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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3年前孟加拉式的小額貸款已在中國開始試驗
日前，尤努斯和他創建的孟加拉鄉村銀行獲諾貝爾和平獎，鮮爲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孟加拉式的小額貸款已在中國開始試驗，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貸款難題，同時也遭遇到很多制度性障礙。
24日上午9時15分，河北易縣一村頭，突然響起的廣播打破了平日的寧靜。“今天是星期二哦，咱們這裏有貸款的農戶哦，請你們抓緊時間過來還款，快一點哦。”
這段獨特的廣播，是易縣扶貧經濟合作社白馬分社工作人員收取還款和利息的通知。
25日，剛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結束其中國之行回國。經過長達30年的實踐，這位孟加拉國的經濟學家締造了“窮人銀行”模式。
鮮爲人知的是，在中國，類似的試驗和探索同樣存在着。早在1993年，作爲我國第一個孟加拉國模式的試驗點，河北易縣扶貧經濟合作社應運而生。
據本報記者實地調查，這些爲數不多的信用貸款，改變了易縣衆多貧困農民的生活軌跡。與易縣毗鄰的河北淶水縣，近年來也開始比照易縣經驗開展了小額信用貸款的試點。
10月的冀中平原已經進入深秋季節，易縣——這個離北京最近的國家級貧困縣，一場延續了13年的農村信用新模式的探索仍在繼續。13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杜曉山教授和他的團隊在這裏開展了小額信貸項目試點工作。
去“流動銀行”就像趕集
上門送貸款，上門收本金，上門收利息，無需抵押的特點，使扶貧社成爲實實在在的“流動的銀行”、“窮人的銀行”。
10月24日上午9時15分，易縣白馬鄉東豹泉村頭，突然響起的廣播打破了平日的寧靜：“今天星期二哦，咱們這裏有貸款的農戶哦，請你們抓緊時間過來還款，快一點哦。”
這段獨特的廣播，是易縣扶貧經濟合作社白馬分社工作人員收取還款和利息的通知。趙亞和說，東豹泉村有40多戶經濟合作社的貸款戶，他們申請的都是借期6個月的短期貸款，少則2000元，多則3000元。
很快，農戶們先後到了白馬分社東豹泉中心主任的家中，他們有的結伴而來，有的是獨自一人，有的還抱着小孫子，似乎是在趕大集。
一位聲音清脆的大嬸趕了過來，懷裏還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孫子。趙亞和跟記者介紹，大嬸名叫於秀英，是扶貧社的老客戶。她專收柿子、李子、大棗，每到果子成熟的季節，就會來找扶貧社借錢。
於秀英在當地以每斤6角錢左右的價格收購柿子，然後運到大連去賣，行情好還能夠賣到3元錢一斤。她告訴記者，從扶貧社借錢很方便。
按照扶貧社的要求，於秀英和兒子呂靜偉都來了。他們寫好了貸款申請，還分別請來擔保人。按照當地的風俗，孩子和父母分家後，雙方都可以從扶貧社借到3000元的小額貸款。
信貸員周樹羣讓擔保人看了擔保責任書，並填好了姓名、身份證號碼等信息。申請人和擔保人分別在申請書、擔保責任書上簽名，按手印。此後，呂靜偉很關心自己什麼時候能拿到貸款，逮住信貸員問個不停。
趙亞和告訴他，審批過程很快，最遲兩天就會把錢送到他家裏去。
用“聯保”消除道德風險
“多戶聯保”讓借款人結合成組，借款人可以借到更多錢，但組員要承擔還貸的聯帶責任。這是孟加拉模式的基石。
據瞭解，“五戶聯保”是最受農戶歡迎的借貸模式之一，“因爲用它能借到更多的錢”。趙亞和告訴記者，扶貧社對聯保貸款農戶有很嚴格的規定：“打光棍的，年紀超過50歲的，夫妻離異或一方死亡的，信譽不好的，不還賬的”概不能加入聯保。
有着“中國小額信貸之父”之稱的杜曉山說：“小組聯保貸款制度”是孟加拉國模式的基石，也是尤努斯的一大發明。它讓借款者之間自由結社形成小組，共擔風險，一旦有人無法還貸，其他人無法再獲得貸款，小組成員都要承擔還貸的聯帶責任。
“這是利用鄉村熟人社會的一種制度設計，通過熟人社會的相互監督極大地消除道德風險。如果一個人拒絕還貸，他在這個熟人社會中的信用就會受損，很難在其中繼續生活下去。”杜曉山說。
在淶水縣東文山鄉牛各莊村，在外面跑了一整天運輸的杜玉軍回到家。38歲的杜玉軍曾在北京大鐘寺打了6年工，但兩個小孩的出生後，他越發覺得打工沒法擺脫生活的困窘。於是，決定回家買個東風貨車搞搞運輸。不過，雖有好的想法，但10多萬元的車價讓這個貧困的農民犯了難。
今年9月，經過別人介紹，杜玉軍找到了扶貧社，他參加了“十戶聯保”，每戶貸款2000元，十戶一共2萬元，都歸杜玉軍一家使用。杜玉軍說，其他9戶都是自己去找的，他們答應得很爽快，都樂於幫忙。
從申請小額貸款到拿到錢，前後才短短几天，這讓杜玉軍高興極了。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當地小額貸款的影響力並不限於東豹泉村，它甚至隨着當地民工的流動輻射到了外地。周樹羣介紹說，當地有些年輕農民從扶貧社獲得小額貸款後，去北京郊區種起了西瓜。他每月把錢寄回家，委託長輩代辦。
8%的利率不摻“水”
扶貧社的貸款利率表面上高於農信社，但沒有包含了請客送禮的物質成本和遭遇冷眼相待的精神成本這些“非制度成本”。
早在幾年前，杜玉軍就爲貸款的事曾跟信用社聯繫過，但覺得很麻煩。他在記者面前算了一筆賬：雖說扶貧社的貸款利率比較高，但這種費用都是擺在明處的；而信用社的貸款利率雖然較低，但農戶要想貸款，就要拉關係、走後門、請客吃飯送禮什麼的，之後還不一定能夠貸到款，這些錢加在一起，比扶貧社的貸款利息還要高。
杜曉山說，8%的利率是1994年在河北易縣搞試點時就定下來的，當時比央行的利率要低，之後一直都沒有變動過。當年選擇這個數字，參照了孟加拉國鄉村銀行的利率和國內的貸款利率。
他進一步闡釋說，扶貧手段應該創新，讓你吃飽飯是無償的，但讓你致富就是有償的。杜曉山強調，小額信貸是循環式的貸款，一直把你送到脫貧致富的道路上，貸款纔會停止。
小額貸款具有示範意義
扶貧社在河北省易縣累計向19000多農戶發放小額貸款6700多萬元，婦女受扶持率佔83%，全縣近6000戶貧困戶實現了脫貧。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小額信用貸款已經成爲當地農戶重要的融資手段。小額貸款模式正在改變着當地人的借錢習慣，影響着他們的生活方式。一位村民告訴記者，現在也不便於開口跟親戚朋友借錢了，一來欠了人家人情，二來呢，親戚朋友可能會說：“缺錢可以去跟扶貧社借啊，我幫你擔保一下就行了。”
杜曉山認爲，我國農村目前很多地方高利貸現象很普遍，這從側面證明，農村的貸款需求很大，如果小額信貸做得好，既可以抑止高利貸，又能夠滿足農民的融資需求。
而小額貸款給農戶帶來的切實便利也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杜玉軍的東風“運煤王”發揮了威力，日日奔忙於淶水縣主幹道-淶磊路上，他每天也有一筆不錯的收入。
“一年掙個七八萬沒問題。”杜玉軍信心滿懷。而聶保田、李淑榮夫婦把村裏廢棄的學校教室租下來，擴大了養豬場的規模，靠小額貸款養的鵝已經讓他們今年掙了4000多元。
有趣的是，在同屬於淶水縣的永陽鎮譚山村和東文山鄉牛各莊村之間，現在形成了一個產業鏈。依靠小額信貸，譚山村村民燒石灰的業務量越做越大，由於需要把石灰拉到北京、天津等地，杜玉軍等人靠小額貸款買的東風“運煤王”也越來越忙。
在近兩年剛剛展開試驗項目的河北淶水縣，小額貸款農戶已發展到1500多戶。
扶貧社陷入“資金飢渴”
有限的資金制約着扶貧社擴張的步伐，同時，貸款額度的限制也減少了它的市場份額，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農民的貸款積極性。
雖然有聯保制度作根基，但拖欠問題不可避免。易縣扶貧經濟合作社主任周學仁介紹，從1994年到2004年底，該社小額信貸回收率從去年年初至今，回收率爲98.9%。
爲何貸款回收率沒有100%呢？周學仁解釋說，拖欠大多是歷史遺留問題。有的是因爲出現家庭變故，失去了還貸能力；有的是農戶投資的小生意賠了本。
對於拖欠問題，周學仁提出了三種應對方案：一是允許困難農戶延期償還，給其三年的期限；二是對於特別困難的農戶，乾脆免除其貸款債務，幫他一把；三是對於惡意拖欠者，將申請法律援助。
今年7月，易縣扶貧社將兩個拖欠貸款的農戶告上法庭，但打官司也很麻煩，扶貧社爲此付出的成本增加了，即使法院判令被告還錢，如果被告拒不執行，扶貧社也無可奈何。
周學仁坦言，如果是窮得揭不開鍋的農戶，加上他又沒有好的項目，扶貧社肯定不會把錢貸給他，因爲扶貧社也得考慮自身的發展。
此外，有限的資金制約着扶貧社擴張的步伐。以易縣扶貧社爲例，該社資金總量大約500多萬元，“這就是我們的整個家底了。”周學仁笑言。
因爲覺得錢少，一些農戶乾脆不貸了。周學仁介紹說，在西陵鎮五道河鄉，朱秋菊是申請過小額信貸的第一批農戶之一。依靠當初易縣扶貧社送來的1000元信用貸款，朱秋菊從欠債1萬多元到逐步攢下了幾萬元的財產。但由於貸款額度有限制，朱秋菊最後放棄了小額信貸。
杜曉山介紹說，由社科院主持下的小額信貸試點項目有4種資金來源：一是孟加拉國提供的低息貸款；二是國際機構的援助；三是我國臺灣商人的贈款和委託貸款；四是一些項目產生的利潤。
對於“十戶聯保，一家使用”的現象，杜曉山稱之爲“變相的聯保貸款”，這對扶貧社而言，意味着急需開闢新的金融產品以適應農戶的需求，但資金量不足、管理能力弱等問題又使之陷入兩難境地。
從中國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現狀看，農村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發展相對滯後，金融服務能力有弱化趨勢：一方面資金外流嚴重，存款不斷轉移到大城市，另一方面農民缺乏融資渠道，普遍患有資金“飢渴症”……
孟加拉模式遇法律盲區
一方面小額信貸組織無法確定合法身份，嚴重影響組織發展，另一方面沒有融資渠道，影響了機構的籌款。
記者在調查中瞭解到，小額信貸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一些阻力，其中，最大的瓶頸還在於政策和法律層面。
2005年，我國成立了7家小額信貸試點公司，但這同樣存在着“禁區”。按照央行的要求，小額信貸試點公司“只貸不存”，不允許吸收公衆存款，只能運用“來自幾個有限股東的自有資金和來自一個機構的批發性融資開展相關業務”，以防範金融風險。“嚴格來說，孟加拉國模式在中國並不合法。”
“沒有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法規予以支持，小額信貸組織無法確定合法身份，嚴重影響組織的發展。組織沒有合法身份，隨時可能有人來查你；另一方面沒有融資渠道，影響了機構的籌款。”杜曉山憂心忡忡。他希望國家能夠創造法律和制度環境，讓一些有着理想主義色彩的人顯現出來，創造性地發展孟加拉國鄉村銀行的理念。
今年中央的“一號文件”要求“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業法人或社團法人發起的小額貸款組織”，杜曉山認爲，從中感覺到政府在加快推進小額信貸及制度創新的願望十分強烈。
雖然發展小額信貸的大方向不可逆轉，小額信貸的嘗試有突破，但杜曉山擔心的是，具體的管理辦法在短期內很難出臺，因爲金融政策十分敏感，事關重大，有關部門非常謹慎。
不過，尤努斯深信，捐錢的慈善活動只是權宜之計，真正重要的在於：爲所有人——包括窮人和富人，創造一個平等的競技平臺，給每一個人公平的機會，小額信貸在中國肯定大有可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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