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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好的作家”
鐵凝第一次見茅盾是1978年。
那時她在河北農村插隊，是公社裏最小的知青，勞動之餘寫些兒童文學作品。中國兒童出版社在北京組織筆會，邀請她參加，在筆會上，鐵凝第一次見到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她形容自己當時是“戰戰兢兢”。
慌亂並不是因爲見到“作協主席”：“我並沒有在意誰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別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鐵凝崇敬的還有巴金。遺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沒能近距離接觸過這位文學前輩。
然而，當鐵凝49歲的時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並置，成爲中國作協57年曆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協會她的辦公室裏，記者專訪了鐵凝。石家莊被鐵凝稱爲“我們的村莊”，村莊正在下今年的第一場雪。回到莊裏的鐵凝也重回安靜的狀態。
記者：媒體對你當選作協主席有各種解讀：作協主席走下神壇，作協開啓平民時代，你怎麼看？
鐵凝：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我現在的心情。有喜悅，喜悅首先是因爲這是很高的榮譽，前兩任主席是文學裏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這是非同尋常的位置和榮譽。文學界的同行在這樣的前提下，給了我寬厚的認可，我想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還是一種惶恐，我說我有幾個不敢忘記，第一不敢忘記，就是這個位置不是非我莫屬，即使不跟大師比，單是同代，都有很多優秀作家可以擔當此任。我很榮幸我在這個位置，不忘記這點，我就會知道我是誰。
記者：這次作協領導中，你是主席，王安憶和張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國作協開啓了“玫瑰門”。你的小說《玫瑰門》寫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中國作協會成爲“玫瑰門”嗎？
鐵凝：是指新的領導機構裏嗎？我沒看到什麼紛爭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還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間，甚至不同藝術派別之間應該是能相互理解的。這次作代會上，很多優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選人之列，他們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善意，讓我很感動。
記者：在作協主席選舉中，有人對你投了反對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們會拿你和他們比較。你還有很多同樣優秀的同行，你也會被比較。你的當選除了鮮花和掌聲，可能也伴隨着質疑。
鐵凝：選舉主席的整個過程，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謝投我票的人，因爲在我前面矗立的是那樣的兩座豐碑，投我票的人我覺得至少是給了我寬厚的認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樣感謝，讓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差距——他爲什麼不投你的票，會讓你不斷地想，你會不斷地使自己更好，雖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聲音現在有，以後也都會有。重要的不是被異議、被質疑，重要的是被異議、被質疑以後你怎麼做、做得怎麼樣。一個人心裏有一個廣大世界的時候，你能面對整個世界，也應該能面對這個世界的各種異議和質疑。我希望我是這樣的人。
記者：在作協體制中，“作協主席”是一種榮譽職務，還是一種實際權力？我們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時，“作協主席”更多是一種榮譽象徵，他們似乎並不介入作協的日常工作。
鐵凝：我個人認爲作家協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作協主席也不是權力的代名詞。但它也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榮譽性的職務。作協主席這個位置對我而言，是全新的，也只有幾天時間。我跟前兩任沒有可比性，他們創造的巨大文學財富，擁有的巨大個人魅力和影響力足以覆蓋中國文壇。但這些今天已經沒有了，甚至現在中國文學也不在社會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沒必要爲它感到悲哀，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里程碑式的作家，也絕不存在巨大的個人影響，所以我說，這次作協主席的產生，跟前兩任相比，不僅僅是年齡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來。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我願意努力，讓自己成爲中國作家裏一個優秀的代表。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服務意識、團結能力和實幹精神，對我來說這是最主要的。團結作家、爲作家服務，使他們寫出優秀的作品，這是我最深切的願望。
作家的供養
鐵凝的文學啓蒙老師是徐光耀——《小兵張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經擔任河北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1958年，受“丁陳右派集團”案株連被劃爲右派。鐵凝家與徐光耀相鄰而居，15歲的一天，鐵凝拿着新寫的作文請徐光耀看。徐光耀認爲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爲寫作惹了那麼多麻煩，一個小孩喜歡什麼不成，偏偏來寫作？
看了作文以後，徐光耀的態度就變了：“你不是問我什麼是小說嗎？這就是小說。”這篇文章叫作《會飛的鐮刀》。
徐光耀的肯定，讓鐵凝堅定了文學夢想。之後她四處投稿，結果卻是四處碰壁。
《會飛的鐮刀》最終還是沒能刊發，因爲裏面沒有階級鬥爭，有的只是一些城市女學生和農民、房東小孩的溫情，有勞動和一些情誼——當時是需要衝突的。
《會飛的鐮刀》是在1985年被髮表出來的。北京出版社把它收入一本兒童文學集裏，其中有7個短篇，鐵凝的文章居中，第一篇是劉心武的小說。
小說《夜路》是鐵凝的處女作，最初是投給《河北文藝》的，被省裏一個老作家讀到，隨後推薦給《上海文藝》主編茹誌鵑，茹誌鵑加了短評把《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的頭條上。
《哦，香雪》的發表是鐵凝文學寫作的轉機，也帶給了她最初的文學聲譽。這篇小說獲得當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鐵凝從此開始被文壇關注和接納。其時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發軔的時候。
1982年，鐵凝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記者：作代會以前，作家洪峯上街掛牌乞討，被媒體狂炒。莫言談到洪峯乞討行爲時說，洪峯是在爭取一種公平。中國很多地方都還存在着作家供養制度，洪峯卻得不到這個制度的保護。更多的人批評洪峯作秀，以他爲恥，認爲應該取消“作家供養制度”，你怎麼看？
鐵凝：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制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們這麼一個大國，國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錢來，供養一部分優秀作家的。供養作家在很多國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國有很多文化和文學藝術基金，用來支持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我出訪以色列，以色列作家協會有一個以色列希伯來作家協會，政府要拿出錢來給他們辦純文學雜誌，給他們租房子住，讓他們開咖啡館——咖啡館的收入也是作家的。
爲什麼強調專業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現在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說話。據我所知，像王安憶、張抗抗、劉恆他們都是專業作家，這樣一些頂尖的作家，怎麼配不上國家出一點錢，有一個相對體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就可以買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鬆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於解除作家的後顧之憂，專心寫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
記者：怎麼避免作家因養而生的惰性？合同製作家制度能奏效嗎？
鐵凝：作家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實際上專業作家羣體，在文學體制中在逐年縮小，更多的是採取合同製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協會(我不說中國作協的作家，我還沒有掌握全部情況，但據我所知，中國作協機關裏沒有專業作家，它只是一個服務性機構，和各省的作家協會還不一樣)有5個專業作家，還有30個左右合同製作家名額，人是不固定的，一期兩年，在這兩年中，政府拿出錢來資助作家寫作，不限定寫作的題材和內容。“合同製作家”是一個競爭機制，它不養一個不寫作的人。
記者：不能迴避作家對作協的疏離這個現實，前有李銳退出中國作協，後有湖南、上海省級作家退出，你怎麼看作家跟作協的離心傾向？
鐵凝：李銳退出了中國作協，但沒退出山西省作協，他還是山西省作協的專業作家，作家要的是什麼，他要的只是一個相對正常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專業作家制度爲作家提供的保護是，可以使作家不用爲一把米憂愁、焦躁，雖然我們說悲憤出詩人，但我們是一個大國，我覺得實際上花在作家身上的錢是沒有多少的。制度提供的是一種保護，作家的寫作還是獨立的，作協不會干預作家的寫作。同樣，一個作家寫不出好作品的時候，作協是沒有辦法幫他寫出好作品來的。一切還得靠作家自己。
專業作家制度爲什麼現在還不能完全取消，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法制體系還沒有健全起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作家全部成爲自由職業者，作家的權益是沒有辦法保障的。比如盜版的問題，作家的權益會受到嚴重侵害，著作權被侵害，被無情地踐踏，這在我們國家還是很嚴重的；比如現在很多純文學的作家也有好的收入但是探索型、實驗型作家，他不爲市場所左右堅持自己的文學追求，他的生活怎麼辦？除非他有另外一份工作，比如他是一個記者，一個大學老師，一個出版社的編輯。但他沒有這樣的工作怎麼辦？這時候作家顯得很無力。所以我要替中國的優秀專業作家說一句話——專業作家制度並不意味着吃閒飯，也不意味着鐵飯碗。
記者：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作協有一個簡短的表態，那個表態被批評爲狹隘，缺少大國風範。海外流散文學，流散作家，也是中文寫作的一部分，你怎麼看他們？
鐵凝：我覺得有一個大前提，不管什麼樣的、不管在世界什麼地方的華文作家，只要是愛國的，愛這個民族的，都應該被充分地注意和關注。我上個月在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有過一次懇談，他讓我很感動，本來不知道要見面，後來安排了一個小時，他談興很濃又延長了時間。他談到了對中國文學的希望，隨同的一位女士開玩笑說：“大江健三郎是一個比中國作家還中國的作家。”他對中國文學抱有特別高的期望，他很讚賞國內很多優秀的作家，包括流散在海外的中文作家。
我想我會更加關注這些作家的寫作，我會更加具體地關注，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以前讀過，以後我要讀得更多，因爲他們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你不能否認。
書生建館
1996年，鐵凝成爲河北省作協主席。
上任之初，正是作協和文聯分家之時，鐵凝面臨一個選擇。作協有一套工作班子，省委也專門下文，允許鐵凝不坐班在家寫作。“當時我說我不能當作協主席，把我變成不是作家了，這不是我的意願。”
作協從文聯分家出來，除了債務什麼都沒有，作協主席至少能做點什麼事。最終，鐵凝確定了自己作爲作協主席的思路：不把作家協會辦成衙門。
籌建一個文學館被鐵凝看成是當時的狂想，當時北京現代文學館都還沒建成：“這是一個創舉，文學館是一個文化的標誌，河北這塊土地上誕生過衆多傑出人物：荀子、董仲舒這些大哲學家。”那段時間，鐵凝形容自己成了個“祥林嫂”。
河北文學館到現在還是全國惟一一家省級文學館。
記者：籌建文學館是你任河北作協主席的一件大事，籌建困難嗎？
鐵凝：現在覺得像做夢一樣。建文學館花了6500萬元，跑錢非常困難。
第一步是立項。很多環節都是我在那幾年瞭解的：立項就要說服計委，說服省領導，讓他認爲這是重要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地走程序。省長也不完全說了算，要找各個分管副省長。當時一位管着錢常務副省長對我們很不屑，說作家有什麼了不起，省裏這麼窮，你們還想弄什麼文學館。
一個省再窮，文學館這點錢也還是拿得出來的，你在別的地方浪費的錢比這個多得多，公費吃喝，大量吃飯、請客的錢，我知道一個鄉政府半年吃喝的費用就是40萬，我都不知道這怎麼吃的，用那些錢建一個文學館，改善作家的境遇和生活有那麼難嗎？那個常務副省長說，你們下個世紀再說吧，現在省裏財政困難。下個世紀，那可不行。我覺得必須說服他們，見了那些領導，我反覆就是那些話。
記者：作家去找錢，會被理睬嗎？
鐵凝：有一次，我跟黨組書記被人轟到走廊上，黨組書記當時就哭了，一個男的，比我大十歲。我說你哭什麼，他說你怎麼能讓人轟出來呢？你是作家，怎麼能受這樣的委屈呢？我說沒事，他轟就轟了，他轟我出來我沒喪失尊嚴，因爲我不是爲個人的事求他，我是爲作家的文學館求他，他只要答應，讓我給他跪下來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會丟掉我的尊嚴。當然，最後河北文學館的建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決定性支持。
這是一個沒有腐敗的工程，就幾個文人在那兒折騰，黨組書記還有我們祕書長，幾個人瘋跑，而且我們不要交鑰匙工程，是從一顆釘做起的。牆是什麼樣的，設計圖要投票作家協會整個房子是大家的，大家來投票。
記者：你怎麼說服別人投標呢？
鐵凝：省委常委會要定文學館的設計方案，之前我沒參加過省委常委會的旁聽，省委領導說你們是甲方，你們去了要說話，我說我們可以說話，可以真實地表達。回來黨組書記告訴我，我沒參加過常委會，那是很嚴肅的，那不能隨便說話。我說在這件事情上，你是紅臉我是黑臉，我說，我是個作家，他不高興我就回家寫作去了。其實方案已經內定了，但我把他們打了個亂七八糟，事後想想也挺恐怖的。
經歷過這些以後，什麼鋁材、建材，我們每次都一塊開會決定。
當這個建築落成，當大家剪綵完畢以後，整個作家協會的人入住，我們回頭一看這個建築，我非常後怕——那種艱苦程度叫人後怕。
愛情沒有道理
鐵凝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從北京回家，在街口碰到父親，父親說，回家，給你做蘿蔔燉小雞。父親壓根就不提“候補委員”，對鐵凝當選“作協主席”，父親也十分低調，對媒體的訪問一概婉謝。
鐵凝至今未婚，一直在跟父母住。
記者：你獨身的狀態令外界好奇，你對情感很嚴格嗎？
鐵凝：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第一我不是獨身主義者，我不是要打一個旗號。也許更早的時候，比如十八九歲、二十幾歲時，如果那時很快進入家庭生活，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樣子。當然歷史不能假定。我也有過個人的感情經歷，我並不後悔或者怨恨，因爲所有的經歷都有值得紀念的價值。這些情感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給我帶來更多的善，而不是仇恨。至於婚姻，到了這個年紀，我覺得第一，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當然我對婚姻也有好的期望，我想說我還是有希望的，可是我又想告訴你另一句話，我從來都是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爲我覺得做好了失望的準備，纔可能迎來希望。但可能我準備得還不是特別充分。
記者：你說到失望，你不相信有在心智和品性上能跟你匹配的人嗎？
鐵凝：我希望在心智上可以溝通，至少是一種相互理解，我覺得有難度，但我仍然是有希望的。中國話說“緣分”，這是強求不來的。我見過一些好的婚姻，使雙方都得到極大的愉悅，它不是跟事業對立的，我是一個強者，其實更多時候我更像一個家庭婦女。
記者：所謂的女人氣息嗎？
鐵凝：我比較喜歡廚房，我會從日本背一個鍋回來，有一個小鐵鍋，特別有意思，買個鍋回來，感覺特別高興。我跟你說這些，想說明什麼？我不是要男人來爲我服務，其實我沒什麼更高的境界，這些瑣碎的事情很能引起我的興致。但是又因爲這樣，可能更多的人會覺得這個人要躲得遠點。確實有一些好機會被我錯過了，有一些好的暗示我可能會沒有理睬，或者是彼此錯過，但事情已經這樣了。我見過好的婚姻，他們會彼此成就彼此提升，但是如果是一個壞的婚姻——
記者：彼此損害彼此毀滅。
鐵凝：對，與其要一個壞的婚姻，還不如沒有。人爲的強求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但瞭解一個人是困難的，你是不是敢把缺點、毛病都儘快讓對方知道；他知道了後會怎樣，都能檢驗出情感的質地。
我認識日本電影演員慄原小卷，在上世紀80年代她是中國女人的偶像，我前不久去日本還跟她見了一面。我很高興，她都60歲了，一點也不像那個年紀的人。很多年前，可能在她40歲的時候，我看到記者採訪她時問，你怎麼還不結婚？她說還沒做好準備。當時我還很小，很不理解，我想她都40歲了，怎麼還沒做好準備？我想現在我理解了。她現在也還是單身，可能也還是沒有做好結婚的準備。我想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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