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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週刊》23日一期發表文章，介紹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爾漢·帕穆克。這篇題爲“最耀眼的新星：奧爾漢·帕穆克”的文章，摘要如下。
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土耳其作家奧爾漢·帕穆克。關於他，我們要記住三個最重要的關鍵詞，那就是：地域、地域、地域。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深刻探討東西方文化的衝突。在他的作品裏，不論是精緻而怪誕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雪》，還是追尋故鄉身影、帶着憂鬱氣息的回憶錄《伊斯坦布爾》，都深深體現出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衝突的思索。摘得200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後，美國《新聞週刊》記者對帕穆克進行了採訪。
對家鄉非常感興趣
記者：這種地域感在您的作品中有多重要？
帕穆克：非常重要，因爲我是那種呆在家裏不出來的人，這使我對周圍的街道和鄰居非常感興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迷戀是無意識的。後來我開始寫《伊斯坦布爾》(一部回憶錄，是作者的自傳，同時也有他寫給故鄉伊斯坦布爾的種種充滿酸甜苦辣的情書)，那時候我開始有點意識到自己對大街的迷戀。
記者：在您的作品中，您似乎都非常看重您所處的地方，以及這個地方對我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帕穆克：是的，的確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可能和我在二三十年前的經歷有關。那時候我很想成爲一名作家，你知道每一位有所抱負的作家都會有類似的想法。那時候我想：“誰會關心土耳其？誰會在乎福克納怎麼描述他的故鄉？”決定做一名土耳其作家，在這片奧斯曼帝國垮臺後興建的土地上，當作家的前途並不那麼光明，這使你對自己的故鄉、自己的鄰居、家鄉留給你的印象有一種頑固不化、甚至是極端保守的迷戀。
找到自己的風格
記者：和您後來寫的小說相比，您早期的作品似乎充滿虛幻、相當不真實？
帕穆克：但我的第一部小說《傑夫代特和他的兒子們》就像托馬斯·曼的《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一樣，講述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家庭故事，是一部以19世紀爲背景的現實主義小說。在我的第二部小說《沉默之屋》中，我陳述了更多觀點，風格更偏向於福克納，帶有很多敘述性語言。這種風格在《我的名字叫紅》中得到進一步發展。一些人跟我說，他們覺得在《白色城堡》和《黑書》中，我開始找到了自己的風格。有些作家在年輕時採用一種更虛幻、更超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後來慢慢變得更審慎、更成熟、更清醒。和他們相比，我走的是另一條路。但我也同意，《新人生》是一部令我感到驕傲的試驗性小說，在創作過程中我寫得很費勁。之後創作的《雪》是一部更現實的小說，某些地方甚至有新聞敘述的風格。當然這部小說裏也有超現實主義、甚至是怪誕的場景。
記者：您在創作中進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嗎？
帕穆克：這得看我寫什麼書了。在寫《雪》的時候，我做的研究不是看書，而是親自去這個地方，採訪很多人。此外，我還把鎮上所有的街道都用錄像機錄下來了。在寫《我的名字叫紅》時，我看了很多書和圖畫。而目前正在寫的這部書，因爲涉及到20世紀70年代的土耳其電影，所以我得看電影、看書、思考。當然，如果有人說我的小說是因爲這些辛勤的調研工作纔有價值，那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我做研究，但我是一名藝術家，或者說我渴望成爲一名藝術家。
專注自己的研究領域
記者：是什麼使您想當一名作家？
帕穆克：最初我想成爲一名畫家。我是那種不能和別人一起在辦公室裏共事的人，我不能指揮其他人，也不能聽命於別人。我必須獨自呆在房間裏幻想。所以當我從畫畫轉到寫作時，這是一種很大的改變，但在生活方式上並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的變化。我 還是一個人獨自呆在房間裏。很多年前我想“如果我現在不當畫家，那麼我想當作家”，因爲那時候我正在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布登布洛克家族》《安娜·卡列尼娜》之類的大厚本。這些書是我的精神食糧，對我產生很大影響。我認爲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普魯斯特和納博科夫是偉大的小說家。
記者：很多作家必須離開家鄉才能得到應有的關注。你在這方面有什麼經歷？
帕穆克：20年前我妻子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的時候，我也在紐約，但我在那兒沒有得到賞識。後來我回土耳其了，榮譽便接踵而來。我以身爲土耳其人而感到驕傲。我不想包裝自己，也不想爲了討好非土耳其讀者而做什麼事，我只專注於自己的研究領域。
記者：對一位作家來說，親眼目睹他的國家經歷種種變遷有多重要？
帕穆克：這跟當作家沒關係，對一個被道德問題所困擾的普通人而言同樣重要。你不一定要成爲作家才如此，但假如你剛好是作家，又被道德問題所困擾，那麼你必定會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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