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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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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李四光先生與夫人許淑彬、女兒李林、女婿鄒承魯攝於英國伯恩茂斯李林、鄒承魯婚禮時。 |
鄒承魯幾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兒拒絕了，因爲他有糖尿病。最終還是給他買來了。吃完這杯甜美的冰激凌後，83歲的鄒承魯心滿意足地睡去，再也沒有醒來。
11月23日凌晨5點22分，著名生物化學家、中科院院士鄒承魯在北大醫院安詳離世。自2003年發現淋巴癌後他一直深受疾病困擾，最近一次手術因血小板過低導致肺部感染，最終去世。
女兒鄒章平在給父親友人們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在過去的一個月裏他一直在病痛當中，醫生竭盡全力，他自己也竭盡全力，但終究無力迴天。
鄒承魯被譽爲中國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廣爲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紀60年代作爲主要貢獻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爲中國生化科學界的權威。
中科院訃告說鄒承魯一生淡泊名利，學識淵博，遠見卓識，維護科學尊嚴，反對不正之風。在其生平介紹中，更是罕見地評價他是“剛直不阿的鬥士”。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說，“他的品質是我們的楷模。”
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鄒承魯的聲名開始從學術領域擴展到公衆空間。他將嚴厲目光投向科學界學術腐敗，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學界家醜，批判不良學風。
這種改變卻引來微弱非議——研究上做不出什麼名堂，只好靠學術打假出名。女兒鄒章平說，說這話的人顯然並不瞭解我爸爸，他這一生還需要名嗎？
1946年，西南聯大化學系畢業後，鄒承魯在招考英庚款公費出國留學生的考試中，以第一名成績赴英，並師從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生物化學家Keilin教授。研究生期間，他已在Nature(英國《自然》雜誌)單獨署名發文。劍橋幾年，他共發表論文7篇。
自1950年代以來，鄒承魯因其成就獲獎無數，多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以科學界慣用的衡量標準來看，他創造的數字可算非凡：研究論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國《科學》雜誌)收錄98篇，引用次數3200餘次。
儘管獲獎無數，但鄒承魯卻淡泊。他說，做研究的時候就沒有想得獎的事情，爲得獎而工作，不可能成爲好的科學家。他還說，國外也沒有像中國這麼重視諾貝爾獎，一些學校諾獎學者很多，是稀鬆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醫院接受治療的鄒承魯曾對本報記者說——我已經老了，不會像年輕人那樣怕捱整。無非是以後不給我這獎那獎的，我這一輩子得的獎已經夠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說此番話時，他剛剛和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饒毅、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實驗室主任魯白聯名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文章，嚴辭抨擊人治下的中國科技體制。文章認爲計劃經濟時代的科技管理體制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科技的創新和發展。
這是鄒承魯在晚年向中國科學界投下的最後一顆重磅炸彈。和其他兩位身在海外的學者不同，鄒承魯當時在國內孤身面對看得見的讚揚與看不見的責難。
早在1957年，34歲的鄒承魯就提出“應該由科學家管理科學院”。在那個恐怖年代，他的“錯誤理論”還包括：不應該歧視有海外關係的人，允許研究生和導師相互選擇。
女兒鄒章平說，祖父和父親同有留英經歷，同爲科學家，但兩人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委婉，後者張揚；一個含而不露，一個直來直去。鄒章平所說的祖父是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
1948年鄒承魯和同在英國劍橋留學的李林結合，在英國伯恩茂斯海邊，李林的父親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禮。
這段姻緣成就了日後科學界獨有的一家三口皆爲院士的傳奇佳話。李林是中國知名的固體物理和材料科學家，2002年5月先鄒承魯而去。
198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不久，58歲的鄒承魯便首次在科學界提出“科研道德”問題。“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可是有的人卻弄虛作假，用以追逐名利。個別人甚至不擇手段剽竊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後，鄒承魯坦言當年說這番話其實心有所指，是批評當時的三件學術腐敗，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當年劍橋求學，鄒承魯在向《自然》雜誌投的第一篇論文中習慣性地署上導師的名字，卻被導師刪掉。爲人師後，鄒承魯打破了中國科學教育界導師署名的潛規則。他曾說：“最可惡的是仗勢署名。我當這個實驗室的主任，這個實驗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寫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並且寫在最顯著的位置，仗勢欺人，這是一種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場著名的“核酸風波”中，鄒承魯提出核酸營養沒有任何科學依據，他還公開指責生化學會一位副祕書長爲核酸營養品作商業宣傳。
2003年中國科協年會，鄒承魯總結了中國科學工作者違背學術道德的七宗罪：僞造學歷、工作經歷；僞造或篡改原始實驗數據；抄襲、剽竊他人成果；貶低前人成果，自我誇張宣傳；一稿兩投甚至多投；在自己並無貢獻的論文上署名；爲商業廣告作不符合實際的宣傳。
身爲院士的鄒承魯坦言中國院士選舉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鄒承魯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必須嚴肅處理學術腐敗事件》。文章說，“學術腐敗問題已經蔓延至院士羣體。”
鄒承魯表現出來的焦慮遠遠大於他的恐懼，至少外界和身邊親人從未能窺見過他的恐懼。或許正是有這種坦白無懼的心理墊底，他永恆地將自己定位爲一個捅破窗戶紙的人、一個充滿風險的人、一個泄密者、一個同盟中的異端、一個孤立者、一個被謾罵者、一個悲壯者。
這個有性格的老人“不識時務”的舉動，使他在公衆中贏得“科學界真理鬥士”的名字。科學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鄒承魯，也因此知道了科學界並非淨土。
鄒章平說父親把全部時間貢獻給了工作，對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鄒承魯和李林並不強求她子承家業。後來的鄒章平確實也並未從事科學。但在鄒承魯生命垂危的最後時光，有一天他突然對女兒說，如果你搞科學多好，那我們家的牆上說不定就可以掛上四張院士像。女兒歡快地安慰父親，沒問題，過兩天我就拍一張。
女兒未能從事科學並非鄒承魯心中最大的遺憾。他曾經嘗試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裏上班了。他說，在我頭腦清楚、身體健康的時候不讓我工作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鄒承魯無數次表達，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時光太短了。
1951年鄒承魯取得劍橋大學生化博士學位後回國，進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計算過，“從1951年回國一直到1978年，這27年中能夠做工作的加起來不到10年，2／3的時間被運動花掉了。即使在不搞運動的1／3的時間，也是難以開展工作的——不斷要開會！”
鄒承魯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風雲變幻、科技條件簡陋的情況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但他仍不無遺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學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來的。“文革”結束迎來科學春天的時候，鄒承魯已近花甲。
以鄒承魯的天資、努力以及對科學真誠的熱情，或許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來，但他無法逃脫時代給他的侷限。
1970年，爲了結束12年的兩地分居，鄒承魯由上海調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當時正值‘文革’，工作條件很差，既沒有分光光度計，更沒有可控溫的離心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所遇到的困難遠遠超過第一次創業。當時我甚至沒有一間實驗室可以進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後，鄒承魯的師兄美國E.Smith教授率領第一個美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參觀鄒的實驗室。於是在代表團抵京前三個星期，在院領導指令下，鄒承魯獲得了一間實驗室。他馬上四處借實驗臺櫃、玻璃器皿等，連夜佈置實驗室。
“在Smith教授訪問當天，所有的試劑瓶，無論標籤是什麼，裏面都是自來水。幸運的是Smith教授訪問後，我被允許保留這間實驗室，這纔有了一個容身之地。”
鄒承魯的實驗室陸續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裝備均得益於他的劍橋師兄弟們的先後來訪。若干年後，鄒承魯訪問美國，見到Smith教授談及此事。教授說，當時我一眼就看出來你什麼也沒幹。
鄒承魯一直在一種追趕時間的心態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於舊時沒有安定的科學環境，如今有了，人卻浮躁了。所以他憤怒、所以他批判。
北京萬壽寺路上有一個靜謐的院落，那裏便是李四光紀念館，這個私人性質的紀念館也是鄒承魯和李林的寓所。2002年李林去世後，鄒承魯便獨居於此。
女兒鄒章平說，晚年的父親總是摔跟頭，腿摔斷後裏面打了五個鋼針。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畫像中投下的目光裏，在這個空曠家中，孤獨的鄒承魯每天拖着柺杖踟躕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紗纏繞的遺像終於並存於他的親人當中。
一位以“敬仰鄒先生的後輩”自稱的年輕人發來唁電：學術打假鬥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國的學術腐敗有所遏制！華人科學家饒毅曾說，在中國社會討論學術界不良風氣的背景下，鄒承魯這些人的存在，說明中國科學界好的傳統仍然在繼續。
如今鄒承魯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誰又能填補？
鄒承魯生平
1923年5月17日 出生于山東青島
1945年 畢業於西南聯大化學系
1951年 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1951年-1970年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所
1970年至今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
1980年 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89年-1995年 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生物學部主任
1992年 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2006年11月23日 逝世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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