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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食譜
各路部隊都派來了代表，帶來他們採摘的六十多種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將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養起來，整齊地排列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辦了一場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野菜展覽……紅軍戰士們排着長長的隊伍，參觀他們未來一段時間的食物。
“麥麪疙瘩湯、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湯、青稞、牛皮帶、舊牛皮鞋、犛牛肉、苞谷、小米、南瓜、蕨根……”——這是從各種回憶紅軍長征的記載中找出來的部分食物單子。
長征一路上從東南行軍到西北，沿途移風易俗，紅軍的胃口也在不斷地調整，而最重要的卻是紅軍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縮減，這是由於紅軍是一支非政府補給的部隊，並且長期在外行軍，給養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的行軍作戰，成爲經常的事情。
在長征中，“吃”，毫無疑問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吃什麼”和“如何吃”。幾萬人馬，糧食自籌。在不同的地區，還得入鄉隨俗，適應新的飲食環境，甚至還得親自動手收割糧食，採摘野菜。
在長征初期，紅軍將領蕭鋒聽到戰士們議論：在白區作戰，比在蘇區吃得還好一些，就是糧食無保障，老是飽幾頓餓幾頓。在紅軍的部隊進入西南地區之後，將士們的日記或回憶錄裏，關於缺糧少食的內容逐漸增多。可見食物已經越來越成爲心頭大事。
當時擔任周恩來警衛員的顧玉平回憶說，長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飯”，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來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種菜，一樣的分量。長征途中只有李德有專配的炊事員，其他領導人與士兵吃的都一樣。
最有意思的細節是南方的廚子到了少數民族地區全都一籌莫展。長征中擔任炊事員的大多是江西出來的老戰士，在此之前他們從沒見過青稞麥，也沒做過玉米飯，於是只好動腦筋、想辦法，學習新的做飯技術，於是炊事員每到宿營地，首先就忙着到處找碾子推磨。
紅軍自從進入黔藏地區，吃大米的機會就越來越少，紅三軍團四師政治部科長謝扶民在日記裏寫到與苗民購買糯米的事：“買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單位不願意要，一來因爲米好花錢多，二來有人說吃了糯米腿發軟，走不動路。但經過了解，原來這裏只產糯米，別無他糧。大家只好說，‘好吧，就算過一個年節吧！’”籍貫來自東南地區的戰士，只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纔會吃糯米。紅軍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麥爲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違了的大米。
有一個用行政命令解決水土不服的故事：長征剛進到藏區時，部隊裏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這是一種把青稞麥炒熟後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裏用手抓着吃的食物。開始，來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紅軍戰士都吃不慣那股腥味，不願吃，各部隊政治機關只好專門發了材料，解釋說藏民的這種食物其實對身體健壯是很有好處的，鼓勵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濟部隊之外，紅軍還從打敗的敵人那裏獲取食物。有則關於食物的笑話在路上流傳：紅三軍團在渡金沙江前繳獲了一些鐵桶餅乾和罐頭，時任11團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頭是何物，就隨手扔掉了。結果被懂得一些外文的政委張愛萍撿到，辨認出是果子醬就打開來吃，而王平怕上當，怎麼也不敢吃。
還有一個關於組織起來學習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間，紅軍行軍至西康爐霍縣境，準備三過草地。但此地人煙稀少，連部隊眼前的供應都很困難，如何籌備糧食？富有野戰經驗的朱德請來了當地的老百姓，詢問清楚這一帶有哪些可吃的野菜，獲知了許多野菜的形狀和名稱。朱德甚至借來剷刀、提簍和口袋，親自率領一個由炊事員、警衛員共十餘人組成的小組去採野菜。一個沒有食物的部隊，食物與打仗都是將領的頭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組很快就識別出了十幾種野菜，裝在口袋裏帶回到宿營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別野菜知識在直屬隊和附近部隊推廣開來。各路部隊都派來了代表，帶來他們採摘的六十多種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將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養起來，整齊地排列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辦了一場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野菜展覽。它們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黃等等各種奇形怪狀的野菜，紅軍戰士們排着長長的隊伍，參觀他們未來一段時間的食物。
指揮作戰的朱德對食物事必躬親。在《紅星照耀中國》作者斯諾的記述裏，朱德還是一個在行軍中親自下廚的紅軍總司令。書中有一個情節很有趣：一個紅軍戰士拿來一些豬下水(一個豬肝和一個豬肚子)，大聲地問戰友：“這些東西怎麼做呀？”正在和戰士們講太平軍故事的朱德停了下來，轉身答道：“切一切，等一會兒我來炒。這個我會。下次你要再搞到豬肚子，找點醋和辣椒，我幫你炒。”這些如同一個農民家庭廚房裏的溫馨對話，讓現場的戰士印象深刻。這也是從側面反映了在長征期間，能吃到一頓好的食物，在所有將士心目中是多麼的重要。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勝利會師後，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專門爲食物的問題通電各個軍團，電報講了如何節省及攜帶糧食的辦法，規定了各軍團的籌糧地區，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攜帶乾糧數量，宣傳節糧，嚴懲浪費糧食的現象。規定每人每天食量爲：1.麥子1斤4兩；2.苞谷、什糧1斤2兩；3.牛羊豬等不作菜，應烤成肉乾代替糧食，每1斤鮮肉按半斤算。還要求部隊“每天改成兩餐，一稀一干”。
從爬雪山開始，糧食的情況日趨惡化。
在藏區，紅軍本來還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取得藏民的擁護，然後籌糧，準備北上的物資。然而現實卻令紅軍一籌莫展，藏民要麼逃得不知去向，家裏的糧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麼就不斷地進行騷擾，國民黨的宣傳更加劇了少數民族和紅軍之間心理上的隔閡，並對賣糧食給紅軍的當地人處以死刑，以示懲戒。紅軍雖然有買糧食的錢，但當地沒有人賣糧，也沒有糧可賣。
當時曾專門發了《總政治部關於糧食問題的訓令》，要求在徵集糧食時，“嚴禁侵犯羣衆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點利益，絕對禁止強買糧食、買糧食不給錢、羣衆不在家不給錢。”
爲了生存，紅軍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種的青稞，但他們留下了金錢或借據。楊定華在《雪山草地行軍記》中對這段割麥經歷有這樣的描述：“此時真有‘不割麥不得食’之勢，除了少數擔任勤務部隊和傷病員之外，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都一起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 對此毛澤東在1936年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將來我們一定要把這筆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裏搶奪過來的給養償還給苗人和番人。”
關於紅軍飲食最慘的一幕發生在草地。由於先頭部隊的戰士們飲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瀉和痢疾，粗糙的整顆穀粒和麥粒通過腸道排泄出來時仍帶着血污。面臨着飢餓威脅的後衛部隊，挑揀着這些穀粒，把穀粒洗淨煮沸後再狼吞虎嚥地吃下去。
紅軍病歷
長征途中，紅軍許多高級軍官都有負傷或患病的記錄，毛澤東、王稼祥在長征一開始就是帶病出發，周恩來更是差點兒命喪草地。長征快要結束時，鄧小平也得了很嚴重的傷寒。這些人因爲患的病比較嚴重，才得以記載下來。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戰鬥負傷的則不計其數。
陳伯鈞的腸胃不舒服，他在日記裏記下了治療的方法，由於還是長征初期，醫藥充足，他注射了兩針預防瘧疾的藥，吃了6個瀉丸，還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過到了後來，再犯病的紅軍戰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艱苦的行軍、頻繁的戰事中，紅軍的傷員不斷增加。1934年11月3日，陳伯鈞在日記裏記下“途中敵機兩架大肆騷擾，並擲彈十餘枚，我傷四人……這幾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還提到“行軍衛生太差，沿途糞便狼藉，污穢不堪，對我之健康實有很大妨礙，這的確是需要即起糾正的一件大事”。
長征越是行進到後期，紅軍的藥品、醫護用品就越是匱乏：沒有紗布，只好用厚紙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條；僅有的繃帶剪成大小方塊，只夠包在傷口處，外面用紙裹好；戰士們、護士們腿上裹的綁腿都變成了繃帶。
陳伯鈞的腳因爲過去負過傷，到1934年12月已經不能着地了，兩個月的劇烈行軍，被醫生診斷爲骨膜炎，只能坐擔架。他在擔架隊裏遇見了聶榮臻，後者因爲爬山腳被刺破而感染化膿。
長征開始後的第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復。他後來回憶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於擔架隊和良好的醫療。
1935年5月，胡耀邦在遵義被國民黨的飛機炸傷，被送到設在天主教堂的野戰醫院，在那裏，一位叫王彬的醫生給他動了手術。胡耀邦認爲王彬是紅軍中最好的外科醫生，王彬曾是國民黨部隊裏的一位少校軍醫。這樣的人在紅軍部隊裏非常稀少。
長征途中，紅軍許多高級軍官都有負傷或患病的記錄，除了上面的幾個名字外，還有羅明、鍾赤兵、張雲逸、張宗遜、文年生、李壽軒、白志文等等。據在長征期間擔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護士的張雲回憶：行軍當中，醫院、衛生所沒有敷傷口的軟膏，就只好熬開豬油代替；好多傷員的傷口發炎潰爛、化膿生蛆。由於缺醫少藥，一些傷員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治。限於條件，當時對病患的治療用的都是簡單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湯，外傷則是用鹽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點鴉片內服。
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醫療條件簡陋，缺乏醫術熟練的外科醫生和化驗儀器、藥品，無法用輸液、輸血的方法搶救失血過多的危重傷員。於是只好到鄉村山間尋找老中醫來醫院治病救人，這是經常的事。
李耀宇當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臨時紅軍總醫院參加過護士訓練班，他在自己撰寫的《一箇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文章裏這樣描寫過醫院裏的場景——
當時，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藥治療。有傷病員發作腹痛，渾身大汗，呼天搶地地叫喚。老中醫讓護士趕緊研磨墨汁，又找來一顆步槍子彈，拔去彈頭，把彈殼裏的火藥倒進墨汁，馬上給病人灌服。一會兒，鬧病的傷員就從竹牀上爬起來，抹一把臉上的冷汗，咧嘴一笑，肚子不痛了。
紅軍總醫院裏二百多名十多歲的小護士，身穿五顏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軀，每天承擔繁重的醫護任務，爲傷病員打水打飯，洗衣擦澡，採藥製藥，運柴運糧。醫院裏唯一的白顏色是晾曬在竹竿上的白紗布。紗布條上的血痕斑斑點點。
爲了解決藥品和醫療器械缺乏的困難，紅軍總醫院通過幾種渠道開闢來源。一部分依靠白區地下黨組織購買，祕密地運進根據地，但由於敵人封鎖嚴密，交通阻塞，數量較少；另一部分藥品和器械要依靠紅軍在戰場上的繳獲，但數量也是較少；主要的來源是靠總醫院醫務人員自力更生，試製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最初，麻藥奇缺，給傷員開刀時，幾乎沒有麻藥，只能憑傷員的忍耐來強行實施手術，後來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過蒸餾製成一種麻醉劑，效果較好。紅軍總醫院還用大煙土爲原料，製成鎮痛片、“救急水”等藥品。
醫院不僅缺乏藥品和醫療器械，就連一般用的衛生用具也沒有，沒有尿壺，醫務人員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壺”，給傷病員當尿壺。每天早晨護士們把傷病員用過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衝洗乾淨。……當時的醫護條件很原始，醫院裏每天都有傷病員死亡，山坡上柏樹和楓樹下，天天堆起十幾座土墳。
而另一種死亡則更讓人心酸。由於長征途中部隊規定不能多吃，紅軍戰士長期過着飢餓生活，沒吃沒喝，胃已萎縮了，在宿營地裏一下子吃硬飯，或者吃得過多，都有可能被撐死。就有不少紅軍因爲吃多了，疼得在地上打滾，那場面很嚇人。
長征途中，有幾個女同志還經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難。周子昆的愛人曾玉是第一個遭受這種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蘇區時就已懷孕，長征出發時本沒有她，她是懷着身孕偷着追上紅軍長征隊伍的。爬過老山界後，曾玉就生產了。當時沒有吃的，只能喝碗豌豆苗湯。
在長征路上生產分娩的還有賀子珍、陳慧清。賀子珍產後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襲，一顆炸彈正好落在她身邊爆炸了，她身上中了17塊彈片，一直到去世，腦顱裏仍殘留着幾塊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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