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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飄萍
湖南新民學會的會員討論『個人生活方法』時，毛澤東表示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日理萬機時刻還親自批復：確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後來，他還多次在會見外賓以及其他場合提到過邵飄萍，邵飄萍的遺孀湯修慧也在他的親自關懷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2006年的記者節，有新出版的研究專著《亂世飄萍——邵飄萍和他的時代》的書在北京各大書店熱賣，人們以對這位上個世紀著名記者的懷想向新聞記者致敬。
邵飄萍之死
1926年4月，邵飄萍因開罪於北洋政府，為防萬一，避禍於東交民巷內的六國飯店。京報館由夫人湯修慧處理日常事務。4月24日，邵飄萍突然回到報館，悲劇因此發生了。
當日下午5時許，邵飄萍趁夜色乘車趕到報館。此時，京報館附近已經受到監視。一個小時後，邵飄萍處理好事務，又乘車准備返回東交民巷，行至魏染胡同南口，遭到偵緝隊的逮捕。就在他被押往警察廳時，京報館也被包圍搜查，最後偵緝隊聲稱搜出了馮玉祥聘請邵飄萍為軍事顧問的聘書、軍事電報密碼一本、以及他與馮玉祥的合影等，作為邵飄萍犯罪的物證。隨後，偵緝隊查封了報館。
第二天凌晨4時，湯修慧和家人獲悉邵飄萍被捕，立即告知北京新聞界和各方面人士，懇請緊急營救邵飄萍。25日下午3時，北京新聞界召開會議商討營救邵飄萍的辦法，會議決定由新聞等各界13名代表組成小組與張學良交涉。
就在代表們會見張學良，邵飄萍的親友也在尋找其他的營救途徑時，4月26日1時，直奉聯軍總執法處草草提審邵飄萍，審問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隨後判處邵飄萍死刑。當日5時許，邵飄萍即被綁赴天橋刑場槍斃。
邵飄萍遇難後，北洋軍閥不准家屬收屍，把遺體塞在『捨材』——為槍決者粗制的薄皮棺材中埋在槍決現場。不久，其家人冒險尋到葬地，根據有關記載『開棺後看到飄萍屍體。子彈從後腦進入，向前面左頰部位穿出，成一個小三角形似的。頭發蓬亂，血跡斑斑。他身穿華絲葛長衫，黑色紗馬褂，絲光襪，紅皮底黑色緞面鞋。』這時，名伶馬連良慨然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參與為邵飄萍收屍。他出錢請人在城外搭建了一個開喪的涼棚，接待前來吊喪的人們。史載，前來吊唁的人很多，開喪從上午7時開始，到下午3時還沒有結束。馬連良還拍攝了照片，為控訴北洋軍閥的暴行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一張是邵飄萍整容後的遺容，照片上，他飲彈犧牲後左眼下的彈洞清晰可見。
張作霖父子為何對一個新聞人下此死手？
早在1918年2月，邵飄萍就在張作霖搶劫政府軍械時寫過報道《張作霖自由行動》，文章中寫道：『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為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邵飄萍招來殺身之禍的直接原因，則是郭松齡發動灤州事變前後《京報》所發表的大量新聞和評論。而新聞史家認為，邵飄萍被殺的深層原因是其被誣陷為『赤化』。
承載中國報人光榮與夢想的報紙——邵飄萍創辦的《京報》被後人稱作『一張承載中國報人光榮與夢想的報紙』。
1918年10月5日《京報》問世，報館設在前門外三眼井38號，後來又相繼遷至小沙土園、魏染胡同。
《京報》是一張對開四版的日報，較同時代其他報紙的特點是新聞多、評論多、副刊多，其創刊後很快就以消息靈通、內容豐富受到讀者的歡迎。
京報創刊後，邵飄萍親任社長和主筆，他堅持『公平真確』的辦報理念和宗旨，在發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表明：『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所為作也』。為激勵同人,他在編輯部懸掛了一幅自己手書的四字條幅：『鐵肩辣手』。這個詞句出自明代被奸臣嚴嵩殺害的諫官楊椒山的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邵飄萍將『妙手』改為『辣手』，章太炎曾解釋說：『今人謂從事剛嚴猛烈者為辣手，辣之言厲也。』
邵飄萍的筆鋒讓一味迷信暴力的張作霖亂了手腳，他秘密匯款30萬元給邵飄萍，但邵飄萍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端不斷揭露張作霖，他對家人說：『張作霖用30萬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在邵飄萍的主持下，《京報》著重報道和評述政治新聞——北洋政府詭譎的政局和紛紜的戰事，講求新聞的時效性和真實性，立場客觀公正。他報道的典型案例有曹錕賄選大曝光，還有轟動一時的『金佛郎案』等。
創刊不久，《京報》的銷量從最初的300多份，一躍上昇到4000多份，成為京城的一家名報。
《京報》自誕生之日至最終停刊，20年間命運多舛。1918年8月22日，《京報》創刊不到一年,即被當時的『安福系』北洋政府查封，邵飄萍遭到通緝遠走東瀛。1920年，『安福系』政府倒臺，《京報》得以復刊。1926年邵飄萍遇害，《京報》被迫停刊，兩年後在其夫人湯修慧的主持下再度復刊。二次復刊後，湯修慧任社長和總經理，此後十年,湯修慧艱難支橕著邵飄萍的遺業，直至七七事變後最終停刊。
報業生態與報界同仁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京的報館處在統治中心，各派軍閥為了爭權奪利，在混亂的爭斗中，往往在運用武力的同時，還要借助於輿論和宣傳的力量。軍閥和政客除了自己直接控制報紙，還用津貼等手段間接掌控報紙。當時北京大小70多家報紙，三分之二以上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它們隨政局沈浮，並無一貫的政見和主張。無『報格』是當時北京許多報紙的共相。
1914年，邵飄萍為《申報》采訪和撰寫特別通信，同時自己經營新聞編譯社，幾年下來萌發了自己辦報的決心。因為當時國內各家報紙幾乎都是黨派報紙，即使有民間獨立報紙也鮮有影響。那時，創辦一家報館並非難事，一方面法律允許，另一方面在采訪、編輯、印刷、發行上都有便利，因此，邵飄萍辭去《申報》職務，聯合友人辦起了《京報》。
邵飄萍的新聞纔華和事業並非奇峰突進，在他之前，已有王滔、梁啟超這樣以評論著稱的著名報人，與他同時代的還有黃遠生，一位以新聞通訊見長的報界奇纔。邵飄萍進入《申報》時，黃遠生已是上海《時報》、《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善於調查研究，勤於采訪，擅長撰寫新聞通訊，且其品行操守高遠，最終因不為袁世凱利誘所屈,在美國被刺殺。黃遠生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他對邵飄萍產生過很大影響。
與邵飄萍一起在《京報》並肩作戰的還有『兄弟報人』潘公弼和潘劭昂，《京報》前期和後期的主筆。他們是邵飄萍一手培養起來的骨乾。潘公弼說自己與邵飄萍是『同學同事同患難』，他是邵飄萍在東京留學時候的同學，一起組建了東京通訊社，更是《京報》的創刊元老，幾乎所有《京報》的采訪、著譯、編輯，都由他與邵飄萍分任。隨《京報》的沈浮，潘公弼多次鋃鐺入獄受盡磨難。邵飄萍死後，潘公弼仍然活躍於報界，長期主持上海的《時事新報》，其報刊文章被一時傳誦，與當年《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並稱中國報界的『南潘北張』。潘劭昂則在邵飄萍殉報後受湯修慧之邀，擔任了《京報》主筆。
邵飄萍與當時的著名報人張季鸞有深刻的友誼，邵飄萍遇難後，張季鸞雖流落在天津，經濟窘困，但還是把邵飄萍的遺孀祝文秀（妾）母女接到天津照顧。每逢邵飄萍祭日，張季鸞都要到祝文秀寓所慰問，並且親撰祭文，在邵飄萍的遺像前一邊流淚一邊誦讀。
到1920年前後，在北洋政治『有限民主』的框架下，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蕩和新聞界同仁不斷的斗爭和博弈，北京新聞界漸成氣候，形成了一種辦報的氛圍，即：各報都有各自抱負和固定使命，不為金錢勢力所誘迫；主筆多屬學者，具有遠大思想；社長編輯除政客外，多為社會名流；代表民意，監督政府為報人天職。
『私領域』
邵飄萍『鐵肩辣手』的另一面是他的『私生活』，也曾為人津津樂道甚至誇大。
歷史上的邵飄萍風流倜儻、放浪形骸，也常出入『八大胡同』。對於自己的私生活，邵飄萍並不諱言。1926年4月21日，邵飄萍避居六國飯店。22日，奉直聯軍開進北京。當日出版的《京報》刊出邵飄萍的《飄萍啟事》，成為他的絕筆。《飄萍啟事》中，他認為自己的罪名之一就是『不該說章士釗自己嫖賭，不配言整頓學風（鄙人若為教育總長亦不配言整頓學風）』。《亂世飄萍》作者郭汾陽認為，『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報人，沾染一些現在看來有所不宜的生活習慣和作風不足為奇，或者說，那也正是當時許多人的生活常態。』
1936年國民政府否決對邵飄萍的撫恤時，他的同窗劭元衝認為原因是『飄萍私行，實多可議』。
邵飄萍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問題在錢上。在時人筆下，傳聞向邵飄萍送過金錢的，先後有袁世凱、顧維鈞、梁鴻志、張作霖、郭松齡、馮玉祥、孫中山等。因此，胡政之在邵飄萍死後發表的《哀飄萍》一文中，稱其『行為不檢』；管翼賢在《北京報紙小史》中也稱邵飄萍以言論『盡力贊助』政治勢力，『因此獲得利益極大,高樓駟馬，睥睨報界』。這些傳聞的真憑實據很難考證，也與邵飄萍的拒收張作霖30萬元的賄賂、最後招來殺身之禍的事實相左。
邵飄萍獨立辦報，盡可能保持言論自由、經濟獨立，這在當時是一個難題。為了生存，邵飄萍並不恥於談錢，也確實接受了各方勢力的『津貼』，『但那時的「津貼」跟現在的新聞腐敗是兩回事，那是當時的制度性問題，是當時報界的集體行為』，郭汾陽認為。
一些回憶文章印證了邵飄萍從北洋政府和軍閥那裡搞錢的事實，曾為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李思浩，在接受徐鑄成采訪時曾提到北洋政府在段祺瑞內閣時為結交新聞界給過錢，『邵飄萍和段派沒有什麼關系，但因為他是當時的名記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應酬。經常的津貼是沒有的。記得兩次送他成筆的錢，數目相當大，每次總達好幾千吧，究竟多少，現在記不清了。』根據曾與邵飄萍共事的王之英回憶：『飄萍老師在京都，一方面傾心結納同仁，很有本事，團結了各方面的很多人。另一方面抨擊敵人,挨罵的還得出錢。因為罵了之後，飄萍老師就上門去，敵人便訴挨罵之「苦」。老師聽了付之一笑，說確有其事，挨罵難免。你要報紙不登，可以想辦法停下來。實際上登門前就決定停下來了。受者一聽可以停下來，就給報社送鈔票。這就是飄萍老師整軍閥、政客的一種經濟手段。』
邵飄萍生活闊綽（部分原因也是為了更好地打入社會上層采訪到內幕新聞），王之英回憶，『飄萍老師在北京，始備洋車夫代步，車上每邊有三盞燈，共六盞，很漂亮。旋換馬車，豪華一些容易進中南海采訪。後又添置了小轎車就更氣派十足，這樣在一般情況下便能直進中南海而不受阻了，給采訪帶來了許多方便。』
拿了人家卻不嘴軟，是邵飄萍的絕招，但也是一條險徑，他的殞命與之不無關系。
邵飄萍和毛澤東
『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毛澤東曾經充滿敬意地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說。
邵飄萍曾對青年毛澤東產生過很大影響。
1918年10月，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北大新聞研究會。邵飄萍是研究會的兩位導師之一。當時，毛澤東任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曾與邵飄萍有過來往，並在生活困頓時得到邵飄萍的熱情援助。此後，毛澤東也參加了北大新聞研究會。
邵飄萍授課半年，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邵飄萍除了講授一般的報紙出版、新聞采訪等業務知識之外，更強調『訪員』（即記者）的素質與思想的訓練，他以『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砥礪會員，這恰與青年毛澤東注重人格主體精神培養的思想相合，加之邵飄萍當時已是以熱烈反帝和愛國知名的記者，他對新思想新思潮不竭的探索精神、他對新鮮事物的異常敏感、他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卓絕的新聞采訪技能、他恣肆凌厲的社評文章和瀟灑有致的音容言談等等，都使毛澤東怦然心動。
新聞研究會培養了後來中國共產黨最初的一些報刊活動骨乾，其中就有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高君宇、羅章龍、譚平山等。後來毛澤東曾回憶說,他是1920年春在北京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書籍，纔確立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的。返回長沙後，他在開展學生運動、『驅張』運動、新文化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湖南『自治』運動等的過程中，就運用了他在北京所學到的知識，以新聞為武器，相繼辦起了《湘江評論》、《新湖南》以及平民通訊社等報刊和通訊社，又充任湖南《大公報》記者。1920年8月，毛澤東等在長沙又創辦了『文化書社』，在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大綱》中，稱『本社以運銷中外各種有價值之書報為主旨』，其中就有邵飄萍的《新俄國之研究》等，隨後毛澤東等還成立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此外，邵飄萍的一些新聞學論著也是該社社員學習的書籍之一。湖南新民學會的會員討論『個人生活方法』時，毛澤東表示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日理萬機時刻還親自批復：確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後來，他還多次在會見外賓以及其他場合提到過邵飄萍，邵飄萍的遺孀湯修慧也在他的親自關懷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邵飄萍的遺產
邵飄萍不僅是活躍在新聞一線的報人，在新聞理論上也有建樹。《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是他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也是中國新聞史上較早的新聞學專著。
1923年9月，《實際應用新聞學》由北京京報館出版，此書又名《新聞材料采集法》，是中國人撰寫的第一本關於新聞采訪學的專著。此書是邵飄萍在北大新聞研究會授課時的講義，後又修改為平民大學新聞系的教材。顧維鈞稱此書為中國新聞學的『開山之初祖』。
書中分別論述了記者的地位、資格和准備、外觀注意事項，以及訪問的類別和方法等。『十餘年前，社會新聞在報紙中毫無地位，決不能與政治外交並列。今不同矣，社會新聞有時超越政治新聞、因社會新聞涉及各種學科，且與人生之關系，較諸政治、外交尤為密切。讀者在社會新聞中，可發覺社會是否進步或黑暗，從而鼓舞人民打破黑暗而奮斗，主張多數人民的福利。所以看一國報紙的社會新聞，可得悉該國之進步狀況。』邵飄萍在書中的論述多有精闢見解。
《實際應用新聞學》專述新聞學的應用，而1924年6月邵飄萍的《新聞學總論》則論述報紙的性質、任務以及新聞學的基本概念和新聞法制等。
1924年2月，邵飄萍還發表了《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一文，論述了中國新聞學的歷史和現狀，以及他與中國新聞學的關系,成為研究中國新聞史的一篇重要文獻。
『邵飄萍最大的遺產是精神上的，他堅持真實客觀的自由主義新聞立場，獨立辦報，主持正義，並為此以身殉報，這種精神一直鼓舞著後來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郭汾陽說。
（經《亂世飄萍》作者郭汾陽先生同意，本文使用了該書的資料，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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