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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陪酒事件』和2003年曾被媒體披露過的江西省文藝學校萍鄉分校學生『夜總會實習事件』一樣，相對真實地呈現出同一類演藝市場的供需關系，以及由此而來的利益鏈環上各個節點的運作規律和現實邊緣。對於舞蹈的藝術想象之外，這些金字塔底部的真實和構成它們的細節，更令人震撼。
要求整改的舞蹈學校
桂林舞蹈中等職業學校2006級103名學生，入學6個月後，就面對著校方『演藝實習』的動員。校方描繪這為期1年的實習前景包括『杭州正規演出場所』，『有實習工資』，『前3個月750元，以後增加到每月1000元』。『自願報名』和『校方篩選』下，中選的23名女生於10月9日和10日兩批前往杭州。『實習基地』是黃龍體育館商圈內的若乾個演藝吧，酒水之外，客人向表演者贈送『花籃』的提成，是演藝吧老板更看重的利潤來源，『陪客人喝酒』成為『花籃』銷售的潛規則。年僅十五六歲的實習女生們不僅要在這樣的環境中跳舞，也同樣被老板們強加著必須適應潛規則。『領隊』師姐臨時傳授的脫逃技巧，並不能讓她們每晚都那麼幸運。
本能的排斥和實習工資的誘惑之間，女孩們做出最終抉擇並不容易。23人中率先要求停止實習的只有2個人，後來增加到6個，而且是同鄉——事後退學的10名學生，全部來自同一個鄉，其中2名並沒有參與此次實習。孩子們的想法很簡單，『只要回來就好』，憤怒的是感到受騙的家長們。從媒體到婦聯再到教育局，『陪酒』事件進入官方視野，教育局組成了專門調查組，繼就事論事的調查結論之後，教育局通報全市，對這所民辦學校的『嚴重違規辦學行為』進行了嚴厲懲處，責令學校『全面整改，期間禁止招生』，『召回所有實習學生，退還所有違規收費款項』。
被召回來的學生，目前呈現出一種『杭州沒有人強迫我們陪酒』的集體認知。對於陌生人的提問，她們選擇了沈默和報告老師。面對必須要回答的提問，她們表達了『如果學校組織，還是會去實習』的願望。而老師們更樂於強調的是，實習的女孩們大多數『根本就不想回來』，『跟領隊的關系很好』，『現在還在問什麼時候能再去實習』。還有59名學生不顧校方勸阻，情願放棄學籍，直接從實習進入了工作。
民辦藝校的雙重身份
京劇演員、保險公司職員、下海商人，這是桂林舞蹈中等職業學校董事長郭桂生41歲之前的人生經歷。廣西戲劇學校中專畢業之後到南寧的劇團是按部就班，他一度也是唱得小有名氣的國家三級演員，轉行後回到桂林進保險公司，1991年下海經商，跑到巴拿馬做貿易時已經35歲。從國外回桂林，郭桂生發現了新的投資機會，『跟以前的師兄師弟們聯系，他們中好多人都在南寧辦起了藝校，辦得都還不錯』。郭桂生發現，這個領域的『就業市場非常好』，好到『完全是供不應求的程度』。那時候南寧的藝校早已發展得很具規模，有近20家，而且『因為桂北的女孩子好看，都來桂北招生』。1997年，郭桂生投資50萬元，創辦桂林舞蹈中等職業學校，算是桂林最早的民辦藝校之一。
學校起步規模不算大，並沒有校園建設的硬件投入，只是租用辦學場地，有專門的練功和排練場地，是舞蹈學校對辦學場地的首要要求。其餘就是要有能滿足學生的居住和基本文化課需求場地。起初拿固定工資的專職的教職員總共9個人，第一年招來的學生只有47個。最初的招生，按照郭桂生的描述，『完全靠誠意』，是在桂北地區翻山越嶺、到農民家裡費勁脣舌『很辛苦的事情』，家長們關注的是兩大的問題——學費和就業，他們繳納不起每學期2000元左右的學費，也疑惑孩子們學了3年跳舞出來究竟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是不是吃青春飯，這個學校是不是騙人的。盡管學校許諾了就業前景，也同意先拖欠學費，經過了郭桂生的反復到訪動員，最後把孩子送來上學時，家長們依舊將信將疑。
『不辭勞苦』的招生姿態和『欠費教育』的寬容舉措，成為民辦藝校與公辦學校之間的明顯差別，郭桂生當然清楚自己並不是在做『希望工程』，作為有經驗的商人，這50萬元的投入，他期待並且有把握獲得的是更大的產出——在規范的3年學制安排上，通過最後1年的實習期，從學生們在演藝場所的實踐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費用，成為民辦藝校收回成本並獲得利潤的關鍵，也是這個行業內心照不宣的規則。
1999年初，招來的第一批學生進入實習期。只是尋找實習地點並不像郭桂生想象的那樣簡單，學校和演藝場所之間並不會發生直接關聯，必須依托作為中介的演藝公司來安排和統籌。那時候的實習主要在桂林市內的旅游自然風景點和劉三姐景觀園。到了1999年底，第一次有演出中介自己找上門來，是柴衛紅的杭州現代歌舞團。柴衛紅原本是到公辦的桂林藝校要人，但藝校並沒有開設現代舞專業，柴衛紅纔輾轉找到了舞蹈學校。此後，通過與現代歌舞團的合作，杭州成為舞蹈學校定點的實習基地之一。廣東珠三角地區也成為學生們的實習去向之一。
學校最開始並沒有專門的現代舞課程，只有基本功和民族舞，等到1999年學生們開始實習，發現很不適應，演藝市場出現的是對於現代舞的大量需求。郭桂生馬上進行課程調整，現代舞專門成課，分量佔到全部課程的三分之二，民族舞被弱化，內容上以群舞為主。2000年，學校向有關部門申報了『中國舞表演』專業，獲批准後，學校的性質也從開始的職高學歷教育轉換為藝術類中專的學歷教育。『雖然在學歷層次上沒有變化』，校長靳英慧解釋，『但是文憑不一樣了，學生和家長們也覺得中專文憑更好就業』。
改變還不止這些，從2004年開始的中職學校深化改革擴大招生規模的進程，顯然也深刻影響到了桂林舞蹈學校，招生人數出現激增——2004級49人，2005級117人，2006級103人。但校捨的規模並沒有擴大，2005年9月之前，一直租用象山區翠竹路的一處場地辦學，年租金從16萬降到13萬元，並持續到這個區域拆遷之前。校長助理郭珍、也是郭桂生的妹妹說，『因為拆遷時間只給了3個月，學校一時間找不到更合適場地，只好租用了甲山路部隊的場地』，搬到了軍藝藝校的地盤，共用校門、教室和練功房。現在的校捨看起來只能用簡陋形容，除正副校長之外，桂林舞蹈學校老師們的辦公室就設在進門的傳達室裡，十幾平方米的屋子分隔成裡外兩間，裡間擺了一臺電腦。學生們的宿捨是一棟兩層的房子，從原來的6人一間變成12人一間，但租金甚至比以前更貴，郭桂生說，『每年13.5萬元』。比較起來，郭珍感嘆:『以前的環境好多了。』
校捨縮減外，文化課比例也在縮減，尤其是數學課。靳英慧的表述是『2005年初之前，教學計劃是嚴謹的』，此後的『彈性教學摸索，顯然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這次開始實習的23名女生，2006年4月入學，接受基本功和舞蹈學習，期間只有8月28日到9月28日一個月開設了語文、政治、英語三門文化課，此後就被安排開始為期1年的實習。根據校方提供的數字，目前三個年級全部的實習學生是78名，其中絕大多數是『欠費學習』的學生。
演藝市場的復雜需求
對於這些學習舞蹈的孩子們來說，實習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學的就是為了上臺表演』。舞臺衝動和實習工資一起，構成了實習的誘惑力。而校方在實習動員中顯然更加強化和放大了這種誘惑力。具體到那23名入學僅6個月的學生，她們的家長其實也曾質疑過這麼短暫的學習時間，究竟能讓孩子『有什麼本事掙那麼多錢？』是校方的信誓旦旦以及和學生家長共同簽訂的三方實習演出合約，讓他們逐漸解除了疑慮，所以，在校方要求每人繳納1000元『實習押金』時，這些拮據到連每學期2480元學費都無法全額繳納的家長們，為了孩子們不失去這次機會，硬是東拼西湊交齊了各自的1000元。
如果我們以這次的實習作為一個樣本分析，能很清晰看到其中串連起來的演藝市場各個鏈環——學生、學校、演藝中介和演藝場所——真實利益驅動。10月9日和10日，孩子們啟程時候，這實習和這舞蹈學校辦學9年以來的其他實習看起來並無二致，依舊是一個多方共同獲利的機會——孩子們獲得經驗和金錢，也讓家長們的期待得到滿足;學校可以從老規矩的實習費用提成中彌補學費欠缺並有所獲益;演藝中介同樣通過演出提成獲益。剩下的看起來獲益最不明晰的，只有演藝場所。表面上來看，演藝場所是各方獲益中全部費用的支出方，以23名女生為例，支付每人每晚100元的演出費用，這其中的25元歸學生，25元歸學校提成，50元歸負責學生們吃住、服裝、演出安排和其他一切瑣碎事宜的演藝中介——也就是她們的領隊和師姐韋乾娜所有。
有杭州酒吧的觀察者曾經做過比較，在杭州不同地段的幾類酒吧中，黃龍商圈的演藝吧消費相對其他酒吧算是貴的，人均100元以上，這也就決定了演藝吧的主要消費群體是『30歲以上的高消費人群』。而目前絕大多數演藝吧按照常規經營，基本只能處於收支平衡，行內的利潤潛規則就是客人向表演者贈送『花籃』的提成。演藝吧主體消費者『找樂子』的消費需求取向，成為曖昧滋生的土壤。吧主們並不掩飾逐利目的，更讓這曖昧逐漸成為一種強制的規則，甚至還伴生了演出者不陪酒每天扣50元錢的這種規定。在提供表演外，演藝場所的老板們，對於自己花錢請的表演者們理直氣壯提出了更多附加要求。
在這個環節上顯露出來的是演藝中介的作壁上觀，組織這種演藝吧跑場的中介似乎並不在乎演員們的私人感受，相反，有的還認為這是演員自己獲利的方式，不算壞事。而且花籃提成中，演藝公司是沒有一分錢的利益，自然情願置身事外。成熟的跑場藝人們如何與各自的中介公司或者演藝吧老板討價還價我們不得而知，但具體到此次實習的女生們，只能求助於自己的領隊師姐韋乾娜。而韋乾娜的雙重身份和個人經歷或許限制了她在這個事件中的態度。按郭桂生的說法，韋乾娜是學校1999級的優秀學生之一，畢業後就在黃龍的演藝場所工作，而且後來『成為杭州現代歌舞團的股東之一』。2005年，柴衛紅不再經營現代歌舞團，學校的實習是由韋乾娜出面負責聯系，新的合作中介是『大漠風鈴藝術有限公司』。郭桂生說，『韋乾娜實際上也是這個公司的負責人之一』。所以，雖然合作中介改變，但郭桂生並沒有覺得有太大變化，用他的話說，『完全信任韋乾娜』，即便是現在，承認學校的『經驗主義』錯誤之後，郭桂生還是會為韋乾娜辯解，『其實做領隊很辛苦，這次帶這23名學生，她也是為了幫學校一個忙』。更戲劇性的是，學校辦公室張貼的師資力量公開欄上，韋乾娜的照片在12月1日、郭桂生不得不接受電視采訪的那天，替換了其中一名老師的位置，重新被貼了上去，上面注明的身份是『實習指導老師』。
在韋乾娜和學校方面，至少在事情擴大化之前並沒有主動停止全部實習的意圖。最初2名女生的意見只是在學校和家人之間小范圍溝通，班主任韋麗娜傳達的意思，和韋乾娜對她們做的工作沒有太多區別，都是讓她們『再適應一下』。在家長支持下態度鮮明的孩子後來受到了部分老師用詞嚴厲的指責，理由是其他學生並沒有同樣的情緒。但學生們承認，韋乾娜並沒有為難她們，『一直對我們很好，幫我們買了車票，最後走的時候，還安排了師姐送我們到車站』。即便是家長們和校方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現在，孩子們對領隊韋乾娜並沒有什麼抱怨。
舞蹈學生的迷惘青春
事件演變到最後，來自大河鄉的10名學生一同退學。大河鄉屬於桂林市的北郊，漓江從全鄉穿境而過，大規模的城市化征地運動中，不少村落的土地已經被征用，以待開發。更遙遠的村落，因為毗鄰漓江，開發針對桂林市居民的農家樂項目也成為不少農戶重要的副業收入。聯合起來向學校『討說法』和賠償的6名家長，解釋自己能夠如此執著的原因是，『不像偏遠地方的農民那樣好糊弄』。
被認為是挑頭者之一的小寧，現在閑在家裡，被問到將來打算，16歲稚氣的面孔上一陣茫然。小寧是今年被桂林舞蹈學校的郭珍和韋麗娜親自到大河中學挑中的，學校挑人的方式很簡單，在體育課上偷偷觀察，覺得哪個不錯，就通過中學的老師直接聯系，再上門給家長做工作。小寧的文化課成績，公允說，並不算好，尤其是英語，雖然沒有經受過什麼正規訓練，舞蹈也算是她一直的愛好。而她的父母已經習慣了藝校的老師們來游說，一年前，就有另一所藝校的老師來游說過。這也是這裡地方民辦藝校最常用的招生方式。在游說之下，父母最終遵從了孩子的意願，同意讓她到舞蹈學校，也覺得『畢業能夠找到工作就是好事』，只是家裡能拿出的學費只有500元。4月份，還沒有完成學業的小寧根據舞蹈學校的安排，和其餘12名同學一起，向原來的中學交納60元錢，拿到了初中畢業證，開始了她們想象中的舞蹈生涯。校長靳英慧在評價學校生源時候的描述，是『文化課很難辦』，但在『體育、藝術方面有基礎』的孩子。靳英慧認為，他們這樣的民辦藝校，『為社會分擔了一部分壓力』。雖然他也承認舞蹈是一種『吃青春飯的技能』，但他更願意強調，通過這樣的學習，在工作若乾年後，她們可以轉做編導，或者自己繼續深造、當老師，路也很寬。
小寧曾經有兩次退學的念頭，第一次是覺得家裡沒錢，基本功很苦，自己練不好。甚至已經自己跑回了家。是班主任韋麗娜帶著幾個學生來找她，鼓勵她，誇贊她的現代舞天分，反復說『基本功不好沒關系，現代舞好就可以了』。第二次萌生退學的念頭，是輾轉聽說以前畢業的學生好像『在不太好的地方跳不太好的舞』，家人也對聽說的藝校畢業生抽煙喝酒的不良習氣不滿。她和好朋友一起去找老師詢問，老師則告訴她們不必擔心，她們的分配由郭校長負責，會有很正規的地方。半信半疑的小寧告訴老師自己想考其他學校學導游的想法，結果被潑了一盆冷水，老師強調她外語不好，其他素質也一般，描述下來，讓小寧覺得，『好像自己除了學跳舞什麼都乾不了』。
搖擺不定中，小寧因為捨不得好朋友要去實習，在實習名單已經確定下來後，找到老師要求參加，老師很爽快地給她增加了一個名額。當初小寧覺得很慶幸，老師對她很好，現在回憶起來，她會說，『原來她們是要用我們給她掙錢，當然那麼爽快』。初到杭州，領隊師姐帶她們去酒吧觀摩過，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等到開始上班，逃脫了4次陪酒要求的小寧在第五個晚上被逮住了。第六天開始，她跟家人溝通之後拒絕上班，借用同屋11個女生中唯一的一個手機給老師發短信表明態度。老師的答復在兩天之後，並且一直試圖讓她『繼續適應』。在和家人的溝通中，小寧顯得非常謹慎，她要求父母不要跟其他同學的家長說，『別人有別人的想法，她們不跟家裡說，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不過焦慮的父母顯然並不贊同孩子的觀點，他們聯系了同鄉的其他家長，壓力輾轉回到孩子們那裡。
現在的小寧確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自己也去找過工作，但不知道能做什麼，太苦的事情，也不是她能承受的。而在舞蹈學校裡繼續學習的100多名學生，在簡陋的練功房裡繼續著她們的舞蹈訓練，作為舞蹈學校的法律顧問，搞文藝出身的律師車聲夔對於練功房的簡陋表達了自己的感慨，『還不如我20年前的練功條件』。他被請去給學生們做了一節45分鍾的法律培訓，講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正確看待和面對媒體，不要去攻擊退學的同學;第二就是關於藝校學習必須要堅持實踐的問題。車聲夔回憶，當他強調『這次實習學校是有錯位，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實習，學習、實踐、糾正、再實踐，是必須堅持的方向』的時候，獲得了孩子們唯一的一次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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