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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來了，小額貸款熱了；但中國小額貸款的一系列問題，依然需要冷靜面對。
中國“尤努斯”們的探索與困境
“貧窮的人也有享受好日子的權利。”在北大的演講中，滿頭白髮、身着孟加拉傳統服裝的尤努斯，將小額信貸與爲社會底層服務聯繫起來，而一直在中國默默跋涉着的小額貸款(microfinance)，也因爲尤努斯的到來，籠罩在了諾貝爾和平獎的燦爛光環之下。
但尤努斯走了之後，中國的小額貸款依然面臨諸多的問題。
農村小額貸款誰來承擔？
10月12日，融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成立。該公司的3名股東之一是身爲社團法人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另外兩名自然人股東分別是鄂爾多斯新華結晶硅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喬玉華和鄂爾多斯集團總裁王林祥。
“從扶貧基金會的角度，將來任何收益肯定都會投入到扶貧工作中去”，中國扶貧基金會代表劉冬文對《中國經濟週刊》說，“至於具體怎麼操作，細節還要跟其他兩位股東協商。”
至此，全國5個試點省(區)(山西、陝西、四川、貴州、內蒙古)共成立了晉源泰、日升隆、全力、華地、信昌、大洋匯鑫和融豐7家小額貸款公司。央行試圖通過這些民間小額信貸的試點工作，引導民間的融資活動走向正軌，並將其納入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之下。
但在國際上已經運作成功的民間小額貸款組織模式，卻在我國由於金融管制等問題，一直髮展遲緩，目前總貸款量不足10億元。
“準確地說，農村小額貸款公司做的是貸款業務，但並不作爲金融機構來管理。這類組織現在不能吸收存款,沒有存款就不存在系統性風險。就像一家企業一樣,用自己的錢經營,若發生虧損只虧自己。”日前，央行一位官員表示。
這種“只貸不存”，被尤努斯認爲是“鋸了小額信貸的一條腿”。
而諸如農村信用社等商業銀行，又因爲政策協調難，無法大規模展開小額貸款。“針對同一文件，各部門、擔保機構、商業銀行難以達成共識。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貸款風險的最終損失由誰承擔。一些地方財政堅持認爲應當風險共擔，銀行方則提出最終風險應由地方財政全額承擔。”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教授王曙光分析認爲。
有關部門對基金的運作機構意見不一、擔保機構難落實，也會導致基金到位比較遲緩，以至於縣一級地區普遍沒有開展小額擔保貸款業務，比市地一級面臨更大的困難。
城市小額貸款誰唱主角？
相形之下，城市的小額貸款似乎順利得多。
“要致富，先創業！”這句因《窮爸爸富爸爸》一書而頗爲流行的話，成爲上海黃浦區王先生的口頭禪。他註冊成立的電腦圖文製作服務社獲得了街道2萬元的小額開業貸款。用這筆錢，他添置了幾臺電腦。
“其實對我們這樣的小創業者，融資渠道很多，信用卡，小額信貸……”王先生獲得的小額貸款，是自去年10月上海市開業貸款擔保新政策實施以來，市促進就業專項資金3000餘筆擔保開業貸款中的其中之一。這些貸款直接創造就業崗位1.29萬個，平均每筆貸款創造4.3個就業崗位。
“城市小額信貸與農村小額信貸有許多差異。解決城市貧困問題需要靠增加就業，包括通過自我創立微小企業和發展中小企業。”王曙光分析。
10月26日，共青團上海市委與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市分行聯合推出“上海市青年創業小額貸款項目”。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陳凱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上海市青年創業小額貸款項目”採用統貸模式操作，由各區縣的團組織負責貸款項目的受理和推薦，由上海市科技創業中心和上海浦東生產力促進中心作爲貸款管理和融資平臺，負責貸款項目的申請受理、篩選、評審和貸後管理等工作。由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市分行提供貸款資金支持。
上海各郊縣情況也大致相同。據《中國經濟週刊》瞭解，自2004年起，上海市政府出臺自主創業小額貸款政策，青浦區實施自主創業、自謀職業工程，共受理124家非正規勞動組織和29家小企業申請的小額貼息貸款，其中有97家非正規勞動組織和20家小企業獲得了共計882.5萬元貸款。
“在城市中的小額貸款，通常是由政府實施，或者由政府擔保，銀行執行具體操作，力求發揮出小額擔保貸款政策促進再就業的實效。”王曙光解釋。
在上海最繁華的徐彙區，《中國經濟週刊》瞭解到，小企業貸款投放較多的是上海銀行和上海農村商業銀行，採取的模式正是政府部門與銀行合作。例如徐彙區財政局與上海銀行漕河涇支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上海銀行漕河涇支行作爲拓展小企業貸款的專業支行之一，允許就中小企業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良貸款。截至今年8月，小企業貸款擔保額已達3.7億元，支持了106家企業。
“區財政局協助銀行貸前把關，使10%左右經營良好、業主無不良信用記錄的小企業，無須抵押申請就能得到貸款。”徐彙區財政局局長黃瑋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據瞭解，徐彙區小企業貸款擔保的不良率遠低於全市平均值。“一是區財政局與銀行把關較嚴，二是徐彙區小企業整體誠信度較好。”
但是，政府擔保，政府監管的城市小額信貸模式，是否長治久安之計呢？
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山西平遙就有過類似教訓。當時由於各級政府對農村合作基金會干預過多，把其當作自己的小金庫，結果造成農村合作基金會貸款質量下降，不良貸款大量累積，最終當農村合作基金會倒閉的時候，政府不得不爲這種本來是民間性的金融組織“埋單”，花費了大量的財政力量彌補其損失。據上海銀行一位知情人士介紹，銀行要求客戶經理每年至少完成兩筆中小企業貸款業務，也頗有強拉硬拽之嫌。
“地方政府對小額信貸試點的積極參與無疑是推進試點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爲一個理性的自我效用最大化的當事人，政府也會在試點中尋求自己的利益。”王曙光對《中國經濟週刊》說。
小額信貸的“義”“利”之辯
小額信貸的精髓是什麼？是爲沒有機會享受傳統金融機構服務的低端客戶提供不需要抵押的貸款，以及衍生出來的儲蓄和其他金融服務，其服務對象甚至包括赤貧和乞丐。但是，民間小額貸款公司被賦予的性質是“市場化試點運作的金融性營利機構”，也就是說，商業性是其核心。
服務性與商業性衝突嗎？至少在政府看來，小額貸款企業應該“義利”並舉。
“注重商業利益的同時還必須注重社會效益。相關部門對這種新生事物要保持積極、慎重、穩妥的態度，不僅要扶持，還要加強引導和規範。”中國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長郭保民針對當地小額貸款公司談道。
其實，尤努斯的格萊珉銀行本身也是一個商業性的銀行，必須要盈利。
“從商業的角度來講，我們從來沒有失去過在這方面的遠見，每年它的利潤都在增加。”尤努斯在北大演講時談道。
“要把小額貸款的紅利償還給它的持股人，也就是要返還給第一時間創立這個銀行的擁有人。如果說是慈善性的話，可能會對窮人造成一種危害，抑制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就不能夠啓發他們的能力，以商業性的方式來促使他們的行動。”尤努斯說。
資料：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創辦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在短短的30年間，從27美元(借給42個赤貧農婦)微不足道的貸款艱難起步，發展爲目前擁有近400萬借款者(96%爲婦女)、1277個分行(分行遍及46620個村莊)、12546個員工、還款率高達98.89%的龐大的鄉村銀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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