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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某地一官員聊天，他發牢騷說：如今的官兒太難當了，不管怎麼費心制定一項政策，不管這個政策多完美，一出臺總會遭到百姓不分青紅皁白的苛責，什麼不尊重這個權利、沒考慮那個利益的，完全是站着說話不腰疼，雞蛋裏面挑骨頭。缺乏對公共管理的理解，不能站在政府立場上全面思考問題，而是以過於理想化的標準苛求政府，這種思維很不健康。
能夠理解這位仁兄的抱怨，當下的輿論確實有這種“事事苛求政府”的傾向。無論政府部門出臺什麼規定，無論這種規定多麼力求平衡多方利益，總會有批評的聲音，總會有人拿“人家歐美怎麼做”來類比，生造出一些理想化的“權利”，苛責政府。這種事事站在政府對立立場的批判思維確實很不健康，政府不是哪一類人的政府，它的決策得考慮到社會每一相關利益方。既然政府是有限責任，那麼不僅權力，它的責任也應該是有限的；公共管理並非想當然的事，而是一種得依靠實踐理性、協調智慧和管理技藝的事務，公衆很多時候得設身處地地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理解決策，而不是以過於理想化和玄虛的“權利”與政府唱反調。
雖然這麼說，但我認爲造成當下輿論動輒苛求政府的原因，不是公衆的刁鑽、偏激或情緒化，而是一些政府部門自身的專斷，即把公衆排斥在決策參與之外。試想一下，當公衆被要求接受一個外人突然強加給他的，與自己生活、利益直接相關卻不與他作任何協商的制度時，即使這個制度再完善、再力求協調多方利益，公衆也不會主動站到政府立場上去“欣賞”和“讚美”它，而會在“被強加”意識下儘量爲這個“外來之物”找毛病挑刺兒。
只有充分吸收了公衆參與的政府決策，公衆纔會自覺地“站在政府立場”去理解公共管理，理解協調多元利益的不易，理解達成共識的難度，認識到公共決策不是想當然之事——政府部門關起門來搞決策，把公衆排斥在討論和決策之外，他們如何能“站在政府立場”想問題？
如果說“站在政府立場”代表着一種務實、理性、謹慎、公正地看待社會問題的公民美德，那麼，這種公民美德是需要訓練的，需要設身處地的政治參與訓練。只有參與到政府的公共決策，一次次聽證會上激烈的交鋒、一次次自己的意見在業委會遭到鄰居的反駁、一次次用手投出自己的票，公民的這種美德才會被訓練出來。一方面，他們能在參與過程中體驗到利益博弈的艱難，從而能務實地理解社會問題；一方面，因爲決策是有自己參與而作出的，他們在參與過程中已經被說服，所以不會質疑自己的選擇。
同時，吸引公衆參與，也是政府減少決策風險的最好途徑。如果政府部門事事專斷地決策，公衆只有接受而無決定製度安排的份兒——這種情況下，當他們作爲政策的被動接受者，遭遇到種種不利後果後，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抱怨政府遷怒官員。一旦政府壟斷着無限權力，就必須對社會問題承擔無限責任。
寫到這裏想到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前夕社會狀況的描述。他解釋了那時的法國人民，爲何變得那麼沉迷於一些作家的抽象民主理論和激進自由理念，那麼熱衷於拿虛幻的自然權利苛求政府，正源於民衆被排斥在公共決策之外。
今天中國許多百姓不分青紅皁白地苛求政府決策、不設身處地地理解政府決策，跟當年法國人的思想狀況有異曲同工之處：當他們被排斥在事關自身利益的決策之外後，久而久之，民衆的想像就拋棄了現實社會而沉湎於虛構社會，被一些抽象的、不顧現實限制的理論所吸引，並以這些理想化的標準和抽象的理論苛求政府決策，情緒激昂牢騷滿腹。
沉浸在虛幻的權利想像中而不顧現實約束，這是一種危險的民衆情緒。只有更多地讓民衆參與，讓公衆成爲諸種政策的主動者，才能消弭這種危險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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