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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文稱，只有創新體制，才能遏制黨內腐敗，才能確保黨的生命力與戰鬥力，才能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先進性。
文章稱，最近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件，揭示出一些問題值得思考。
問題之一：制度缺漏監管不力給腐敗分子以可乘之機。此次上海社保資金數十億被“大手筆”地挪用，正是與制度管理不健全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目前，每個人的社保基金都由當地的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代爲管理。各級管理中心的歸口管理單位爲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該中心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直屬事業單位，各地管理中心目前大都也爲事業單位編制。而這些大大小小的管理中心卻承擔相當多的行政職能，與政府有着千思萬縷的聯繫，有的甚至就是政府的一個部門。這種“泛行政化”的制度設計，在沒有法人資產和獨立的經濟利益約束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很難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規範的會計審計、資訊披露制度和風險防範機制，社保資金常常會被當作“準”政府資金支配使用。
文章說，從上海社保資金被挪用的案情看，正是由於制度缺位，導致官員能夠輕易地與“紅頂商人”勾結，可以投資高速公路，甚至進軍電氣市場。在這整個過程中，公衆對社保資金的流向是不知情的。社保資金被祕密拆借，聯結起灰色資金鍊條，並由此搭建起權錢交易的橋樑。雖然在監管體系方面，地方的財政、稅務、銀行、審計、工會等多個部門都參與管理，實際操作往往造成“五龍治水”、職責不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我他互不得罪”的心態比較普遍，帶來的後果是管理部門很多，而發揮作用的很少。
問題之二：幹部掌握的權力過大並且能夠爲所欲爲。中國的各級領導官員，承擔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責，掌握着各種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尤其是“一把手”。一些“一把手”在其管轄的範圍內往往凌駕於其他領導班子成員頭上，討論決策重大問題喜歡“一言堂”，把不同意見視作鬧不團結；有的“一把手”甚至蛻變成“一霸手”，對同事或下級搞依附關係、貓鼠關係，同事或下級不能在會議上與“一把手”持不同意見。
問題之三：監督懲處體制失靈導致腐敗不能得到有效遏止。這麼多年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後繼”、“不怕犧牲”，與監督不嚴、查辦不力、監督懲處體制失靈密切相關。在我國，現在作爲監督的主要職能機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實行的是在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和當地黨委、政府的雙重領導下，對同級黨委、政府進行監督。
從實踐中看，這樣的監督體制存在很大弊端：一是紀檢監察機關實行雙重領導，實際上是當地黨委、政府的單方領導，許多問題都由當地黨委、政府決定和解決。這在客觀上大大削弱了紀檢監察機關的權威。在這樣的體制下，對同級黨委、政府實施監督，是難以落實和奏效的。
二是這種體制不能使紀檢監察機關獨立行使權力。本該自身決定和實施的事情，還須經當地黨委、政府研究決定，從而顛倒了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尤其是在查處同級黨政領導違法違紀時，這無異於是將監督“內幕”告訴被監督者，讓其做好逃避監督的對策。
三是這種體制，使紀檢監察幹部不能超脫自己所處的環境，工作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辦案中心存疑慮，瞻左顧右，思前想後，不能充分行使職權。在對違紀者處理中更會受到各方面的干擾。因此，處理上打折扣的事在所難免。這樣的監督體制，實際上使層層的一把手和領導幹部無法得到監督。各級一把手以及主要幹部成了“特殊黨員”，處於“虛監”、“失監”的狀態。
文章說，針對以上問題，現在關鍵的是如何進一步提出有力地制約權力、消除腐敗的措施。首先，必須嚴格實行政務、黨務公開。這幾年，黨和國家一直強調實行政務公開和黨務公開。2000年下發了《關於在全國鄉鎮政權機關全面推行政務公開制度的通知》；2005年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推行政務公開的意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更明確指出，要在黨內逐步推行黨務公開制度。陽光是清除腐敗的清潔劑，徹底實行政務公開和黨務公開，強化公開性透明度，把政務黨務置於廣大羣衆的雪亮眼睛之下，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如社保資金挪用這樣的權力濫用又豈能得逞。
其次，加強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列寧早就主張，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體制上是隸屬於黨的代表大會之下與各級黨委並行的機構，應該保持監督的獨立性。應推行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垂直領導體制。
再次，加強黨的廉政制度建設。“黨要管黨”，不但要從思想上管，還要從體制機制上去管。加強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是從源頭上防止和消除腐敗的根本保證。事實證明，實現“黨要管好黨”需要“體制創新”，運用有效的體制去制約監督權力。只有創新體制，才能遏制黨內腐敗，才能確保黨的生命力與戰鬥力，才能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先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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