她感到雙腿不住戰慄，下腹部的疼痛一陣緊似一陣，“不會來月經了吧？”這個念頭突然閃現在腦海裏，長征三個多月來，她已經聽好幾個戰友描述過這種感受。
“不會，不會！哪能這麼不是時候。”向玉文不斷否定自己的想法，卻感到下身不斷涌動一股股熱浪——河水冰冷，怎麼會有“熱”的感覺？
“你受傷了嗎？”身後的一位男戰友大聲朝她喊着，引來很多驚詫的目光。
向玉文回過頭，見她剛剛趟過的河水上浮現一小片殷紅！
這是她第一次來月經，也是長征中唯一的一次——嚴重的營養不良和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讓她在此後一年零兩個月的征途中再也沒有了月經，直到抵達陝北近一年後才逐漸恢復正常。
烏泥塗臉，剪掉長髮，怕讓敵人看出是女兵；長蝨子，來月經，都得咬緊牙關
“飯都沒得吃，更別提給娘看病了。我爹沒笑過，我媽成天躺在草蓆子上……”1929年，家鄉鬧了旱災，莊稼顆粒無收。爲了活命，父親向地主借了一斗半玉米，由於還不起高利貸，地主就把11歲的向玉文搶去頂租子。“不管我幹得好不好，只要他們不高興，我就要捱打，綁上手腳，吊在房上用皮帶抽！”向玉文發誓要擺脫這種牛鬼不如的日子。
1933年，紅軍來到了她的家鄉，打土豪、分田地，幫老百姓挑水、修房，玉文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當時就報名參軍了。”入伍以後，向玉文被分配在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成爲一名衛生員，除了爲傷員治療傷病外，還肩負着幫助傷員尋找食物的任務。
受敵人反共宣傳的影響，很多地方的羣衆一見紅軍來了紛紛躲進深山。向玉文和姐妹們只好翻山越嶺去找躲起來的羣衆，費盡口舌說動他們賣些糧食給部隊。有時女兵們揹着糧食精疲力竭趕回宿營地，天已大亮，隊伍早就出發了，又得拖着沒有得到休息的雙腿去追趕隊伍。
最苦的是過草地，大家整天泡在泥水裏，戰士們身上都長滿了蝨子，奇癢難忍。向奶奶說，休息時，男戰士還可以解開釦子捉蝨子，女戰士只能緊緊拽着衣袖來回蹭，要不就隔着衣服互相抓癢。一旦趕上來月經，就更要飽受摧殘。飢寒和潮溼給女兵帶來的惡果是嚴重的生理失調，有的甚至落下後遺症以致終生不育，但她們還得不聲不響地咬緊牙關行軍，因爲一旦病倒，就可能得到那最不想得到的“八塊大洋”——離開隊伍，留在老鄉家裏養病。
“紅四方面軍的女戰士不光負責看護傷員，很多還和男戰士一樣衝鋒陷陣。”1935年春，在配合主力攻打劍門關的戰鬥中，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戰士們怕敵人看出是女兵，大夥都用烏泥塗黑臉，還剪掉了長髮。在大小金川一帶戰鬥中，十幾名女戰士被敵人三面包圍，班長把最後一顆手榴彈投入敵羣，全體戰士寧死不降，高呼着“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縱身跳河。
無休止的征戰和惡劣的自然環境，把生兒育女變成了一場噩夢
一週前，88歲高齡的向玉文奶奶在洗澡時突然昏厥，額頭磕在洗手池的尖角上，血流如注——醫生在老人額頭近一寸長的傷口上縫了整整四針。
“你們是趕上好時候了，要啥有啥。”向奶奶拿着給自己換藥的白紗布說，“長征時，女人生孩子要是能有這樣的紗布，得避免多少感染啊。”
整個紅軍中數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女性最多，共有2000多人，面臨的生育問題也最大——受物質條件和科學水平所限，當時幾乎沒有任何避孕和節育措施，在長征期間降生的嬰兒，就成了最無辜的受難者。
“大人都活不了，怎麼帶孩子？”向奶奶說，許多已爲人妻的女戰士是懷着身孕長征的，無休止的征戰和惡劣的自然環境，把生兒育女變成了一場噩夢。
向奶奶告訴記者，她聽掩埋過孩子遺體的戰友說，這些孩子死去的時候，小小的拳頭基本上都是緊握的，彷彿表達着對這個世界的不滿。
建國以後，向奶奶在中央軍委九局衛生所工作，1951年調到天津和平保育院擔任院長，將全部的愛都撒向了祖國的花朵，當時她已經和同是紅軍出身的老伴育有六個孩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但即便如此，只要知道園內有哪個孩子家境不好，向奶奶一準兒登門看望，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給孩子買吃買穿，“幾百個孩子，我媽都瞭如指掌，比對我們可耐心多了。”女兒劉旭巖說，那時自己和兄妹都有些嫉妒媽媽園裏的孩子。家人有時也勸她多爲自己着想一些，她一準兒不假思索地反問：“我們幹革命爲了什麼，不就是爲了祖國的未來嗎？”
女兵們也“臭美”着呢，搪瓷碗能當鏡子照，還能在夜行軍時給戰友當光源
在兒女的記憶中，向奶奶一輩子都沒化過妝，甚至從沒戴過一件頭飾。
“我媽自己不打扮，也要求我們艱苦樸素。”劉旭巖記得非常清楚，讀小學的時候，她非常羨慕同學們穿的花裙子，就磨着媽媽也要做一件，“我媽連眼皮都不擡，直接就說不行。”旭巖感覺非常委屈，哭着說“別的同學都有”。可母親並不理會女兒的眼淚，告訴她攀比心理是最要不得的。
向奶奶很少講長征中的經歷，但那一次她告訴女兒，當初行軍打仗，如果大家比這個比那個，革命早就沒法幹了，“我們比的是紀律，是勇敢，是智慧。”那一天，女兒第一次聽到母親唱起了當年的“流行歌曲”，“腳不纏，發不盤，剪個毛蓋變紅男，當上女兵翻雪山……”
向奶奶說，長征時，她們這些十幾歲的女戰士其實也都“臭美”着呢。入伍時大家都得到一個白色搪瓷碗，特別光滑，能夠映出人影。女兵們在休息時都習慣性地掏出搪瓷碗當鏡子照，捋捋頭髮，抹抹臉蛋，拽拽領口。
“也不光是幹這個用。”夜行軍漆黑一片，女兵們把搪瓷碗別在腰後，藉着月光給後面的戰友當光源，“也就我們女兵想得出來，他們男的不照鏡子，想不出這點子來，哈哈……”
每次戰後清理戰場，身爲衛生兵的向玉文還會特別注意尋找醫療用品，一個針頭、一塊藥布都不放過，“連張草紙都是金貴的。”紗布只能留給最重的傷員包紮傷口用，還不是棉紗布，是那種很粗的土紗布，普通的槍傷、刀傷只能用一種黃色的草紙覆蓋傷口，至於藥品不過是繳獲的鹽巴，用水煮開後塗在傷口上。
“我最看不慣的就是年輕人糟踐東西。”在戰爭年代，那些重傷員替下的土紗布都不能隨手丟掉，還要拿到河溝反覆清洗，再用沸水煮過後重新使用。
“女孩子心細、手輕，傷員都願意讓女護士給他們包紮換藥。”說到藥，向奶奶解釋道，“我認識草藥，趕上部隊休整時，就帶着姐妹們進山採藥，順便還能採來很多果子、野菜呢。”向奶奶說至今自己都能夠辨認出幾十種野菜，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東西關鍵時候可以救人一命呢。
電視屏幕上正在播電視劇《長征》。看到這，一位老人突然轉身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對家人說：“不對，不對，這山這麼綠？草這麼齊？哪有？當時沒有！”
她就是原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女戰士，長征時的“紅小鬼”，現年84歲的徐荷蓮老人。
見到徐奶奶的時候，她正在女兒家裏看電視劇《長征》，雖然雙眼白內障已經近乎失明，但每天上午仍雷打不動地盯着電視連看三集。
“苦多了，我們那時就一身衣服，哪有電視裏的人穿得好？”
奶奶常說，沒有大人們的照顧，我們“紅小鬼”早就“光榮”在長征路上了
同千百名紅軍戰士一樣，徐荷蓮也是個苦命的孩子。1922年，四川省通江縣一戶窮苦人家出生了一個女嬰，隨口將這個嬰兒喚做“麼妹”。沒過多久，父母就在飢寒交迫中相繼去世，麼妹的生活從此了無着落，和一戶姓易的老夫婦一起艱難度日。
1933年，紅軍來到了她的家鄉，麼妹覺得跟着紅軍走能吃飽飯，於是就跑到鄉蘇維埃政府要求參軍。
“你叫什麼名字？”負責報名的幹部問她。
“麼妹，徐麼妹。”女孩聲音洪亮地答道。
“這哪兒算名字，你的大名呢？”
小姑娘囁嚅着說：“我就這一個名字。”
鄉幹部看見一片盛開的蓮花，“你就叫徐荷蓮。”從此，11歲的麼妹有了自己的名字。
1935年，年僅13歲的徐荷蓮隨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由於年齡小，體質弱，徐荷蓮被分配到後方醫院，做了一名護士兼演員。從此，在長征途中休息的時候，就多了一個能唱會跳的小姑娘爲戰士們表演。
第一次過草地的時候，徐荷蓮和戰友們就遭到了土匪襲擊，一陣排子槍瘋狂地射來，走在前面的戰士應聲倒下。
“趴下、都趴下。”還沒等徐荷蓮反應過來，鮮血從左腿腿根處噴涌而出……
“血流得嘩嘩地，跟水似的。”——幾個戰友見狀迅速圍了過來，把徐荷蓮拖到後邊，從身上隨便扯下一塊布，幫她包紮了傷口。
戰鬥結束後，徐荷蓮在戰友的攙扶下一瘸一拐地繼續前進，鮮血浸透了包紮布，順着大腿流到腳跟，染紅了腳下的草地。
即便如此，徐奶奶一再強調，感覺是“跟着走，一路蹦蹦躂躂地就到了”。她把這一切都歸結爲紅軍大哥哥大姐姐們的照顧。
長征途中，戰士們無論男女都要背輜重，卻唯獨不讓“娃娃兵”們負重。“首長說：‘你們是娃娃，只要照顧好自己，就是爲革命做貢獻了。’”徐荷蓮這些“紅小鬼”就挎着自己裝糧食和衣服的小包，毫無負擔地走過了長征。
一次，徐荷蓮和戰友們冒雨在草地走了十幾小時，部隊“就地宿營”。“樹，前面有棵大樹！”孩子們一窩蜂地跑了過去，可到了跟前才發現樹下已經坐滿了紅軍戰士。
“讓給娃娃們！”這些大哥哥立刻站了起來，將能夠遮風蔽雨的大樹讓給了“娃娃兵”。在那個風雨交加的夜裏，大樹的“庇護”，徐荷蓮倚靠着大樹，美美地睡了個好覺。
“沒有大人們的照顧，我們這些‘紅小鬼’早就‘光榮’在長征路上了。”一位被稱爲周政委的人是徐奶奶嘴裏邊經常唸叨的恩人。當年臨上雪山前，周政委對警衛連的戰士們說：“你們每個人都要負責照顧三個孩子過雪山，要是有一個孩子死了或丟了，我可不輕饒你們。”在周政委的妥善安排下，徐荷蓮和她的小戰友們全都安全翻過了雪山。
在工作和生活上近乎苛刻的嚴格要求，是母親留給兒女的最大財富
“從小母親就沒管過我們，心裏裝的都是工作。”56歲的大女兒馬燕平說。
從女兒記事起，擔任戲校黨委書記的母親就整天忙工作，很少回家。“那時候，她平時在學校上班，週末就帶學生到鄉下慰問演出，逢年過節更看不見人影兒了。”姐弟倆都是奶奶一手帶大的，小時候對媽媽的印象很模糊，常常晚上睡着了，媽媽纔回家，白天還沒等他們起牀，媽媽就出門上班了，一年到頭和媽媽也見不上幾面。“那時候，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和媽媽一起吃頓飯。”
“哪有你們說得這麼懸，我週末有時不也在家嗎？”老太太聽到女兒的抱怨反駁道。
“那是你把學生們帶回家時纔在家的，你哪裏是在陪我們，全是爲了學生。”老人聽後不再說話了。
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馬家姐弟工作起來都很賣命。“有這樣拼命工作的母親，想不好好幹都不行。”馬燕平笑呵呵告訴記者，當年她懷孕後期曾打算多休息些日子，母親得知後嚴厲地批評了她：“一名共產黨員哪能因爲生孩子耽誤了工作？”嚇得女兒再也不敢有此想法，一直堅持到臨產住院那天才離開工作崗位。
生孩子當天，徐荷蓮晚上6點多才從單位趕到醫院，馬燕平看見遲到的媽媽，淚水不禁奪眶而出。誰知，徐荷蓮卻說：“有什麼好委屈的，你在這裏有醫生照顧，多幸福啊？長征時，那些女戰士生孩子有誰管？”
在母親的嚴格要求下，姐弟倆都在自己的崗位上，憑藉自己的努力，幹出了一番不俗的業績。
然而，老人留給兒女們的“財富”遠不止這些。
學習好和樸素是母親對他們最基本的要求。徐荷蓮小時候沒有條件上學，她這輩子最羨慕的就是丈夫被組織安排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1956年畢業後到了天津藝術學院(今天津美術學院)工作。
大女兒告訴記者，老人腿腳不好，平常一家人都上班，家裏只她一個人，怕她自己斟水燙着，纔買了飲水機，沒想到節儉一輩子的老人覺得這個也是“鋪張浪費”。
徐奶奶常和孩子們說：“你們要好好學習，長大後也要跟你爸一樣，做個大學生，這樣才能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媽媽的鼓勵下，曾因下鄉中斷學業的大女兒在上世紀80年代參加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函授班，並獲得大專文憑。
年少時的馬家姐弟始終穿着補丁摞補丁的衣服，甚至大女兒在相親時，穿的都是屁股後面釘了兩個補丁的褲子。“當時覺得特別光榮，一點也沒有難爲情的感覺。”
時至今日，一家人穿的內衣仍有許多是破損後縫補的。
84歲高齡，奶奶還不服老，“經歷過了長征，還有什麼能在話下？”
1982年，徐奶奶從市文化局離休後，操勞一生的她突然閒了下來，頓時覺得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女兒怕媽媽在家裏憋悶壞了，將她接到了自己家裏頤養天年。
後來，馬燕平才發現這種想法原來是個錯誤——老人家根本沒有辦法讓自己休息，整天忙上忙下收拾屋子，買菜做飯，一刻也閒不住。家人還不能勸，一勸，老太太就說：“你們瞧不起我，嫌我是個老太婆了對不對？”弄得全家人不知如何是好。
如今已經84歲高齡的徐荷蓮老人再也幹不動家務了，但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律不許別人幫忙。精神好的時候，就自己扶着樓梯上下三樓，鍛鍊身體。
“奶奶，您這麼大歲數爬樓梯累不累啊？”記者問。
“不累，紅軍長征的時候我都不累，這個算什麼？”徐奶奶的回答不假思索。
簡歷
向玉文簡歷
1918年出生於四川省通江縣；
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
長征期間任紅四方面軍衛生員、班長；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延安時期，在中央軍委九局衛生所工作，任護士、班長；
1951年轉業到天津，從事幼教工作；
1983年離休前任和平保育院院長，享受副局級待遇。
徐荷蓮簡歷
1922年生於四川省通江縣；
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
1933年-1934年爲四川省委劇團演員、紅軍總醫院護士。
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1947年在延安工農學校任護士長；
1947年-1958年爲華北療養院護士長、北京助產學校教育幹事、中央水利局幼兒園園長；
1958年-1969年在天津河北梆子劇院小百花劇團任戲校副校長、黨支部書記；
1969年-1982年任天津市文化局辦公室副主任、人事處處長、黨支部副書記等職；
1982年從天津市文化局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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