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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當天,重慶711路一輛大客車在石門大橋發生特別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0人死亡、20人受傷,社會影響極其惡劣。除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亟待加強外,這一事件更暴露出重慶城市公交客運市場“亂象”叢生、營運體制弊端重重。
社會客運車輛與公交車輛無序競爭,是許多地方面臨的普遍性難題,也是“10.1”特大車禍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這使得重慶市政府痛下決心改革公交體制。然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既需要政府適應市場規律順勢而爲,也需要政府平衡各方利益、做到“一碗水端平”。面對積弊重重、矛盾複雜的現實,改革公交體制無疑是對政府公共管理乃至執政能力的考驗。
高壓嚴管難治痼疾公交客運亂象叢生
重慶公交市場一直比較混亂,公交車爭道、搶客、賴站、超車等現象屢禁不絕。“10.1”車禍發生後,重慶市政府開始重拳整治公交客運市場,派出數十組執法人員身着便衣暗訪執法,對道路交通違法違章行爲形成高壓嚴管態勢。儘管如此,重慶公交客運市場秩序只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賴站、搶客等“痼疾”依然難消。重慶市副市長餘遠牧幾次乘坐公交車暗訪,發現了多處安全隱患和違章行爲。
“10.1”車禍肇事車輛是7字頭車。在重慶市主城區,7字頭車都是民營企業或股份制企業的車輛,大都採取承包經營方式。特大車禍發生後,許多市民仍然反映7字頭車仍然沒有“悔過”,不拉滿客人就不走。重慶巴蜀中學教師一位教師每天回家、上班必乘711路客車,她告訴記者:“我每天幾乎都提心吊膽,711路的司機開車像賽車,乘客在車上站都站不穩。”重慶市民金蓉也抱怨說:“每次坐7字頭車,幾乎都要與駕駛員售票員吵架,因爲只要車上不裝滿人,即使停二三十分鐘也不開車。”重慶市民張曉露說:“這些車超載、超車更是家常便飯,到站不停、過站甩客也是常有的事。”
除“7”字頭車以外,不少國有公交車也習慣於賴站、搶客,出了站就你追我趕、互相搶道,公交車與出租車一樣招手即停。市民張曉露說,重慶司機守法程度差,一是許多司機不遵守紅綠燈,明明看到紅燈亮着卻還要硬開過去;二是司機不按規定車道行駛,超車不打燈,高速路上大小貨車競相在超車道慢慢溜達;三是車過人行橫道不減速,險象環生。此外,城市公交車輛駕售人員服務態度差、言語污穢。
10月14日17點左右,記者從觀音橋乘一輛465路高級公交車,爲了超越前面的同線路客車,這輛車在多處站點沒有停車或是沒有進站就上下客。15日上午10點,記者從南坪四公里(地名)乘坐809路公交車,爲了搶客,這輛車竟一路上演了“飈車記”,共超越了3輛同線路公交車,司機的瘋狂行爲引來車上乘客一致譴責。15日15點30分,一輛751路客車在彈子石轉盤等候乘客,一位中年男子在車旁不停地招手吆喝過往行人。兩分鐘後,核載人數25人的車子已經坐滿,但售票員繼續在車下招攬乘客。5分鐘後,車子終於開動了,而此時除去駕駛員車上共有42人。執法人員隨後在彈子石卻沒有找到751路客車調度室,這輛客車無車站管理人員,也無車輛出行登記記錄,中途隨意停車上下人。
一個市場兩種政策公交體制光怪陸離
重慶公交客運市場混亂的背後,是光怪陸離的公交體制。在同一公交市場上,國有公交車和多家民企客運車輛展開競爭,前者執行建設部政策,後者執行交通部政策,導致雙方矛盾重重,無序競爭。
目前重慶公交控股集團是公交車營運主體,其旗下有公交一公司、二公司、五公司和電車公司等4個純國有子公司,有巴士公司一家控股公交子公司,有冠忠和冠忠新城等2家參股公交子公司。“7”字頭車屬社會客運車輛,分別屬於70多家民企和合資企業。“7”字頭車營運線路與國有公交車重合,大都實行承包經營,承包者爲了多拉客,往往賴站、搶客、乘客不坐滿不開車。國有公交企業爲了和他們競爭,也實行經濟責任制或承包制,駕售人員爲了增加收入,也時常出現違章違規行爲。
一個市場兩種政策,致使重慶公交市場缺乏公平競爭機制。具體而言,同在主城區營運的各類客運企業,在納稅、繳費、職工社會保障、運力投放、新開線路、站場設施使用、單車核載人數、證照辦理、承擔公益性運輸任務和財政補貼等方面政策不統一。對此,民企始終咬住國有公交車的“優惠”政策不放:國有公交車不繳或少繳養路費、路橋費、停車費,而且還吃財政補貼;民營客運車輛不享受這些政策,沒有停車站點,辛苦納稅,反而還能賺錢。國有公交車可以超載;民企客運車輛必須核載人數,超載就被罰款。重慶市道路運輸商會會長彭應吉說:“我在重慶市人大會上曾經算過一筆賬,加上減免的各種稅費和獲得的財政直接補貼,公交控股集團一年共獲得財政補貼2.7億元。所以,他們不願意讓民企生存下去,想拼命把我們擠出去。另外,爲什麼在同一個市場上,國有公交車超載沒事,民企車輛超載就被罰款?”
面對民企的指責,公交控股集團作出迴應:民營客運企業實行的是包稅制,每輛車每月繳稅359.5元,國有公交車每輛車每月繳納營業稅等9項稅共計659.29元。民企每輛車儘管每月繳納的路橋費、客運附加費和養路費遠遠多於國有公交企業,但國有公交企業每輛車平均分攤的養老保險和醫保費遠遠多於民企,民企基本不參加社會保險,國企則退休人員衆多,社會負擔沉重。此外,國有公交車還讓70歲以上老人、離休幹部、盲人、革命殘疾軍人、1.2米以下兒童免費乘車,並提供成人月票和學生月票。
重慶市副市長餘遠牧認爲,重慶公交體制還存在以下弊端:公交客運市場營運主體多而散,國有公交控股集團擁有數千輛大客車,但是不少民營汽車公司只有幾輛車,經營規模過小,競爭秩序不規範。國有公交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壓力和困難,需要進一步轉變內部管理機制,增強活力。其他社會客運企業由於大量採取單車掛靠的組織形式,管理鬆馳,經營粗放,服務質量低,安全隱患多,不能適應社會公衆對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另外,客運市場準入門檻太低。一些小公司只有一、兩輛車,車主就是駕駛員,家庭化經營的現象突出,唯利是圖、拉客搶客、惡性競爭、違章行爲嚴重。
“猛藥”促改公交體制政府面臨棘手難題
目前重慶市正在“下猛藥”推行讓社會客運車輛“公司化、公交化”的公交體制改革,力爭今年內初步理順公交體制。
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今年12月底前,重慶公交線路營運車輛全部爲企業自有自營車輛,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掛靠;有正式勞動合同關係的駕售和管理人員嚴格按勞動法管理,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公交車實行路隊管理和IC卡服務;公交車執行統一的車型、路號、車輛色彩、服務人員着裝、服務用語等標準;公交車按照規定的線路、路號、班次、價格、站點、時間營運。同時,加快主城區各類客運企業資產重組,減少主城公交客運市場的經營主體,改變目前經營主體較多的現狀,截至今年12月底,重慶主城區內現有各類客運企業必須達到自有營運車輛100輛以上,方能申請取得公共交通特許經營權。此外,重慶將組建統一的公共交通站場公司,獨立經營管理公交客運站場的設施,爲各類客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服務。
然而,一些民企懷疑政府在此次改革中能否“一碗水”端平,因爲這關係到改革的成功與否。據重慶市交通委員會公佈,國有公交車有5800輛,7字頭車有481輛,這些車將納入此次改革範圍。但據記者調查,7字頭車中,還有525輛未被納入改革範圍,而它們同樣是在主城區運營、和公交線路重疊的車輛。交通部門之所以將它們排斥在外,是因爲2000年重慶市交通局和公用局組建重慶市交通委員會前,現在的這481輛車屬於原公用局社會客運處管理,那525輛車屬於原交通局社會客運處管理,目前兩者的營運手續完全一致,都屬於城市班車。一些企業反映,公用局和交通局早已不存在了,政府改革不應厚此薄彼,既然是公交化改革,就應該堅決徹底,不留尾巴。
重慶市交委一位負責人坦承,歷史給重慶公交客運市場留下了一個“怪胎”,改變它非常難。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政府的鼓勵下,民營社會客運企業方興未艾。重慶直轄後,重慶主城區迅速擴大,公交線路和民營客運線路逐漸重合。因此,民營客運企業具有合法性,是“滅”不掉的。記者瞭解到,對於政府設立的公交企業須具備100輛自有車輛的門檻,一些民企已提出反對意見。他們認爲,他們遵守的是交通部規章條例,是在依法經營,政府不應干預其經營模式。
民營客運車輛公交化,又是一個棘手難題。渝強實業集團公司在重慶主城區擁有200多輛客運車輛,今年2月底在重慶南坪至壁山的768線路上嘗試進行公交化改造,改變掛靠經營方式,收回承包人的經營權,實行路隊管理模式,駕售人員作爲路隊工作人員拿工資,原承包人分配平均利潤。這種公交化改造使原承包人每月收入減少2000元。渝強集團總經理黎強說:“我是在頂着壓力去做這件事,有的承包人都把我告上法庭了,但我會堅持下去。可是,不少企業已經把好幾年的客運經營權賣出去了,收回來是很難的。因此,公交化改革肯定會遇到阻力。”
重慶市政府要求一些經營幾輛客車的小企業退出公交市場,解決方案一是相互合資、做大做強,二是政府回購或贖買。但許多民企不願合資。一些政府人士擔心,民企可能會向政府“獅子大張口”。此外,民間盛傳“7”字頭車老闆有不少是警察或其他公務人員。目前重慶市政府已嚴令公務人員不得以任何方式介入公交客運經營。許多公交界人士認爲,重慶公交體制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重慶市政府的決心和各部門配合的程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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