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好的作家”
鐵凝第一次見茅盾是1978年。
那時她在河北農村插隊,是公社裏最小的知青,勞動之餘寫些兒童文學作品。中國兒童出版社在北京組織筆會,邀請她參加,在筆會上,鐵凝第一次見到中國作協主席茅盾。
她形容自己當時是“戰戰兢兢”。
慌亂並不是因爲見到“作協主席”:“我並沒有在意誰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別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鐵凝崇敬的還有巴金。遺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沒能近距離接觸過這位文學前輩。
然而,當鐵凝49歲的時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並置,成爲中國作協57年曆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協會她的辦公室裏,記者專訪了鐵凝。石家莊被鐵凝稱爲“我們的村莊”,村莊正在下今年的第一場雪。回到莊裏的鐵凝也重回安靜的狀態。
記者:媒體對你當選作協主席有各種解讀:作協主席走下神壇,作協開啓平民時代,你怎麼看?
鐵凝: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我現在的心情。有喜悅,喜悅首先是因爲這是很高的榮譽,前兩任主席是文學裏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這是非同尋常的位置和榮譽。文學界的同行在這樣的前提下,給了我寬厚的認可,我想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還是一種惶恐,我說我有幾個不敢忘記,第一不敢忘記,就是這個位置不是非我莫屬,即使不跟大師比,單是同代,都有很多優秀作家可以擔當此任。我很榮幸我在這個位置,不忘記這點,我就會知道我是誰。
記者:這次作協領導中,你是主席,王安憶和張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國作協開啓了“玫瑰門”。你的小說《玫瑰門》寫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中國作協會成爲“玫瑰門”嗎?
鐵凝:是指新的領導機構裏嗎?我沒看到什麼紛爭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還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間,甚至不同藝術派別之間應該是能相互理解的。這次作代會上,很多優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選人之列,他們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善意,讓我很感動。
記者:在作協主席選舉中,有人對你投了反對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們會拿你和他們比較。你還有很多同樣優秀的同行,你也會被比較。你的當選除了鮮花和掌聲,可能也伴隨着質疑。
鐵凝:選舉主席的整個過程,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謝投我票的人,因爲在我前面矗立的是那樣的兩座豐碑,投我票的人我覺得至少是給了我寬厚的認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樣感謝,讓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差距——他爲什麼不投你的票,會讓你不斷地想,你會不斷地使自己更好,雖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聲音現在有,以後也都會有。重要的不是被異議、被質疑,重要的是被異議、被質疑以後你怎麼做、做得怎麼樣。一個人心裏有一個廣大世界的時候,你能面對整個世界,也應該能面對這個世界的各種異議和質疑。我希望我是這樣的人。
記者:在作協體制中,“作協主席”是一種榮譽職務,還是一種實際權力?我們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時,“作協主席”更多是一種榮譽象徵,他們似乎並不介入作協的日常工作。
鐵凝:我個人認爲作家協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作協主席也不是權力的代名詞。但它也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榮譽性的職務。作協主席這個位置對我而言,是全新的,也只有幾天時間。我跟前兩任沒有可比性,他們創造的巨大文學財富,擁有的巨大個人魅力和影響力足以覆蓋中國文壇。但這些今天已經沒有了,甚至現在中國文學也不在社會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沒必要爲它感到悲哀,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里程碑式的作家,也絕不存在巨大的個人影響,所以我說,這次作協主席的產生,跟前兩任相比,不僅僅是年齡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來。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我願意努力,讓自己成爲中國作家裏一個優秀的代表。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服務意識、團結能力和實幹精神,對我來說這是最主要的。團結作家、爲作家服務,使他們寫出優秀的作品,這是我最深切的願望。
作家的供養
鐵凝的文學啓蒙老師是徐光耀——《小兵張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經擔任河北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1958年,受“丁陳右派集團”案株連被劃爲右派。鐵凝家與徐光耀相鄰而居,15歲的一天,鐵凝拿着新寫的作文請徐光耀看。徐光耀認爲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爲寫作惹了那麼多麻煩,一個小孩喜歡什麼不成,偏偏來寫作?
看了作文以後,徐光耀的態度就變了:“你不是問我什麼是小說嗎?這就是小說。”這篇文章叫作《會飛的鐮刀》。
徐光耀的肯定,讓鐵凝堅定了文學夢想。之後她四處投稿,結果卻是四處碰壁。
《會飛的鐮刀》最終還是沒能刊發,因爲裏面沒有階級鬥爭,有的只是一些城市女學生和農民、房東小孩的溫情,有勞動和一些情誼——當時是需要衝突的。
《會飛的鐮刀》是在1985年被髮表出來的。北京出版社把它收入一本兒童文學集裏,其中有7個短篇,鐵凝的文章居中,第一篇是劉心武的小說。
小說《夜路》是鐵凝的處女作,最初是投給《河北文藝》的,被省裏一個老作家讀到,隨後推薦給《上海文藝》主編茹誌鵑,茹誌鵑加了短評把《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的頭條上。
《哦,香雪》的發表是鐵凝文學寫作的轉機,也帶給了她最初的文學聲譽。這篇小說獲得當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鐵凝從此開始被文壇關注和接納。其時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發軔的時候。
1982年,鐵凝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記者:作代會以前,作家洪峯上街掛牌乞討,被媒體狂炒。莫言談到洪峯乞討行爲時說,洪峯是在爭取一種公平。中國很多地方都還存在着作家供養制度,洪峯卻得不到這個制度的保護。更多的人批評洪峯作秀,以他爲恥,認爲應該取消“作家供養制度”,你怎麼看?
鐵凝: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制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們這麼一個大國,國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錢來,供養一部分優秀作家的。供養作家在很多國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國有很多文化和文學藝術基金,用來支持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我出訪以色列,以色列作家協會有一個以色列希伯來作家協會,政府要拿出錢來給他們辦純文學雜誌,給他們租房子住,讓他們開咖啡館——咖啡館的收入也是作家的。
爲什麼強調專業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現在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說話。據我所知,像王安憶、張抗抗、劉恆他們都是專業作家,這樣一些頂尖的作家,怎麼配不上國家出一點錢,有一個相對體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就可以買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鬆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於解除作家的後顧之憂,專心寫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
記者:怎麼避免作家因養而生的惰性?合同製作家制度能奏效嗎?
鐵凝:作家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實際上專業作家羣體,在文學體制中在逐年縮小,更多的是採取合同製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協會(我不說中國作協的作家,我還沒有掌握全部情況,但據我所知,中國作協機關裏沒有專業作家,它只是一個服務性機構,和各省的作家協會還不一樣)有5個專業作家,還有30個左右合同製作家名額,人是不固定的,一期兩年,在這兩年中,政府拿出錢來資助作家寫作,不限定寫作的題材和內容。“合同製作家”是一個競爭機制,它不養一個不寫作的人。
記者:不能迴避作家對作協的疏離這個現實,前有李銳退出中國作協,後有湖南、上海省級作家退出,你怎麼看作家跟作協的離心傾向?
鐵凝:李銳退出了中國作協,但沒退出山西省作協,他還是山西省作協的專業作家,作家要的是什麼,他要的只是一個相對正常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專業作家制度爲作家提供的保護是,可以使作家不用爲一把米憂愁、焦躁,雖然我們說悲憤出詩人,但我們是一個大國,我覺得實際上花在作家身上的錢是沒有多少的。制度提供的是一種保護,作家的寫作還是獨立的,作協不會干預作家的寫作。同樣,一個作家寫不出好作品的時候,作協是沒有辦法幫他寫出好作品來的。一切還得靠作家自己。下轉第28版□本報記者夏榆
“特別好的作家”
鐵凝第一次見茅盾是1978年。
那時她在河北農村插隊,是公社裏最小的知青,勞動之餘寫些兒童文學作品。中國兒童出版社在北京組織筆會,邀請她參加,在筆會上,鐵凝第一次見到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她形容自己當時是“戰戰兢兢”。
慌亂並不是因爲見到“作協主席”:“我並沒有在意誰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別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鐵凝崇敬的還有巴金。遺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沒能近距離接觸過這位文學前輩。
然而,當鐵凝49歲的時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並置,成爲中國作協57年曆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協會她的辦公室裏,記者專訪了鐵凝。石家莊被鐵凝稱爲“我們的村莊”,村莊正在下今年的第一場雪。回到莊裏的鐵凝也重回安靜的狀態。
記者:媒體對你當選作協主席有各種解讀:作協主席走下神壇,作協開啓平民時代,你怎麼看?
鐵凝: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我現在的心情。有喜悅,喜悅首先是因爲這是很高的榮譽,前兩任主席是文學裏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這是非同尋常的位置和榮譽。文學界的同行在這樣的前提下,給了我寬厚的認可,我想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還是一種惶恐,我說我有幾個不敢忘記,第一不敢忘記,就是這個位置不是非我莫屬,即使不跟大師比,單是同代,都有很多優秀作家可以擔當此任。我很榮幸我在這個位置,不忘記這點,我就會知道我是誰。
記者:這次作協領導中,你是主席,王安憶和張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國作協開啓了“玫瑰門”。你的小說《玫瑰門》寫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中國作協會成爲“玫瑰門”嗎?
鐵凝:是指新的領導機構裏嗎?我沒看到什麼紛爭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還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間,甚至不同藝術派別之間應該是能相互理解的。這次作代會上,很多優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選人之列,他們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善意,讓我很感動。
記者:在作協主席選舉中,有人對你投了反對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們會拿你和他們比較。你還有很多同樣優秀的同行,你也會被比較。你的當選除了鮮花和掌聲,可能也伴隨着質疑。
鐵凝:選舉主席的整個過程,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謝投我票的人,因爲在我前面矗立的是那樣的兩座豐碑,投我票的人我覺得至少是給了我寬厚的認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樣感謝,讓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差距——他爲什麼不投你的票,會讓你不斷地想,你會不斷地使自己更好,雖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聲音現在有,以後也都會有。重要的不是被異議、被質疑,重要的是被異議、被質疑以後你怎麼做、做得怎麼樣。一個人心裏有一個廣大世界的時候,你能面對整個世界,也應該能面對這個世界的各種異議和質疑。我希望我是這樣的人。
記者:在作協體制中,“作協主席”是一種榮譽職務,還是一種實際權力?我們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時,“作協主席”更多是一種榮譽象徵,他們似乎並不介入作協的日常工作。
鐵凝:我個人認爲作家協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作協主席也不是權力的代名詞。但它也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榮譽性的職務。作協主席這個位置對我而言,是全新的,也只有幾天時間。我跟前兩任沒有可比性,他們創造的巨大文學財富,擁有的巨大個人魅力和影響力足以覆蓋中國文壇。但這些今天已經沒有了,甚至現在中國文學也不在社會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沒必要爲它感到悲哀,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里程碑式的作家,也絕不存在巨大的個人影響,所以我說,這次作協主席的產生,跟前兩任相比,不僅僅是年齡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來。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我願意努力,讓自己成爲中國作家裏一個優秀的代表。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服務意識、團結能力和實幹精神,對我來說這是最主要的。團結作家、爲作家服務,使他們寫出優秀的作品,這是我最深切的願望。
作家的供養
鐵凝的文學啓蒙老師是徐光耀——《小兵張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經擔任河北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1958年,受“丁陳右派集團”案株連被劃爲右派。鐵凝家與徐光耀相鄰而居,15歲的一天,鐵凝拿着新寫的作文請徐光耀看。徐光耀認爲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爲寫作惹了那麼多麻煩,一個小孩喜歡什麼不成,偏偏來寫作?
看了作文以後,徐光耀的態度就變了:“你不是問我什麼是小說嗎?這就是小說。”這篇文章叫作《會飛的鐮刀》。
徐光耀的肯定,讓鐵凝堅定了文學夢想。之後她四處投稿,結果卻是四處碰壁。
《會飛的鐮刀》最終還是沒能刊發,因爲裏面沒有階級鬥爭,有的只是一些城市女學生和農民、房東小孩的溫情,有勞動和一些情誼——當時是需要衝突的。
《會飛的鐮刀》是在1985年被髮表出來的。北京出版社把它收入一本兒童文學集裏,其中有7個短篇,鐵凝的文章居中,第一篇是劉心武的小說。
小說《夜路》是鐵凝的處女作,最初是投給《河北文藝》的,被省裏一個老作家讀到,隨後推薦給《上海文藝》主編茹誌鵑,茹誌鵑加了短評把《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的頭條上。
《哦,香雪》的發表是鐵凝文學寫作的轉機,也帶給了她最初的文學聲譽。這篇小說獲得當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鐵凝從此開始被文壇關注和接納。其時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發軔的時候。
1982年,鐵凝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記者:作代會以前,作家洪峯上街掛牌乞討,被媒體狂炒。莫言談到洪峯乞討行爲時說,洪峯是在爭取一種公平。中國很多地方都還存在着作家供養制度,洪峯卻得不到這個制度的保護。更多的人批評洪峯作秀,以他爲恥,認爲應該取消“作家供養制度”,你怎麼看?
鐵凝: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制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們這麼一個大國,國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錢來,供養一部分優秀作家的。供養作家在很多國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國有很多文化和文學藝術基金,用來支持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我出訪以色列,以色列作家協會有一個以色列希伯來作家協會,政府要拿出錢來給他們辦純文學雜誌,給他們租房子住,讓他們開咖啡館——咖啡館的收入也是作家的。
爲什麼強調專業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現在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說話。據我所知,像王安憶、張抗抗、劉恆他們都是專業作家,這樣一些頂尖的作家,怎麼配不上國家出一點錢,有一個相對體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就可以買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鬆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於解除作家的後顧之憂,專心寫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
記者:怎麼避免作家因養而生的惰性?合同製作家制度能奏效嗎?
鐵凝:作家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實際上專業作家羣體,在文學體制中在逐年縮小,更多的是採取合同製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協會(我不說中國作協的作家,我還沒有掌握全部情況,但據我所知,中國作協機關裏沒有專業作家,它只是一個服務性機構,和各省的作家協會還不一樣)有5個專業作家,還有30個左右合同製作家名額,人是不固定的,一期兩年,在這兩年中,政府拿出錢來資助作家寫作,不限定寫作的題材和內容。“合同製作家”是一個競爭機制,它不養一個不寫作的人。
記者:不能迴避作家對作協的疏離這個現實,前有李銳退出中國作協,後有湖南、上海省級作家退出,你怎麼看作家跟作協的離心傾向?
鐵凝:李銳退出了中國作協,但沒退出山西省作協,他還是山西省作協的專業作家,作家要的是什麼,他要的只是一個相對正常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專業作家制度爲作家提供的保護是,可以使作家不用爲一把米憂愁、焦躁,雖然我們說悲憤出詩人,但我們是一個大國,我覺得實際上花在作家身上的錢是沒有多少的。制度提供的是一種保護,作家的寫作還是獨立的,作協不會干預作家的寫作。同樣,一個作家寫不出好作品的時候,作協是沒有辦法幫他寫出好作品來的。一切還得靠作家自己。下轉第28版
專業作家制度爲什麼現在還不能完全取消,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法制體系還沒有健全起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作家全部成爲自由職業者,作家的權益是沒有辦法保障的。比如盜版的問題,作家的權益會受到嚴重侵害,著作權被侵害,被無情地踐踏,這在我們國家還是很嚴重的;比如現在很多純文學的作家也有好的收入但是探索型、實驗型作家,他不爲市場所左右堅持自己的文學追求,他的生活怎麼辦?除非他有另外一份工作,比如他是一個記者,一個大學老師,一個出版社的編輯。但他沒有這樣的工作怎麼辦?這時候作家顯得很無力。所以我要替中國的優秀專業作家說一句話——專業作家制度並不意味着吃閒飯,也不意味着鐵飯碗。
記者: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作協有一個簡短的表態,那個表態被批評爲狹隘,缺少大國風範。海外流散文學,流散作家,也是中文寫作的一部分,你怎麼看他們?
鐵凝:我覺得有一個大前提,不管什麼樣的、不管在世界什麼地方的華文作家,只要是愛國的,愛這個民族的,都應該被充分地注意和關注。我上個月在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有過一次懇談,他讓我很感動,本來不知道要見面,後來安排了一個小時,他談興很濃又延長了時間。他談到了對中國文學的希望,隨同的一位女士開玩笑說:“大江健三郎是一個比中國作家還中國的作家。”他對中國文學抱有特別高的期望,他很讚賞國內很多優秀的作家,包括流散在海外的中文作家。
我想我會更加關注這些作家的寫作,我會更加具體地關注,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以前讀過,以後我要讀得更多,因爲他們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你不能否認。
書生建館
1996年,鐵凝成爲河北省作協主席。
上任之初,正是作協和文聯分家之時,鐵凝面臨一個選擇。作協有一套工作班子,省委也專門下文,允許鐵凝不坐班在家寫作。“當時我說我不能當作協主席,把我變成不是作家了,這不是我的意願。”
作協從文聯分家出來,除了債務什麼都沒有,作協主席至少能做點什麼事。最終,鐵凝確定了自己作爲作協主席的思路:不把作家協會辦成衙門。
籌建一個文學館被鐵凝看成是當時的狂想,當時北京現代文學館都還沒建成:“這是一個創舉,文學館是一個文化的標誌,河北這塊土地上誕生過衆多傑出人物:荀子、董仲舒這些大哲學家。”那段時間,鐵凝形容自己成了個“祥林嫂”。
河北文學館到現在還是全國惟一一家省級文學館。
記者:籌建文學館是你任河北作協主席的一件大事,籌建困難嗎?
鐵凝:現在覺得像做夢一樣。建文學館花了6500萬元,跑錢非常困難。
第一步是立項。很多環節都是我在那幾年瞭解的:立項就要說服計委,說服省領導,讓他認爲這是重要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地走程序。省長也不完全說了算,要找各個分管副省長。當時一位管着錢常務副省長對我們很不屑,說作家有什麼了不起,省裏這麼窮,你們還想弄什麼文學館。
一個省再窮,文學館這點錢也還是拿得出來的,你在別的地方浪費的錢比這個多得多,公費吃喝,大量吃飯、請客的錢,我知道一個鄉政府半年吃喝的費用就是40萬,我都不知道這怎麼吃的,用那些錢建一個文學館,改善作家的境遇和生活有那麼難嗎?那個常務副省長說,你們下個世紀再說吧,現在省裏財政困難。下個世紀,那可不行。我覺得必須說服他們,見了那些領導,我反覆就是那些話。
記者:作家去找錢,會被理睬嗎?
鐵凝:有一次,我跟黨組書記被人轟到走廊上,黨組書記當時就哭了,一個男的,比我大十歲。我說你哭什麼,他說你怎麼能讓人轟出來呢?你是作家,怎麼能受這樣的委屈呢?我說沒事,他轟就轟了,他轟我出來我沒喪失尊嚴,因爲我不是爲個人的事求他,我是爲作家的文學館求他,他只要答應,讓我給他跪下來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會丟掉我的尊嚴。當然,最後河北文學館的建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決定性支持。
這是一個沒有腐敗的工程,就幾個文人在那兒折騰,黨組書記還有我們祕書長,幾個人瘋跑,而且我們不要交鑰匙工程,是從一顆釘做起的。牆是什麼樣的,設計圖要投票作家協會整個房子是大家的,大家來投票。
記者:你怎麼說服別人投標呢?
鐵凝:省委常委會要定文學館的設計方案,之前我沒參加過省委常委會的旁聽,省委領導說你們是甲方,你們去了要說話,我說我們可以說話,可以真實地表達。回來黨組書記告訴我,我沒參加過常委會,那是很嚴肅的,那不能隨便說話。我說在這件事情上,你是紅臉我是黑臉,我說,我是個作家,他不高興我就回家寫作去了。其實方案已經內定了,但我把他們打了個亂七八糟,事後想想也挺恐怖的。
經歷過這些以後,什麼鋁材、建材,我們每次都一塊開會決定。
當這個建築落成,當大家剪綵完畢以後,整個作家協會的人入住,我們回頭一看這個建築,我非常後怕——那種艱苦程度叫人後怕。
愛情沒有道理
鐵凝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從北京回家,在街口碰到父親,父親說,回家,給你做蘿蔔燉小雞。父親壓根就不提“候補委員”,對鐵凝當選“作協主席”,父親也十分低調,對媒體的訪問一概婉謝。
鐵凝至今未婚,一直在跟父母住。
記者:你獨身的狀態令外界好奇,你對情感很嚴格嗎?
鐵凝: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第一我不是獨身主義者,我不是要打一個旗號。也許更早的時候,比如十八九歲、二十幾歲時,如果那時很快進入家庭生活,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樣子。當然歷史不能假定。我也有過個人的感情經歷,我並不後悔或者怨恨,因爲所有的經歷都有值得紀念的價值。這些情感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給我帶來更多的善,而不是仇恨。至於婚姻,到了這個年紀,我覺得第一,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當然我對婚姻也有好的期望,我想說我還是有希望的,可是我又想告訴你另一句話,我從來都是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爲我覺得做好了失望的準備,纔可能迎來希望。但可能我準備得還不是特別充分。
記者:你說到失望,你不相信有在心智和品性上能跟你匹配的人嗎?
鐵凝:我希望在心智上可以溝通,至少是一種相互理解,我覺得有難度,但我仍然是有希望的。中國話說“緣分”,這是強求不來的。我見過一些好的婚姻,使雙方都得到極大的愉悅,它不是跟事業對立的,我是一個強者,其實更多時候我更像一個家庭婦女。
記者:所謂的女人氣息嗎?
鐵凝:我比較喜歡廚房,我會從日本背一個鍋回來,有一個小鐵鍋,特別有意思,買個鍋回來,感覺特別高興。我跟你說這些,想說明什麼?我不是要男人來爲我服務,其實我沒什麼更高的境界,這些瑣碎的事情很能引起我的興致。但是又因爲這樣,可能更多的人會覺得這個人要躲得遠點。確實有一些好機會被我錯過了,有一些好的暗示我可能會沒有理睬,或者是彼此錯過,但事情已經這樣了。我見過好的婚姻,他們會彼此成就彼此提升,但是如果是一個壞的婚姻——
記者:彼此損害彼此毀滅。
鐵凝:對,與其要一個壞的婚姻,還不如沒有。人爲的強求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但瞭解一個人是困難的,你是不是敢把缺點、毛病都儘快讓對方知道;他知道了後會怎樣,都能檢驗出情感的質地。
我認識日本電影演員慄原小卷,在上世紀80年代她是中國女人的偶像,我前不久去日本還跟她見了一面。我很高興,她都60歲了,一點也不像那個年紀的人。很多年前,可能在她40歲的時候,我看到記者採訪她時問,你怎麼還不結婚?她說還沒做好準備。當時我還很小,很不理解,我想她都40歲了,怎麼還沒做好準備?我想現在我理解了。她現在也還是單身,可能也還是沒有做好結婚的準備。我想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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