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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的部署，今明兩年省、市、縣、鄉四級黨委集中換屆。從目前的進展看，各地在精簡領導班子職數、減少黨委副書記職數、適當擴大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交叉任職等方面都取得實質性進展。
如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四省區通過換屆，市、縣、鄉三級黨委分別減少常委(委員)職數35個、215個和5363個，減少副書記69人、709人和4644人，增加交叉任職20人、231人和4828人，等等。
此次地方換屆的另一特點，是以落實黨員和羣衆對幹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爲重點，把擴大黨內民主貫穿於換屆的全過程。
在換屆過程和換屆之後擴大黨內民主，是完善黨內監督的重要步驟。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並指出了“進一步加強黨內監督”、“支持和保證人大、政府專門機關、司法機關依法履行監督職能”、“支持和保證政協依照章程開展民主監督”、“加強社會監督”等方向。
地方黨委換屆按新要求組建領導班子後，與過去相比，對領導幹部的監督能否落實得更好？帶着這個問題，《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走訪了北京、江蘇、遼寧等地一些基層幹部後發現，他們普遍認爲監督工作非常重要，“不抓不得了”，而對“一把手”的監督又是重中之重。
但在談到具體監督工作的時候，基層幹部大都態度消極，普遍認爲是“敏感問題”不願多談，表現出“監督工作不好出經驗”、“不是自己份內的事”、“只有等上面動真格”等複雜心態，對監督工作如何抓心存困惑。
五種心態擋住“監督真話”
談起監督，幹部們普遍認爲非常重要，但是，談起如何搞好監督，接受採訪的幹部普遍存在一定的消極情緒，他們表現出來的五種心態，讓記者聽到“監督真話”很困難。
心態一：監督是敏感問題，既不敢講、也不願講，“不是自己要想的問題”。
記者就監督話題在北京、遼寧、江蘇等地調查時發現，聯繫採訪的對象都認爲這個話題很重要，也是我們黨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難點問題，但多數監督職能部門在觸及該話題時，流露畏難情緒。
他們的態度主要表現爲三種：一種是不太願意涉及這個話題，認爲話題太敏感，怕惹麻煩；一種是勉強同意談談，但限定了時間和範圍，存在“言多必失”的心態；最後一種認爲“說了白說”，問題和辦法都是在上面，基層只能被動接受。
與這些幹部平淡漠然的監督心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記者在一些網站的論壇、博客上看到監督問題十分吸引眼球，特別是一有腐敗案件出來後，網友跟帖相當踊躍，表現出強烈的“議政願望”。
對此，江蘇省紀委常委顧星說，現在幹部中有一個傾向值得注意，就是一談到監督就聯繫到政治制度改革、聯繫到價值觀的層面，不太願意從技術和機制的層面去做“中性的思考”。他說，加強監督工作需要凝聚全黨的智慧，當前在一些幹部中存在的不願意講“監督真話”的現象令人擔憂。
心態二：監督效果心裏沒底。工作探索“形式重於內容”，創新限於工作方法，鮮有制度性探索。
基層的探索和創新是完善、豐富監督體系的重要來源。但記者注意到，一些地方在這個領域內的探索積極性普遍不高，相對於經濟領域內層出不窮的創新做法，監督領域內的新經驗、新辦法顯得少而又少。
江蘇、遼寧負責監督工作的幹部坦言，監督問題涉及面比較寬，又是主要針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所以進行制度創新的難度很大，導致了部分地方只能在具體的工作方法上進行一點突破。記者採訪時，他們不認爲自己的做法有什麼太大借鑑意義，認爲工作形式大於實際效果。
遼寧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的相關人士均提到了營口的“半月談”談話制度、瀋陽的“領導幹部任前廉政徵詢制度”。但當記者就此聯繫相關方面想進行深入瞭解時，他們均表現出了“不太積極”的態度。顯然，對於這樣的“經驗”，其效果到底有多大，心裏也許沒有太大把握。
南京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陳紹澤認爲，目前各種監督形式在各自領域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紀檢監察領域內的監督實踐更豐富一些，但問題的關鍵是，各種監督形式之間缺少形成合力的橋樑，還難形成“面”上的經驗。
心態三：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等待黨內監督“有突破”。
推進監督工作，主要得靠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這樣的“等待”態度，記者在江蘇、遼寧等地採訪看到的最多。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目前基層幹部關注的重點不在監督制度的自我創新上，而是在大的制度安排上。每當出臺一個事關監督全局的制度時，大家都顯得很興奮，把這看成是中央下決心解決腐敗問題的又一個例證。一些接受採訪的領導幹部說，在制約權力、加強監督方面，大家更關心中央已出臺了什麼政策、正在醞釀出臺什麼政策、還將出臺什麼政策，認爲制度建設要比一個領域、一個部門內的探索管用得多。
蘇州市紀委副書記張錫九說，自己在平時與幹部打交道過程中觀察到，大多數幹部實際上並不排斥監督，把監督看成是保護自己的好事情，但幹部們在監督上也有攀比心理，即看對班子成員與對“班長”是不是一個樣，對非權力領域與對權力領域是不是一個樣，對黨內監督與對黨外監督是不是一個樣。
心態四：談監督“一把手”的多，談“一把手”抓監督的少。
很多幹部一談到監督，就自然談到監督“一把手”的問題。不過一些幹部認爲，“一把手”既是被監督的重點對象，也是抓監督的重要力量，目前“一把手”這兩個角色轉換處理的不夠理想。
記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一把手”在談到監督時，往往談監督下屬的內容多於談監督“一把手”；下屬在談到監督時，往往談監督“一把手”多於談監督本部門。
遼寧省鐵嶺市紀委研究室主任武紹國認爲，一個部門監督工作做得好壞，“一把手”的重視程度是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對“一把手”抓監督工作還沒有形成足夠的壓力，另外對“一把手”怎樣抓監督跟蹤研究的也不夠。
心態五：監督制度、文件、通知多，執行中的效果很不理想，缺乏讓監督剛性起來的法律。
遼寧省紀委黨風廉政室主任甄傑說，我們在履行監督職責時，主要靠黨規、條例和若干的廉政建設準則，甚至各種會議的“幾不準”等，我們的制度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但落實得不好。他認爲，監督的法律保障不夠，只靠制度不行，一些制度應該上升到法律層面。
遼寧、江蘇、北京等地的幹部認爲，目前我們黨在加強監督方面不是缺制度，而是缺讓制度活起來的機制；不是缺要求，而是缺讓要求具有約束力的辦法；不是缺文件精神，而是缺讓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一些監督制度在執行時打了折扣，值得反思。比如，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制度，制度本身很好，但很少有腐敗分子是通過財產申報來發現的。現在部分地方，領導幹部財產申報變成了單位會計的一項工作，一到申報時間，會計集中填一下表就交上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一些基層幹部指出，這項制度沒有解決不申報或虛假申報怎麼來懲罰的問題，規定明顯缺少“剛性”。
負責監督工作的幹部反映，圍繞監督出臺幾部法律，比出臺多少監督文件要管用得多。前不久，中紀委駐新華社紀檢組在調查了多個國家反商業賄賂做法後得出結論：解決像商業賄賂等嚴重的腐敗問題，需要積極立法、嚴厲懲處，構築嚴密的法律防線。從這個意義上說，把一些規定上升到法律層面，加強以預防爲主的法律體系建設，則顯得至關重要。
“一把手”是監督的關鍵環節
無論換屆前後，對一把手的監督都是監督中的最關鍵環節。“對‘一把手’的監督效果是最不好的”、“‘一把手’監督難……”，是所有被採訪幹部的共同心聲。
甄傑說，“幾乎啥事都是‘一把手’說了算”，對“一把手”的監督，現在來看效果是最不好的，也就很難在監督問題上取得突破，形成監督合力也就無從談起。
“‘一把手’在本部門是難以監督的，因爲平級沒法監督，底下又不敢監督，所以才造成了這麼多大案、要案、窩案。”幹了幾十年紀檢工作的武紹國這樣說。撫順市新撫區紀委常委、監察局副局長崔志有也表示，在基層辦個案子很難，阻力大，如果沒有“一把手”同意，案子就難辦成。
之所以對“一把手”監督難，主要是賦予“一把手”的權力過重，而責任追究制度又沒有相應真正建立起來。記者在遼寧、北京、江蘇等地採訪，相關人士均表露了這樣的觀點。
瀋陽市委組織部幹部監督處處長孟憲傑說，目前賦予“一把手”的權力過多，尤其表現在任用幹部時，發揮班子的整體作用，難度大，做到民主集中制，也非常難。
遼寧、江蘇的一些負責監督工作的人士還指出，目前在省裏，提拔幹部實行全委會票決制，避免了少數人說了算，在縣區，實行常委會票決制，決策發揚民主，這的確是個進步，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咋“決”，而是幹部的“初始提名權”在誰手裏。
孟憲傑說，“一把手”纔有“初始提名權”，但幹部出事了，想追究責任卻找不到人。他認爲，在推薦幹部人選上，應該搞署名推薦。甄傑也認爲，最好的監督是公開，尤其是黨務公開，應該穩妥推進，但目前這項工作推進的力度非常有限。
今年，遼寧一南一北有兩個“市委(副)書記”落馬，分別是原撫順市委書記周銀校和原葫蘆島市委副書記李春枝。記者注意到，二人均犯受賄罪，受賄的原因也基本相同，那就是利用手中分管人事任免的權力、尤其是“初始提名權”大肆斂財。因收受賄賂120多萬元而於今年8月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4年的周銀校，公訴機關指控的8筆受賄行爲均被法院予以認定，其中的6筆源於幹部的升遷、調轉。周銀校的通常做法是：拿到錢後，應行賄者想得到某個“位置”的要求，伺機找到市委組織部的常務副部長，說“某某人適合哪個位置，你們去考察一下”。礙於“一把手”的特權，周銀校的這個“初始提名權”幾經周折，最後經過“陽光操作”終於變成“某某局長”的產生過程。
由黨內民主入手凝聚監督合力
此次黨委換屆中，各地注意落實黨員和羣衆對幹部選拔任用的“四權”，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認真執行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和民主評議制度，並在嚴明紀律，強化監督方面下了大功夫。在河北、山西等12個省、區、市，共查處換屆期間的違規違紀案件57起，處理有關責任人111人。
與此同時，專家及相關人士指出，繼續由黨內民主入手，凝聚監督合力，將是下一步的重要方向。
中央黨校教務部副主任、政治學教授侯少文認爲，最近十幾年來，監督一直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軟肋”，是最薄弱的環節，而對“一把手”如何監督，是這個“軟肋”中的“軟肋”。
他認爲，“監督動力不足”的原因，在於監督者不是權力的委託者，權力委託者、監督者、被監督者三者之間“錯位”。
侯少文說，按照現代政黨理念，我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應是黨代表大會，黨代表大會要強化對紀委等監督機關的監督，紀委等監督機關應向黨代表大會負責。而現實情況是，以一個省爲例，這一屆黨代表大會選出的省委委員，卻向下一屆黨代表大會彙報工作，且多不談問題，只是佈置下一屆的工作。
與此對應的是，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負責，這是因爲他們的權力，是上級官員委託的。所以出現了監督不了“一把手”的問題。
“權力來自於黨的代表大會，黨的委員會應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而不是向‘書記’負責。”侯少文說。
目前，黨內、黨外有多種監督資源，各種監督形式，綜合運用勢在必行。專業人士指出，各種監督資源惟有“九牛爬坡，個個出力”，才能形成合力，但前提是，要先破解“一把手”監督難的問題。
爲突破這個“冰點”、提高監督效果，一些權威專家及監督界人士建議可以考慮採取以下兩項措施：
一是推出地方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條件已基本成熟，可在部分市縣(區)搞綜合試點。侯少文認爲，在當前，應明確黨的代表大會作爲黨內最高權力機構、最高監督機構的地位，從現有條件看，適時推出地方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條件基本成熟。他建議，爲了不影響穩定，先期可以考慮在市縣(區)進行改革綜合試點，逐步推開。
部分專家還建議，黨的代表大會的規模要適度控制，如果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是否需要設立專門的委員會，也應一併考慮，從而防止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虛設。同時，領導幹部任期制也要相應明確下來。
二是理順體制，實行垂直管理的監督體系。崔志有說，爲了加強監督，應該考慮體制上的改革，比如把紀委設置爲派出機構，解放紀委幹部的手腳。甄傑則認爲，現在地方的紀檢組模式，按職能應監督“一把手”或班子成員，但實際是監督不了的，因爲紀檢組長在班子成員中處在最末位。
專業人士分析，如果實行從機構到人員皆由中央進行垂直管理的監督體系，有利於改變那種“下級監督上級”的先天缺陷，從而使監督機構具有高度權威性和獨立性，監督人員行使職權有了可靠的保障，監督作用就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
一些專業人士還建議，我們國家的監督制度很多，一些制度應上升到法律層面，成立一個權威的、層次高的、涵蓋更多方面的監督法律體系。另外，也可以借鑑新加坡的“貪污調查局”模式，反貪污機構從檢察機關分離出來，與紀委、公安(查辦職務侵佔的部門)等聯手，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專門機構，加大監督機構的獨立性與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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