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記不清自己第一次有“長征”這個概念是在幾歲。可能是五歲,也可能是四歲,肯定還沒上小學,因爲那時還認不得幾個字。是從一本什麼畫報上看到的紅軍過草地的故事,大概是講一個戰士把自己的一點糧食悄悄讓給了戰友,結果自己餓死了,而戰友走出草地。很樸實無華的一個情節,但對我來說印象極深,因爲那是一個什麼都要憑票供應的時代,我又正處在那樣一個把“吃”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年齡。如今我已是“奔四”的年齡,長征則勝利了整整七十年了。三十多年的時光不但沒有稍許減退過“長征”這個詞彙給我造成的感動,反而年復一年地在加深這種感動。
近年來我想得較多的一個問題是:好像任何事物都有“外向的”和“內向的”兩種影響力,外向的影響力是針對廣義環境的,而內向的影響力是針對人的、甚至是針對人的思想的。長征也不例外。它的“外向影響力”,毛澤東早就有了很精闢的概括——“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這外向的影響力影響的就是整個中國革命的進程。而對於七十年後的我們,我們這些普通人,也許它的“內向影響力”會更悠長。
長征的“內向影響力”就表現爲對中國民族精英的一種選拔。經過選拔後剩下的,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人數雖少,但足以創建一個新中國。長征的另一種內向影響力,是逼迫我們都要想這樣一道大題目:“人的潛能到底有多大?”打破一箇舊社會不容易,創建一個新社會更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共同的社會理想,實現這個理想需要發揮我們的潛能。如果我們能發揮出長征時的潛能,還有辦不到的事情?
有作家把長征形象地比喻爲“地球的紅飄帶”,就讓我們把這種紅飄帶精神永遠傳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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